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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友听我这话，送了我一部佛经，一盘佛经磁带。知道我有气管炎，他把自己用的药送我。我以为他是知道人的人，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近，因为亲眼看到他的发达，总会有一点什么话的，世界各地是然，历史各时是然，人受挤兑武艺高，高时道声“天凉好个秋”，随缘俱然。
风情之一
我对赌城毫无兴趣，但出了赌城吃了一次榴莲。这种果被称作果中之王，在南阳的超市里也偶尔能见到，但听说极臭，吃不惯的，且价格不菲，且坚硬如木难以剖解。虽也偶有食指蠢动，兴致随起随灭。问冯老师，他说吃过、好吃。我们三人还是土老帽，榴莲在马来西亚价格也是相当贵的，水果店老板见一下子这么多人来吃，很高兴，亲自搬一张桌子到大路旁，用刀砍开硬壳，双手用力掬开，里边嵌着的果实便露出来了。
我其实是个饕餮者，这东西嗅上去是有点臭臭的异味。但它明摆着是树上结的，硬的椰壳一样满身尖刺护着果实。凭经验就看出是好食物，吃这种东西不能用挖耳勺或牙签那种东西一点一点品，是要掏出来一块大口嚼，找出感觉来，然后再细品。
我很快就进入了“感觉”，臭中有香，淡淡的甜，有点香蕉的意思，更像我们的老头乐甜瓜。我更啖了几枚，也吃出了它的毛病：腻、不爽、不清、不素。好吃，但几口就够用了。
陈达真大姐见大家都已过瘾，笑着说：“吃了果王，还要用果后，山竹，保证又是一般滋味。”老板端出来，我一看，眼熟得很，南阳这里居然也有售。深水红色，熟透了的桃尖般、柿子那样的轮廓，下头还有一片“柿把儿”，色样很好，毛毛的不甚光艳，陈大姐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用手用力掬——长揖那样臂伸直了。“离身子远一点。不要染了衣服，这是永不褪色的……”
掬开了，润润的红色皮质中裹着新蒜那样的白色果瓤。再入口便是一阵软醉酸甜，和着方才那种臭香的腻，泥巴样的黏糊，全然是一般食味天地。品尝着，我慢慢地悟出了：“怪道一个叫‘王’，一个叫‘后’。”一个是臭的、粘的、腻的、浓的，一个是香的、酸甜适口的爽口。这种鲜明的反差，使人感到的是反差的美。水果有了个性，也和人类差不多。我无端地想起《红楼梦》宝哥儿的独特心得，榴莲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吃泥巴，这不是男人的骨肉？而女子则是水作骨肉，这就是山朱了。
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吉隆坡这地方雨多，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布施。封富强说：“那雨下起来，是直落直泻地砸下来，车顶和车玻璃到处呼哧呼哧响。”这听起来怎样思索都和我心中的热带雨迷蒙缠绵挂不上钩。很想看这雨季的山水情态，但一连数日偏就无雨，或许外头有点小雨，我也困在宾馆里无缘得识。这一次刚吃过果王果后，雨来了，我还在回味榴莲的那臭和腻，一边问封富强：“榴莲树是什么样子？”封富强指着车外说：“喏，那就是榴莲树。”
但前窗已无任何清晰的景物，天色陡地黯淡下来，山峦夹着弯曲的公路变得狭窄幽深，都蒙在雨幕之中，只能听到雨刷在前窗不停的摆动声和车顶爆豆样的雨点击打声，从侧窗外望，路两边的榴莲、棕榈、榕树，在风中疯狂地扭旋，层层冈崖上的树冠也垂下身子，与路边的树摇曳呼应，在迷迷幽绝的天色雨幕中变幻不定地舞蹈……我来马已经数日，每天打交道的多是说华语的华裔朋友，感到与在国内差不多的氛围。至此，终于见到了这极富异国情调的雨。噢！榴莲，雨中的榴莲树！
风情之二
正场的《二月河一三月天》讲座，其实是每人四十五分钟的发言。按照顺序，孙玉明先讲，次是冯其庸，最后是我。我的感觉他们二位都比我这“正角儿”讲得好，观众没有离开我，场面好，是观众们素养好，再就是有点看我的书和电视剧的面子。我在北京出发前便有点感冒，嗓音嘶哑，气不下接，下面的观众多看过我的书，就好比吃过鸡蛋现在听老母鸡在台上咯咯。讲到后来，我自己总结八个字——“声嘶力竭、气急败坏”。马来人面子是给足了我，我也不愿矫情地伪装。妹妹就在台下，后来我问她，她说：“这里都是两广福建人多，你的话确实难懂，有人告诉我，要非常仔细才能够听出味儿来。”我想这是事实。假如这篇文章马来人能看到，我想让他们明了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一般在马来举办两千人的讲座，是很庞大的，场内场外的马来人都肯听到最后，外地甚至还有在国外乘飞机赶来听讲，听我的破锣嗓音，我不感谢就是我的寡情。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要从文化上寻根。谈《红楼梦》是这样，我的书也是这样，我的书当然不能高攀，但可类比。内中文化部分可能和马来西亚人缘分相对。两国人“阿赖耶识”中都有这因根，交流融汇起来便格外容易。
