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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名称职的称得上是十分机敏的特工，事实证明他能在任何情况下逃生，可他自己从来没这样看。后来，在行动过程中，他总能够凭自己的机智活下来。由于面对不同战略、问题和不同人物做着近距离的搏斗，他脑子里自然也就没有担惊受怕的余地了。可是眼下，波尔格即将给他下达指示，他却没法制订计划，没法完善预先设想，没法估量未知对手。他只晓得他不得不告别平静、单纯又艰苦的生活，告别阳光、土地和对作物生长的操心，转而要去面对可怕的冒险和巨大的危机，面对谎言、痛苦和流血，说不定还有死亡。因此，他就坐在车座的角落里，紧紧地抱着胳膊，叠着双腿，瞅着昏暗光线中波尔格的脸，心中的无名恐惧纠结着，扭动着，引起阵阵恶心。
在不停变幻的昏暗光线中，波尔格看着就像是童话里的巨人。他是个粗眉大眼的人：厚嘴唇、宽颧骨，浓眉遮着金鱼眼。小时候，他听人说他长得丑，后来也就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男人。他在不安的时候——现在就是如此——他的一双手就不停地伸向面孔，捂着嘴巴、搓着鼻子、揉着前额，下意识地想要掩盖自己不雅的五官。一次，在没事的时刻，狄克斯坦问他：“你干吗冲着每个人大喊大叫？”他干脆地回答：“因为他们全都长得英俊。”
他们交谈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波尔格生在加拿大的法语区，讲希伯来语感觉不顺。狄克斯坦的希伯来语很好，可是法语只能凑合。通常他们都最终选定使用英语。
狄克斯坦已经在波尔格的手下工作了十年，可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人。他觉得他了解波尔格的纠结、不悦的本性；佩服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以色列情报工作着迷似的献身；但是在狄克斯坦的观念里，这还不足以让他喜欢上一个人。波尔格对他说谎时，总是听起来振振有词，然而狄克斯坦无法减少对他的反感。
他用“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对付波尔格的诡计。他会拒不说出自己到哪里去，或者以谎言搪塞。他在实地工作时，从来不按时报告：他只是打电话或者传口信，提出断然的要求。有时候他还会将自己的工作计划，部分或者全部对波尔格秘而不宣。这样就防止了波尔格以他自己的安排对此加以干扰。而且还会更加安全——因为波尔格不管知道什么，都必须如实告诉那些政客，而政客们了解情况以后，很可能通过渠道将消息输送给对手。狄克斯坦深知自己作为特工，战绩斐然——波尔格业绩中的许多胜利都取决于他的贡献——而他只要认定这些事情值得一拼，就会一显身手。
雪铁龙轰响着驶过阿拉伯人的纳扎里思镇，这里如今已是一片荒漠，可能还在宵禁。汽车一路驶进黑夜，开往特拉维夫。波尔格点燃一支细雪茄，开口说话了。
“六日战争之后，国防部里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写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不可避免的毁灭》的报告。他的论据是这样的：在独立战争中，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而当苏联阵营开始站在阿拉伯一方之后，我们就转向法国，后来又是西德。一旦阿拉伯人发现这一切以后，德国当即叫停了一切交易。法国在六日战争之后，强行禁运令。英国和美国都坚持拒绝出售武器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货源。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寻找新的供应商和建立我们自己的军火工业来弥补这些损失；但即使如此，事实仍将是以色列成为中东军备竞赛的失败者。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国家会比我们富有。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怕负担。尽管我们的敌人也要花费几十亿的战争开支，虽然比起我们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他们拥有一万辆坦克的时候，我们就得有六千辆；他们要是有两万辆，我们就得拥有一万两千辆，以此类推。他们只消把每年的军费开支翻一番，就可以不开一枪地搞垮我们国家的经济。
“最后，中东近代史表明，大约十年左右就要有一次局部战争。这一模式的逻辑是不利于我们的。阿拉伯人可以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我们的首次失败将是最终的失败。
“结论是：以色列的继续生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冲破敌人为我们设下的恶性螺旋上升的陷阱。”
狄克斯坦点了点头：“这并不是什么新思路。这是‘不惜代价换取和平’的陈词滥调。我估摸那个聪明的小伙子因这篇报告招来了国防部的攻击。”
“两次都错了。他继续说着，‘我们必须承受，或者说有能力承受时时出现的损耗，直到阿拉伯人的军队下一次跨越我们的边界。那时，我们得手握核武器。’”
有一段时间狄克斯坦一动不动地坐着，后来才长舒了一口气。这是那种话一出口就昭然若揭的毁灭性的观点。一切都会改变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琢磨着其中的含义。他的头脑里充满了疑问。技术上行得通吗？美国人会施以援手吗？以色列的内阁会赞成吗？阿拉伯人会用他们的炸弹以牙还牙吗？但他说出口的却是：“部里的聪明的小伙子，见鬼。那是摩西·戴严的报告嘛。”
