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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去斯特恩伍德家附近。我回到办公室，坐在转椅上，跷起二郎腿偷闲。阵阵疾风从窗外吹进来，隔壁旅馆油炉的煤烟倒灌进屋，在桌面上翻滚而过，犹如风滚草飘荡过一整片空地。我思忖着要不要出门吃饭，心想生活真是乏味，但即便我去喝一杯，只怕生活也不会有起色，而且在一天的这个时候自斟自饮全无乐趣可言。我正琢磨着这件事，诺里斯打电话来了。他一副谦恭的样子，字斟句酌道，斯特恩伍德将军很不舒服，听了报纸上的某几条新闻，他认为我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
“就盖革来说，没错。”我说，“我没枪杀他，你知道的。”
“将军并不认为是你干的，马洛先生。”
“将军对那些让里根太太忧心忡忡的照片有所耳闻吗？”
“没有，先生。肯定没有。”
“你知道将军给了我什么吗？”
“是的，先生。想必是三张纸条和一张明信片。”
“没错。我把东西还给你们。至于那些照片，我想我最好毁掉了事。”
“很好，先生。昨晚里根太太联系了您很多次——”
“我出去醉了个痛快。”我说。
“噢。我相信这很有必要，先生。将军吩咐我给您送来一张五百块的支票。这数目还满意吗？”
“慷慨之至。”我说。
“冒昧说一句，现在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事了结了吧？”
“噢，当然。就像一个定时锁已经坏了的保险库，铁板钉钉了。”
“谢谢，先生。相信我们都很高兴。等将军感觉稍微好些——可能明天——他很乐意亲自谢谢您。”
“很好，”我说，“到时我过来，喝点他的白兰地，也许再加点香槟。”
“我回去好好冰上几瓶。”那老兄的声音里几乎带着一丝得意的笑。
事情就是那样。我们道别后挂了电话。隔壁咖啡店的香气随着油烟飘进窗来，却不能引起我的食欲。于是我拿出办公室里那瓶酒，喝了起来，任我的自尊心自由驰骋。
我扳手指头盘算着。拉斯蒂·里根放着万贯家财和娇妻不要，宁可去跟一个身份不明的金发女人浪迹天涯，而且那女的在名义上还多少算是艾迪·马尔斯的太太。他走得很突然，跟谁都没有道别，至于其中的缘由，不管怎么样的解释都是可能的。将军太好面子，或者说，在初次接见我时还太谨慎，没有告诉我失踪人口调查局已经在办这件事了。失踪人口调查局的人对此已经倦怠了，显然认为这桩事不值得操心。就算里根确确实实那么做了，那也是他的事。我同意格里高利上尉的看法：艾迪·马尔斯几乎不可能仅仅因为别人跟他的金发老婆私奔进城——他甚至同她不住在一起——就让自己卷进两桩命案里。他或许会因此颇为恼火，但生意就是生意，在好莱坞混，你得牙关紧咬，不能让路边的金发女郎脏了你的嘴。如果这里头有大钱可赚，那倒另当别论。但一万五千块对艾迪·马尔斯来说不算什么大钱。他可不是布罗迪那号小坑小骗的角色。
盖革死了，这下卡门要想喝到异国风味的特调酒，只好投奔其他臭名昭著的人物了。我不觉得她会有什么困难。她只需羞答答地站在角落里五分钟就行了。我希望下一个引她上钩的骗子技巧熟练一些，收线的时候慢慢拉动，可别再扯得太紧促了。
里根太太跟艾迪·马尔斯很熟，熟到可以开口向他借钱的程度。这很自然，如果你玩轮盘赌又总是输。任何一家赌场的老板都会在紧要关头借给老主顾钱。除了这层关系，对里根共同的兴趣也是连接他俩的纽带。里根是她丈夫，而他跟艾迪·马尔斯的妻子跑了。
而卡罗尔·伦德格伦，那个翻来覆去只会骂那句脏话的少年凶犯，即便他们不把他押在下面搁着一桶硫酸的椅子上严刑拷打，也已然要从社会上消失很久很久。他们不会拷问他的，因为他本就要提出上诉，这样县里就省钱了。请不起大律师的人都那么做。艾格尼丝·罗泽尔作为关键证人被拘留了。要是卡罗尔上诉，他们就不需要她作证了；要是他提出诉讼程序有误，他们更是会放了她。他们不想在盖革的案子上旁生枝节，可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艾格尼丝的把柄。
