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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要自由。她极力反对加在阿拉伯妇女身上的束缚，尽管她出身于一个富有而自由的家庭。她嫁给我父亲，就是要离开中东。当然，她发现西方社会自有其压迫妇女的一套。于是，她就继续冲破大多数规矩。”苏莎说着，回忆起在她成长为成熟女人并开始懂得爱情的时候，如何认识到她母亲的不检点。她肯定当时感到震惊，但现在却无法想起那种感觉了。
“那就让她成了嬉皮士？”狄克斯坦问道。
“嬉皮士相信自由的爱情。”
“我明白了。”
从他对这件事的反应中，她知道他母亲没有爱上狄克斯坦。她毫无道理地为此感到伤心。“跟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她说。她和他谈话就像他们是同龄人。
“不过，你还是先倒上咖啡吧。”
她哈哈大笑：“我给忘了。”
“我父亲是个鞋匠。”狄克斯坦开始说起来，“他修鞋手艺好，可不善于做生意。不过，三十年代对伦敦东区的鞋匠来说，倒是好年头。人们买不起新鞋，就把旧鞋年复一年地修了又修。我们从来没发过财，可我们比周围的大多数人还是有些钱。当然啦，我父亲还是感到了压力，家中要扩大生意，要开第二家店，还要再雇些人。”
苏莎把咖啡递给了他：“要加奶和糖吗？”
“只要糖，不要奶。谢谢。”
“接着说吧。”那是个不同的世界，她一无所知。她从来没想过一个修鞋匠在萧条期间会过得不错。
“卖皮子的以为我父亲是个鞑靼人，他们一向只把最好的皮子卖给他。要是有二等皮子，他们就会说：‘别自找麻烦地把那货色给狄克斯坦，他会直截了当地退回来的。’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他又微微一笑。
“他还健在吗？”苏莎问道。
“他在战前就去世了。”
“怎么回事？”
“唉。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是法西斯分子的天下。他们每晚都要召开露天大会。演讲人会对人们说，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吸食劳动人民的鲜血。演讲者和组织者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士，可场下的观众却是无业游民。会后，他们会在大街上游行，砸碎玻璃窗，骚扰路人。我们的住处成了他们最完美的袭击目标。我们是犹太人，我父亲是个小业主，因此在他们眼里也就是个吸血鬼。而且，跟他们的宣传一致，我们确实比周围的人日子好过些。”
他停住嘴，凝视着空中。苏莎等他接着说。在他讲这段事情时，身体似乎蜷缩成一团——两条腿紧紧地叠着，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后背拱起。他穿着那套不合身的职员灰西装，坐在厨房的凳子上，臂肘、膝盖和肩膀向四下冒出凹凹凸凸的角度，样子像装在袋子里的一捆木棍。
“我们住在店铺的楼上。每个该死的夜晚，我都睁眼躺着，等着他们走过去。我莫名其妙地恐惧，主要因为我父亲吓得要死。有时候，他们什么也没干，只是路过而已。他们通常都高喊口号，常常都要打碎玻璃。有两次他们闯进店里，乱砸一通。我以为他们会上楼来。我把脑袋钻到枕头下边，哭泣着，诅咒上帝把我生作犹太人。”
“难道警察就什么都不管吗？”
“也就是尽力而为吧。如果他们在附近，就加以制止。可是那年月他们的事情太多了。共产党人是唯一帮我们反击的人。所有的党派当然都反对法西斯分子——可是只有他们拿起了鹤嘴锄和撬棍，并且设下路障来反击他们。我想加入共产党，可是他们不要——我太小了。”
“你父亲呢？”
“他伤心透顶。店铺第二次遭到洗劫之后，再没钱装修了。看来，他没有精力再在别处重新开始创业了。他申请救济，无非是瞎忙活。他在1938年去世了。”
“你呢？”
“我很快就长大了。刚够年龄，就参了军。早早地当了俘虏。战后来到牛津，后来退学，去了以色列。”
“你在那儿成家了吗？”
“整个农庄就是我的家……我从未结婚。”
“因为我母亲吗？”
“也许是吧，算一部分原因。你挺直率的。”
她又一次感到耳根臊红了。向一个其实还是陌生人的人这样发问是很亲密的。可是又来得极其自然。她说：“抱歉。”
“用不着抱歉。”狄克斯坦说，“我很少这样谈话。实际上，我也说不清，总觉得这次整个旅程都充满着往昔的踪迹。有一个词很恰当：回忆的芬芳。”
“那意味着嗅到了死亡。”
狄克斯坦耸了耸肩。
一阵沉默。苏莎心想，我挺喜欢这个人。我喜欢他的谈吐和他的沉默、他的大眼睛、他的旧西装、他的回忆。我希望他能够多待一会儿。
她敛起咖啡杯，打开了洗盘机。一只匙子从托盘上滑下，蹦到了大个的旧冰箱底下。她说了声：“该死。”
狄克斯坦跪下去往底下看。
“这一下，得永远藏在那儿了。”她说，“冰箱太重，移不动的。”
狄克斯坦用右手抬起了冰箱的一头，左手伸到下边。他把冰箱放稳，站起身，把匙子递给苏莎。
她瞪着他：“你是什么人？美国队长吗？那家伙重得很呢。”
“我是在地里干活的。你怎么知道美国队长？在我少年时期，他可是个时髦人物呢。”
“他现在还是很时髦。那些漫画艺术真是异想天开呢。”
“哎，取悦大众罢了。”他说，“我们当年只能偷偷地看，因为那是垃圾读物。如今倒成了艺术作品了，也不错。”
她笑了：“你当真下地干活？”他的样子像职员，不像干地里活的。
“当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