“江总书记来马，就站在这里照相。”李金友指着草地间嵌着的一块钢牌说，“那是布什，美国总统站的……总书记是伟人，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发现他亲自洗内裤……”他的这一观察，思路与感受，全然是中国式的文化思维。
“我们老板用人有个前提——必须孝顺。”封富强谈李金友，“你再强，再能干，你不孝顺，丹斯里李金友不用。”
这同样是吾国国粹，很明白，忠臣出于孝子，未有不孝而能忠者。
我甚至这样想，他们海外这些坚持不肯被某异域文化同化的华裔游子，期盼中国富强那份殷切诚挚，比我们中国很多人还要强烈，还要纯真。李金友公开私下场合不下四次都是同样的话：“美国三亿人，中国是十三亿，让他美国总统来管管中国看！十三亿这样一个大国，总会有点事的，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在稳定和发展上。”对中国大陆上的事的关注，对台湾的事，对十六大，对“与时俱进”，他们“保持一致”的心态之真，让我暗自惊叹。
这次的访问是从《二月河一三月天》为引领题目的。马来西亚最美最好的算是三月。我觉得我的名字正是个载体。大马人愿交我这个朋友，因为两个“月”加在一起就是朋友的“朋”。我很高兴自己有这样的幸运，成了民间文化和友谊的小小纽带。
风情
马来西亚的美是无需多说的，她的娟秀、美丽、姿态婀娜，看一眼便会使人终生难忘。所以我在讲演时谈印象说这个国家如同亭亭玉立姿色绝佳的少女。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部汽车，但污染控制得很好。我在马来西亚四五天，皮鞋还像刚擦过般鲜亮。街街道路交通秩序，处处看去井然，所以我又说：“如同进了大观园。”在大道上是绝然见不到行人的，因为那汽车已普及得同我们的自行车一样的了。进了闹市，也不见拥挤，不听吵闹与喧嚣，阳光明媚而灿烂，晴空澄澈绝纤埃，一年到头不凋谢的浓绿阔叶，浓绿夹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将吉隆坡扮靓了，美得令人沉醉，留连忘返。
但他们的饭菜我无法接受。冯先生除外，他是出国惯了，其余三人，也许都是土老帽，尽管主人使出浑身解数，四日八宴请我们吃，马来西亚最好的东西都奉出来了。可惜至今我无法接受“咖喱”那味道。我在吃饭上最随便的，八个字评语：“饱则饱矣，未之见妙。”每次吃饭我都有一个想头，要是吃一碗打卤面，浇上蒜泥，就美了。这事当然不能对着主人说，只是心里想想而已。主人已用尽全力，我不能伤他的情与心，更不能出难题给他。回想起，倒是拜会胡大使共进午餐吃川菜师傅做的饭菜最合胃口。
文学讲座结束那晚，冯先生写过字，已是深夜十二点半，孙玉明、王太钰二人鼓励我们：“咱们去吃大排档怎么样？”天已经很晚了，我还是忍不住他们诱惑，在夜色深沉中溜出了金马皇宫。
这里的夜市竟和中国如此相像！密排着的汽车摆在街道两旁，横七竖八的不甚有规矩，车旁便是人流，不算拥挤，但也是人头攒拥。午夜时分哪来这么多人？王太钰一边用手机和孙玉明的一位朋友联络，一手指指附近说：“这是红灯区。”
我对红灯区有自己的看法，这在我国是禁止的，这里都是金吾不禁。但我们哪个城市里没有暗娼暗妓呢？这是下一道令，或“不承认”就能“不存在”不“危害社会”的事么？事实上，因为缺乏了管理，性病、艾滋等等的蔓延根本失去控制，国家也少了税收，黑道社会，无良警察、流氓，得以更方便地欺压这些最底层的女人……既如此，何必掩耳盗铃？但这是社会学家与政治家的事，我还是到大排档吃中国餐吧！
这里和我们北京上海与南阳的大排档小吃店毫无二致，敞露的店口与店铺同宽，一旁厨房，人行道和店内摆着劣质饭桌，但上来的饭菜还算中国的地道，大家吃得兴高采烈。喝了些啤酒，虽说外头陪客妓女叽叽咯咯的笑声有点烦，我们仍是人人心满意足。直到三点钟，玉明同学开车，我们打道回“宫”。
回程路上出了点插曲，中途有几个警察拦住了我们的车。孙玉明在车中，向外指指：“请你来看马来西亚的腐败。”我透帘外望，只见那警察很严肃地说着什么。玉明同学不慌不忙取出执照什么的，下面压着一沓钱一块递上去。那警察也就眉开眼笑了，一手打开车门，一手让着“请”司机上车。双方都做得相当养成有素。司机车门一关，笑着说：“我给了他两百。平时只要五十马布就可以了，今天我喝了啤酒，凌先生又在车上，出了麻烦要出新闻的，便宜这小子！”