这下就剩我了。我掩盖了一桩谋杀案，隐瞒证据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不过我仍然“逍遥法外”，还有一张五百块的支票要送上门来。我现在的明智之举就是喝一杯，把整个烂摊子抛诸脑后。
既然确定了这是明智之举，我便打电话给艾迪·马尔斯，告诉他我打算晚上去拉斯奥林达斯跟他聊聊。我就是这么明智。
大约九点钟我到了那里，十月的皓月高高悬起，在顶层的海滩雾气里不见踪迹。柏树俱乐部在镇子的另一头，那幢大而无当的宅第原本是一个名叫德·卡岑斯避暑的居所，后来做过酒店。如今那是幢黑色的大房子，外观破破烂烂，掩映在茂密的辐射柏树丛中，它的名字便是这么来的。我看到带涡卷雕塑的巨型廊柱，分布各处的角楼，宽大窗户旁装饰着彩色玻璃，房子后面空荡荡的大马厩，整个地方弥漫着一股怀旧的败落气息。艾迪·马尔斯保持了大宅的原样，没有把它翻新成米高梅的摄影场地。路边的弧光灯喷洒似的照射到路面上，我把车一停，沿着一条通往大门的石子路走进庭院里。一个身穿双排扣制服的门卫把我领进一间昏暗寂静的大厅，一截楼梯由此向上，跨出高贵的弧度，通向漆黑的二楼。我寄放好帽子和外套，静静等待，听着笨重的双开门后面传来的音乐声和混乱的说话声。那些声音似乎离得很远，跟这房子简直不像属于同一个世界。随后，之前跟艾迪·马尔斯和拳击手一起出现在盖革家里的那个面色苍白的金发瘦子从楼梯下面的门里出来了，冲我冷冷一笑，带我顺着过道地毯一路走回他老板的办公室。
那是间四四方方的房间，嵌着很深的凸窗，石头砌成的壁炉里一堆杜松木材懒洋洋地燃烧着。炉前的护壁板是胡桃木的，镶板上搭着一条褪色的花缎台布。天花板又高又远。屋里有股冰冷的海水气味。
艾迪·马尔斯那张毫无光泽的深色书桌跟房间颇不搭调，但这屋里只怕是容不下任何一件1900年之后生产的东西。他的地毯带着种佛罗里达的土黄色。角落里有架吧台用的收音机，茶炊旁边的铜质托盘上摆着一套塞夫勒陶瓷茶具。我不懂那是给谁用的。屋角有扇门，上面安了把定时锁。
艾迪·马尔斯热络地朝我咧嘴一笑，同我握手，下巴向保险柜方向动了动。“要不是有那玩意儿，我早就被这边的强盗帮洗劫一空了，”他乐呵呵地说，“当地的警察每天早上都过来看我开箱。我跟他们有约定。”
“听你之前的意思，好像有东西要给我。”我说，“是什么？”
“急啥？喝一杯，坐一会儿。”
“一点不急。你我之间除了生意没啥可谈的。”
“等你喝到那酒，一定会喜欢上的。”他说。他调了两杯，把我那杯放到一张红色皮椅边，自己则交叉起腿靠桌站着，一只手插在那件黑蓝色晚礼服的侧袋里，拇指露在外面，指甲闪闪发亮。穿晚礼服的他比穿灰色法兰绒衣服时貌似狠一点，但看上去还是像个骑手。我们边喝酒边互相点头。
“以前来过这里吗？”他问。
“禁酒期间来过。我觉得赌博根本没意思。”
“有钱就不会，”他笑道，“今晚你应该顺便去看看。你的一个朋友正在外面玩赌盘呢。听说她手气不错。是维维安·里根。”
我抿了一口酒，拿了一根他的以花体字印着姓名缩写的雪茄。
“你昨晚的办事方式我挺喜欢，”他说，“上次你把我惹恼了，但后来我才明白你是多么正确。我俩应该和睦相处。我欠你多少钱？”
“为什么给我钱？”
“还提防着呢，嗯？总局那边的情况我有渠道知道，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儿了。我听到的都是实际情况，不是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他朝我露出那口大白牙。
“你手里有多少？”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