“不要评论。”波尔格说。
“内阁采纳了？”
“一直在争论呢。某些资深的政客力争说，他们迄今尚未看到中东在一场核屠杀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是，如果我们拥有一颗原子弹，阿拉伯人也就会有一颗，我们依旧会扯个平手。事实证明，他们犯下了大错。”波尔格把手伸进衣兜，取出一只塑料小瓶，交给了狄克斯坦。
狄克斯坦开亮了车内灯，察看着那只瓶子。瓶子大约一英寸半见方，薄薄的，呈蓝色。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由厚厚的防光纸做的信封。“这是什么？”他问。
波尔格道：“一位名叫弗莱德里希·舒尔茨的物理学家于二月份访问了开罗。他是奥地利人，但是在美国工作。他表面上在欧洲度假，但他飞往埃及的机票却是由埃及政府付的款。
“我让人跟踪他，但他甩掉了我们的人，消失在西部沙漠中已达四十八小时了。我们从中情局的卫星照片中得知，在沙漠中的秘密地区有人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工程。舒尔茨回来的时候，这玩意就在他的衣兜里了。这是一个工作人员用的放射性剂量仪。这个信封是防光的，里面包的是一段原始底片。你把这盒子放在衣兜里或者别到翻领或裤带上。如果你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底片冲洗出来就会显示雾蒙蒙的。按照规矩，每一个访问核能站的人都必须携带这种放射性剂量仪。”
狄克斯坦关掉了车内灯，把那盒子交还给波尔格：“你是在告诉我，阿拉伯人已经在制造原子弹了。”他轻声说。
“就是。”波尔格说，声音故意被提得响亮。
“于是内阁就给达扬开了绿灯，让他制造自己的核弹。”
“是的，原则上就是这样。”
“怎么样呢？”
“有一些实际困难。这种事的机理——也可以说是实际的运行步骤吧——倒是很简单。只要是能够制造常规炸弹的人都可以制造核弹。问题在于得弄到爆炸物质钚。你得从原子反应堆中提炼钚。那是一种副产品。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反应堆，设在涅杰夫沙漠里的迪摩纳地区。你知道吧？”
“知道。”
“那是我们保守得最糟糕的秘密。然而，我们没有把钚从消耗的燃料中提取出来的设备。我们可以建立一座再加工的工厂，可问题是我们自己手头没有用以引发反应堆的铀。”
“等一下。”狄克斯坦皱起了眉头，“我们应该有铀啊，就算常规反应堆也需要这种燃料嘛。”
“不错。我们从法国得到了铀，供应的条件是我们要把用过的燃料返还给他们，以便再加工，所以他们得到了钚。”
“其他来源呢？”
“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这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一部分。”
狄克斯坦说：“可是迪摩纳的人员可以截取一些用过的燃料啊，没人会知道的。”
“不成。原先提供的铀的数量是已知的，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另一端出来多少钚。而且他们要仔细称重——那东西贵得很哪。”
“这么说，问题就是要弄到铀了。”
“正确。”
“解决办法呢？”
“办法就是要你去偷。”
狄克斯坦眺望着车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亮了在一片地的角落里挤作一团的羊群，它们由一个手中握着牧羊杖的阿拉伯牧人看管着：完全是一幅《圣经》中的景象。就是这样一场游戏：为了这块土地的和平和富足，去盗取铀吧。上一次是在大马士革谋杀了一名恐怖主义头目，再上一次是在蒙特卡洛敲诈一个阿拉伯富人，制止他资助敌对的武装分子。
在波尔格大谈政治、舒尔茨和核反应堆的时候，狄克斯坦的思绪已经推到了远处。此时，他想到这次又把他卷了进去，恐惧也就又回来了，随之便是一段记忆。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家境贫困潦倒，债主们上门讨债的时候，纳特被打发去开门说，妈妈不在家。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他感到了难堪的屈辱，因为债主明知道他在撒谎，他也知道他们明白真相，他们会以既轻蔑又怜悯的目光盯着他，刺得他直打战。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种感觉。而此刻，像波尔格这样的人说出“小纳撒尼尔，为了你的祖国去偷些铀吧”的时候，当年的感觉便不自觉地升腾起来。
对他的母亲，他总是这么说：“我非得这样吗？”然而现在，他对皮埃尔·波尔格说的是：“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偷，何必不买下铀，为了再加工干脆拒不退还呢？”
“那样一来，人人都会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是吗？”
“再加工需要花些时间的，要好几个月呢。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两种情况：第一，埃及人会加速他们的项目；第二，美国人会向我们施压，不让我们制造核弹。”
“噢！”那样就更糟糕了，“所以你就想让我去盗取那东西，而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不仅如此呢。”波尔格用粗嗄的喉音说着，“甚至没人知道遇窃。要让人看着就像是丢了。我要让拥有者和国际间谍们对那玩意的消失感到尴尬，只好装聋作哑。之后，当他们发现被盗时，也只有吃哑巴亏，不了了之。”
“可终归还是会真相大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