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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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推拿》写的是盲人推拿师的生活，残疾人对你的生活有过触动吗？
毕飞宇：我们先说点别的吧。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苏北乡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的残疾人。不知道你注意过知青作家的作品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很有特点，经常是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哑巴、六瘫子。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编造，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就有许多三瞎子和五哑巴。
张莉：这曾经是普遍现象。
毕飞宇：我对残疾人一直害怕，乡村的民间智慧是这样总结残疾人的：瘸狠、瞎坏、哑巴毒。瘸为什么狠？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他追不上，这一来他的内心就有很深的积怨，一旦被他抓住，他会往死里打，他狠。“瞎坏”的“坏”指的是心眼，瞎为什么坏？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一来他对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敌意，他是仇视他者的，动不动就在暗地里给人吃苦头。哑巴为什么毒呢？他行动是方便的，可他一样被人欺负，他从四周围狰狞的、变形的笑容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是卑琐的，经常被人挤对，经常被人开涮，他知道，却不明白，这一来他的报复心就格外地重。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残疾人的心理，不过我可以肯定，那个时候的残疾人大多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的心是高度扭曲的和高度畸形的。他们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时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张莉：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尊严感，也意识不到自我和他人的尊严。
毕飞宇：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没被饿死、人没被冻死，如果还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话。没有人知道尊严是什么、尊重是什么。没有尊严和尊重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娱乐。娱乐什么呢？娱乐残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还是说出来吧，我至今还能模仿不同种类的残疾人，这已经成了我的一块黑色胎记。
张莉：我想起来，赵本山很会模仿盲人。
毕飞宇：赵本山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乱真的表演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送来了欢乐。我可以肯定，赵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创作，但却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黑色的环节。
张莉：不仅仅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
毕飞宇：我要说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每个乡村不仅有自己的残疾人，还有自己的赵本山。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赵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残疾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这样的盲人，他叫老大朱。为了取悦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他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本领，他的耳朵会动，他会模仿各种家禽与各种家畜的叫喊，他还能模仿瘸子、驼背和痨病患者。只要有人对他吆喝：瞎子，来一个，他就会来一个。请允许我这样说，他的生活是牛马不如的，但他很快乐，因为他知道，要让健全人快乐，他自己首先要快乐起来，他所谓的快乐就是作践自己。
张莉：很可怕，我小时候也有看别人作弄残疾人为乐的经历。
毕飞宇：其实我们是非常讲尊严的，你一定还记得《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她在进入贾府之后，为了得到几个小钱，她刻意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可是，在进门之前，你看看，她一遍又一遍地“拽板儿上衣的下摆”，要体面。这很叫人心酸的。刘姥姥的苦中作乐绝对没有“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脸”这层意思。
张莉：所以，你要在意尊严。
毕飞宇：是的，我在意。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我如此在意这件事是在我和盲人朋友相处之后。我们相处了很久了，他们有一个推拿中心，我每天在推拿中心进进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门内和门外是有区别的：门内很在意尊严，门外则不那么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么东西，也许我夸张了，我就觉得我抓住一个时代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张莉：《推拿》出版是在2008年10月。那一年我们刚刚经历大地震—两分钟，我们不仅有八万同胞离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截肢。电视上常有地震中的少年被带到舞台上讲述自己的苦难，那些孩子还要在公众面前接受礼物，主持人要求他们不断地说谢谢。看电视时我想到《推拿》中的都红，面对捐款她悄悄离开了。认识尊严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毕飞宇：《推拿》的第二稿是5月10号写完的，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2号，四川地震了。老实说，守在电视机前，到了6月，我的心情就开始复杂了。我想说的是，社会的变更真是一步也跨不过去，没有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精神这一个层面。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历史，我们缺了太多的课，其实缺了课也不要紧，我们的脑子里得有补课的念头。有些东西是不能分东西方的，比方说尊严，它是普世的。
张莉：《推拿》给予了那些被社会忽略的族群以关注，让他们感受到与社会的紧密关系。我看到报道说，很多盲人读《推拿》，将它视为“我们的小说”你有别的作家没有的读者群。
毕飞宇：说起盲人的阅读，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知道么，在电脑上，盲人的阅读有专门的软件，也就是语音转换机制，速度快极了，还可以调，速度是我们阅读的好几倍，有一度，许许多多的盲人朋友都在读它，我真的没有想到《推拿》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盛况，我又一次经历了许多作家没有机会经历的东西。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让我重新书写《推拿》，我可以写得更好，可是——可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永远没有事后的诸葛亮。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
张莉：《推拿》一出版就被誉为2008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获得了很多奖项，不久前繁体版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的2009年度图书奖，这表明它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但是，也有读者问，《推拿》中的盲人怎么这么像正常人，他们哪儿跟我们不同？你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
毕飞宇：我当然听到过，这不是我的遗憾，我很高兴《推拿》的写作提升了我自己。
张莉：有时候，读者可能有他的阅读定势。
毕飞宇：阅读有它的传统与惯性，真的是这样。说起盲人，读者们往往也有一种预设，噢，这小说是关于盲人的，盲人么，《推拿》就应当小说“如此这般”。果真是如此这般么？往往不是的。作家的创造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一、给出一个“新世界”；二、还原一种常识。有时候，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种“新世界”更有价值、更具魅力。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返顾地和常识站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