马来西亚还有些事，至今也不能明白。到马六甲海峡，我们基本没有下车。在车上观景自然是走马观花。看见路旁一座郑和的石像在铁栅中，不知已尘封几时。但一只海盗船，不知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哪国的，却堂而皇之地，在海湾供人观赏游览。郑和七次下西洋吧，到马来西亚几次？我记不清楚了。带去的是明王朝的优质产品和友善之情，不曾对马来西亚有寸草尺地的主权要求，那侵略来的海盗船，何以比郑受到青睐与器重？
到马六甲，我算是到了海——我一直没有见过它的，到了这里我也才明白，各国的首善之区都是精心扮过的，北京的金水河和南阳的温凉河不同，吉隆坡的水和马六甲也就有异，这里的海面已经污染得一望无际，目之所及全是一色，不见海鸥也不见沙滩，全是污泥。这和这个国家那无与伦比的美，看着是不协调的了。
我曾问过一位先生：“你们这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棕榈园底层劳工的生活待遇低，那里是犯罪的温床。”他思量了一下回答我，“再就是周围国际环境对国家的影响，我们这里的有钱人，随时都准备着走。”
“走，往哪里走。”
“欧洲吧，北美吧，都有他们的产业。一旦动乱，就走。”
这一点，李金友若明若暗地谈过，他有一架波音737飞机，亚洲风暴来了，他把它送到了美国。
美丽的少女，漂亮的绝世佳人，也有她的忧思与焦虑的。
归程
归程起初很顺利，王太钰几乎送我们直到飞机舱口，不足六小时便回到了北京。觉得下面轮子一落地，我宽松闲适地欠伸了一下，无论如何，回到自己家了。不料过关检查出了麻烦。我目送冯先生上车回家，已经提着小包出去，但不知为什么，妹妹和孙玉明被卡在里边，等了许久，打手机来说：“哥，人家叫你进来一下。”
我诧异着返回，只见我的大纸箱子开了封，孙玉明和妹妹站在一个类似柜台的木台旁，几个海关长官都神色庄重，满面严肃地站在“柜台”上：“这是你的吗？”一个官员指指柜台。
我原本很紧张的，不知犯了什么事。一看，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一本《明报月刊》。赔着笑说：“是我的，如果不合规定没收好了。”
“你还满不在乎！”一个圆脸长官呵斥我，“收了就算了？”
“对不起……”
“你不是对不起我！”那圆脸不肯饶我，“这是国家命令禁止的！”圆脸先生问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给他（当然指的我）填因公还是因私（出国）？”“因私吧。”那先生说，“填因公他就玩完了。”我心里一边诧异着这无妄之灾，一边又觉得太累，原来我还得另出一份诚意来感谢他们。
他们一边批评我，旁边的官员拿出一个表格：“你在这上签字。”
这次交了签字运，本来《二月河一三月天》讲演前安排十五分钟签字仪式，马来人买我的书，排队签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钟，又延至四十五分钟，我签名，妹妹盖章手磨出了泡。这里又要签字了，心里不是味道，还是老实在“上头”签了，不过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凌解放”。
这事原本不难说清的，这杂志是我撰写专栏文章的杂志，《明报月刊》是丹斯里张晓卿的下属产业。新出的这一期是在说“情理”二字时他们送我的一份。没来得及看，也不知它违禁，就带回来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释。因为那个小伙子上纲也上线了。不晓得他要怎么查办。我刚下飞机，感冒也没痊愈，外头接我的人还在等着，倘若他照着“不是对不起我”而是“……”这名目追究起来，不知弄到何时。再就是我有点知名度，这样公开场合，有小报记者来一篇《二月河携带违禁品被海关怎么如何》，热闹起来。扫兴不扫兴呢？我说声“对不起”，你放我过关，咱们天各一方。至于说我对不起谁，真的，我自己还是不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时，一个小孩因偷面包被法国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审问他时说：“你吃偷来的面包，不烧你的嘴么？”我们的海关，有没有这个理念思维呢？
不问情由不由分说，居高临下面目可憎。这就是我对这群权势拥有者的印象。海关，一向在我眼中是神圣庄严的，但不知怎的，这一来，本有的那份敬意消失了。真的，我弄不清他们的意识，也不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可能因加班熬夜或情场失意或赌输了或有什么病之类发作了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家，看到了北京，踏实走在上头，仍是一片温馨。女儿打来电话：“老爸，您没有掉进太平洋，我就拥有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