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吕雉出嫁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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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相面成亲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女主——吕后、武则天、慈禧——之首。在中国皇权继承的问题上首创“垂帘制”，开后代母后独掌皇权的先例，对中国古代皇权继承影响深远。我这里所说的“垂帘制”并非今人理解的“垂帘听政”。我将吕后称制为“垂帘制”，是母后掌权的另一种通俗说法，是为了与今人习惯于将母后掌权称为“垂帘听政”取得一致。
但是，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吕后凶残、暴虐的一面，对她的一生缺少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吕后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她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一位凶残暴虐的女魔头吗？
吕后是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人们对她的称呼，她的原名叫吕雉。
吕后的家乡是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她父亲的名字由于史书没有记载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史书只称他为吕公。
吕公有四个孩子：长子吕泽，次子吕释之，长女吕雉，次女吕媭。吕公和沛县县令是至交好友，所以，吕公因为躲避仇人逃难时曾暂住在沛县县令家里。后来，由于吕公对沛县感觉不错，便把家安顿在了沛县。
吕公刚刚客居沛县的时候，县里的官员、豪绅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便都来凑钱喝酒。
负责接收贺礼的人，就是后来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萧何。此时，萧何是沛县县令手下一名官员。这次酒宴，萧何主管收礼。
按照规定，献钱不满一千的人只能在堂下喝酒；凑钱超过一千的人才能到堂上喝酒。刘邦来到以后，高喊一声“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史记·高祖本纪》），就直接来到堂上，实际上，刘邦一个子没拿。
刘邦为什么敢如此公开撒谎？负责收礼的萧何难道没有发现？第一，玩笑成习。第二，萧何掩护。
先说第一点。刘邦平日和县里的官吏们开玩笑开惯了。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虽然只是一位小小的亭长，但是，他平日却一向藐视县里的这些官员，经常和他们戏耍、玩笑，从不把县吏们当回事。他也知道县里这些官员、豪绅庸才多而能人少，刘邦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官吏、豪绅。
再说第二点，刘邦深知萧何不会戳穿他的谎言。这次负责收礼的人是萧何，萧何平日对刘邦非常关照。刘邦未做亭长之时，萧何就经常护着刘邦。刘邦做了亭长之后，出远门到秦朝都城咸阳押送服徭役的民工。每当此时，县里的官员们就送点钱给刘邦，萧何往往比其他官员多拿将近一倍的钱赠送刘邦。
既然萧何负责这次酒宴的收礼，刘邦自然敢于大讲谎言。
至于萧何，当然知道刘邦一文钱没拿。但是，出于对刘邦的袒护，他也不揭谜底。
这样，刘邦堂而皇之地坐到了堂上。
吕公一听“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大为惊讶，赶快起身相迎。因为“贺钱万”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得的数字。
从酒宴的规定看，出一千钱的都算是贵客，都要请到堂上喝酒。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
从来人的身份看，比亭长官高的人不少，但都没有“贺钱万”。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
从实际收入上看，秦代一位县令的年俸也只是数千钱，至于亭长，一年的俸钱不足数千。一个亭长一次酒宴敢于“贺钱万”，绝对是天文数字，也是不可能的事。
吕公当然知道刘邦不可能“贺钱万”，但是，吕公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中的是刘邦的胆量和潜在的政治家素质。
所以，吕公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立即对刘邦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兴趣。“吕公大惊，起，迎之门”，正是这一心情的具体表现。
人们谈起刘邦，总认为这家伙是个无赖、流氓。这一点并不错。刘邦确有流氓、无赖的一面。像这种大型酒宴，他一文钱不拿，高喊一声“钱万”就堂而皇之地走进堂上，当然属于流氓行为。
但是，我们也要由此看到，刘邦说谎话说到大言不惭这种程度非常不易。现代社会有一种测谎仪，可以测量出说谎者。我想：测谎仪之所以能够测量出一个人是否说谎，关键是它能够测量出一个人说谎后的心虚，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身体上的生理变化。
但是，我想现代科学的测谎仪恐怕无法测量出刘邦是否说谎，因为，刘邦说谎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脸不发红心不跳。
可见，说谎对刘邦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出于政治需要的谎言是必要的。因此，能够坦然说谎是政治家的一种要素。
我们讲《鸿门宴》时说刘邦能把收买民心的“籍吏民，封府库”说成是“而待将军”；把派兵把守函谷关说成是“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张口就是谎言，不假思索，不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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