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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手头的附录A第三项的资料纲要中，认为对揭发石井及其有关人员战犯的证据，其根据尚不充分。
3.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
4.通过审判战犯，透露出731部队的情报，使它传到别国，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来说，是不明智的。
从日方获得的细菌战情报可保存在情报系统内，从石井等人取得的细菌战情报，不宜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证据确凿，应继续使用上述方法到无法再采用时为止。
在附录B中附有致麦克阿瑟的如下信件：
一、在不做任何承诺情况下，从石井处获取所需的情报是可能的。危险的承诺，日后恐怕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麻烦。从国家安全保障的情况来看，必然会揭发石井等人，尽可能地依靠以往的方法继续收集情报；
二、上述一切联络，均作为最高机密来处理。
石井四郎等人企图保存生命，而美国“从保障国家安全需要上出发”，也必须救免731部队人员的罪责。因此，国务院绝密文件在“本文三”、“附录B”中一再重复强调。
这样，就开始“避开苏联”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致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长的“关于细菌战调查梗概的报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关于哈尔滨和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受审人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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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45422261.jpg"/>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45422345.jpg"/>
受审人员自发地提供了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没有人提出通过审讯保障赦免战犯罪责的要求。
提供的情报，除KASAHARASHIRO保存着孙吴热的临床资料外，其他受审人员全部是依靠记忆。不仅对事先提出的日本细菌战研究报告中的题目追加了情报，而且还能收集到不少报告中未提到的有关由日本人集中研究的人体疾病的情报。
金泽的病理学资料，由1943年ISHIKAWATACHIO从哈尔滨拿回来的约500人的人体标本组成。其中在研究上能有效使用的有400个。据OKAMOTOKOZO说，在哈尔滨的人体解剖，到1945年有千人以下。
据OKAMOTOKOZO说，850份标本记录中，有效资料有401件，资料不完备的317件。OKMOTO怀疑ISHIKAWA从哈尔滨带回了不到500件。
调查结果，收集到的证据，补充和扩大了这个领域以往的内容。这些资料都是日本科学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多年研究才获得的。
情报是通过传染病接种细菌性的病源菌才得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取得的。这种情报涉及活体实验，受到良心谴责，是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取得的。
为了取得这些资料，花费了25万日元，同实际研究成本相比较，这只是微乎其微的零头而已。然而，收集到这些病理学上的资料是这种实验性质的唯一的物证。我希望做出一切努力，不要使自发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卷入麻烦中去，也不要让这些情报泄露给别人（底特律克堡研究所Md基础科主任埃德温·V·希尔说）。
在取得以上大致情况的报告以后，从I947年10月29日至11月25日期间，进行了个别面对面的调查，其结果如下：
肉毒芽孢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实验材料经两天培养，让5人摄取其菌，其中两人死亡。
布鲁（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20人以上的实验材料进行了皮下注射。他只记得注射后，波状发烧持续了好几个月。
布鲁（杆）菌 YAMANOUCHIYOJIRO
患者1-4周发生波状发烧。发烧时血液呈阳性。（以下略）
此外，对5人进行肉毒芽孢杆菌实验，对20人进行皮下布鲁（杆）菌注射实验。
皮下注射及利用炸弹进行瓦斯坏疽实验。通过注射、吸入、鼻滴、肺内注射和咽喉涂抹，进行流行性感冒实验。
在满洲利用从自然发病体采集的病毒进行天花实验。
对2名实验材料进行破伤风实验。
对10名实验材料通过注射进行野兔病实验以及马鼻疽、鼠疫、结核、炭疽菌炸弹等实验。
OTAKIYOSI在沈阳进行了炭疽菌实验，菌种是从受污染地区的家畜和土壤中提取的。
TAKAHASHIMASAHIKO使用轰炸室进行喷雾实验，以及鼠疫、炭疽菌、伤寒、天花、马鼻疽、结核、赤痢、肉毒芽孢杆菌、霍乱、孙吴热等，与KANEKO共同进行上述实验。
TSUYAMAYOSHIFUMI器材及人员污染的净化。
UEDAMASAAKI赤痢（志贺菌、弗里斯纳杆菌、Y型菌）的实验。
MASUDATOMONOBU赤痢（志贺菌、弗里克斯纳杆菌、Y型菌）、河豚毒、炭疽菌炸弹。
幕后的策划
鲍威尔说：“这你明白了吧！……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看作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所以，美军当局绝不向任何国家泄露731部队的资料，甚至连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不让他知道……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文件，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盖有“绝密”印章的这份文件上，迄今传阅过的人有国防部的军官和指定负责的官员。其中有乔治·A·伯特列特、M·C·格里森、梅阿利·哈米尔顿、M·D·法兰克斯，还有一个军官只签了“P·I·B”缩写字母。
鲍威尔说：“可以认为这就是电文中所说的那个情报系统的成员。因为是机密文件，不是指定的人员当然是不能阅读的。”
第二天继续在鲍威尔家中，整整谈了一天的情况。“在赦免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的背后，威洛比少将的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向麦克阿瑟总司令建议说：‘苏军要求逮捕石井四郎等人进行审讯，我们应设法加以阻挠。’……你知道威洛比这个人吗？”鲍威尔问了我一句。
威洛比少将是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头目。战后曾统治过日本的这位军人的名字，深深地留在当时日本人的记忆中。
战后，美军在日本登陆以后，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很多情报部队。情报部队称作CIC，美军在西起九州、中国、近畿、东海、关东甲信越，直到东北、北海道的7个军管区内都设置了CIC地方总部。
统率CIC的是盟军总司令部的第二参谋部，其部长就是威洛比少将。他一方面指使CIC收集日本财政界、劳动界、文化界的情报；另一方面，他亲自接触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一边同他们接触，进行安抚，一边把日本作为“反共防线”来加以利用。
在威洛比属下从事情报活动的右翼有三浦义一、儿玉誉士夫等人。曾以搞阴谋破坏活动而臭名昭著的加农机关，也是直属第二参谋部的情报机关。曾在下山、三鹰、松川发生过“战后三大阴谋事件”，背后就是由第二参谋部操纵的。
据说，战争一结束，在东京四谷车站前的“福田家”旅馆、西银座的“浪漫曲”俱乐部、涩谷的“红星”咖啡店，都曾被用作原日本海军高级军官以及原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中的情报军官和原朝鲜军司令部军官们从事秘密活动的地下据点。还有一个在东京新宿区的若松町的“若松庄”旅馆，据说石井四郎等731部队的军官经常出入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