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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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返乡，我发现“污染”这个词竟然已经频繁地出现在那些质朴的农民们的口中。常听到村里的老人说，原先每天都会出现于自己视野中的圌山（西距江苏省镇江市区三十公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污染物像一条灰黄的毯子，将山脉与村庄隔开了。在所谓“沿江开发区”的规划中，我的老家不幸被资本看中，成了镇江地区的化工新区之一。谈到污染问题，村民们也面有忧戚。老人们会用说书艺人般的口吻提起五六十年前的山川秀丽，风清月白，说起长江上成群结队地嬉戏的江猪（江豚），而村庄及邻近地区癌症患者的渐渐增多，也隐隐使他们感到不安。但他们更愿意自豪地向我提及另一类“新事物”，比如，镇上五星级的宾馆，六车道的马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化工企业，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当被问及他们是愿意生活在过去那个风光秀丽的山村中，还是愿意生活在如今灰蒙蒙的“现代化”城镇中时，他们不假思索的答案异常坚定：“当然是现在啦，今天的生活是过去做梦也不曾梦到过的啊”。
我知道这个答案一点也不可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们的答案。
尽管环保人士可以轻松地诅咒说，抽水马桶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的灾难之一，可事实上我们一天也离不开它。我们对它的依赖是双重的：身体对作为一种便利的生活设施的依赖，以及心灵对作为一种文明象征物的依赖。而作为风景的圌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本身也就成了一个隐喻：作为欲望的选择，以及作为选择的代价。将圌山与我们隔开的肮脏空气，归根到底正是文明或文化的分泌物——它作为多出来的东西，人为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奢侈的东西，与文化本身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
文化是自然的对应物。相对于自然来说，文化的创造物本身就是多出来的东西，是奢侈的东西。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文化就一直与自然处于对立面。在文化与自然的争斗中，文化不断地试图对自然进行控制和驯服，并在它的领地添加填充物和装饰物。
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本来都是自然的产物，或者说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进行交流。在久远的过去，这种交流是直接的，无碍的。人类的一切美好、伟大和崇高的思想和情操，无一不是自然的赐予，无一不得到自然的哺育。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隐秘、最深刻的内核都是俯仰天地、取譬万物、与自然无碍交流的产物。哲学观念、历史观、文学与艺术趣味无一不得到大自然的直接滋养。可以说没有这种交流，就不会有《诗经》的产生。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不外是农夫之辞；“三星在户”，无非是妇人之语；“月离于毕”，正是戍卒之作；“龙尾伏辰”，亦是儿童之谣。因为这种直接的交流在后世受到越来越多的阻隔，所以顾炎武感慨说，后代的文人学士，对于自然和天象竟然茫然不知。
我甚至认为，《庄子》的全部哲学思考，都来源于对这种交流被阻塞的恐惧和忧虑。庄子的本能冲动之一，就是除去所有文化附属物的痕迹，而重新与自然融为一体。他所质疑的对象，除了智、欲之外，还直接指向文化本身。在他看来，“圣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因为“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所以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出现，当然只能是通过绝圣弃智，对欲望进行最严格的控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这里的“身”的概念极为重要，因为“身”象征着人的基本需求，而“身”以外的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庄子的清静无为，所谓“无为而尊者为天道，有为而累者为人道”，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反文化特征。
中国文学历来重视自然物象。仅仅“抬头望月”这样一种简单的交流方式，在古典诗文中即多得不可胜数。人与自然的交流一旦被阻滞，与自然为一体、与天地为一体的朴素观念，在今天就会变得深奥难解。不用说非功利性人格、超越性的情感、真正的智慧和想象力会受到损害，就连一般的感情交流也会急剧地贬值。
有一次，在看王超的电影《江城夏日》，片中的一个场景令人哭笑不得。故事发生在武汉，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手拉手在江边散步，谈情说爱。女孩忽然有了抒情的兴致，就动情地对男友道：你看，天是多么的蓝啊！可是镜头拉开，观众所看到的武汉的天空竟然是灰蒙蒙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要说蓝天，有没有天都很难说。观众中有人发出哄笑。我一度以为王超在这里使用了反讽，但仔细一想又似乎不合剧情。我曾当面问过王超这个问题，可他照例是笑而不答。武汉的天空就是如此，王超又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能像那些国际大导演一样，干脆移花接木，去哈萨克斯坦或加拿大进口外景。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类正因为拥有了语言和文化，才最终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如果没有文化的参与，人也就彻底丧失了其存在的依据。因此，文化是人类的天性，拥有文化，也是人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标志。人类发明语言、工具，建立社会组织，发展文明，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存在，是一种必然选择。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与自然的隔离也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或者说是文化的必然后果。
小时候，我曾经对资本家将牛奶倒入大海这一行径所蕴含的“经济学常识”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的智商的平庸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我对于时下很时髦的、想尽一切办法来扩大和刺激内需，并将它作为拯救经济的首选方案，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需求为什么需要刺激呢？难道我们饿了，手中又有钱，还不知道吃饭，冷了还不知道买衣服，需要有什么外界的刺激吗？如果我已经吃饱了，又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继续吃下去，那么除了消化不良和糖尿病，还会有其他的结果吗？有人说，当代经济学或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关心的并不是你得不得糖尿病，它关心的是消费和购买欲。另外，你得了糖尿病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医疗方面的消费顺便也被刺激起来了。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刺激需求，所刺激的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需求，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所灌输并建立起来的超级需求，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发现的那种过剩性需求。它所刺激的是一种过剩性欲望，而无休止的欲望本身正得益于文化的哺育。
从文学的领域来说，这种被文化建立并无限放大的欲望和需求，并不是今天才被我们感知并认识的“新东西”。实际上，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就是一位欲望化的资产阶级主人公。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和《李尔王》中，也将这种文化视为一种过剩物，一种超过严格生活所需的过剩物。李尔王的女儿就是这样一种过剩性的牺牲品，正如她那残酷的宣言所总结的：需求是没有理由的。在西方，对这种过剩性文化机制展开最严厉批判的当属尼采。他甚至模仿上帝的口吻对我们警告说，地球有时也会生病，其中有一种病，就叫做人。这是当代企图通过极端的反人类观念，来主张自然权利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虚无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这当然是对尼采思想的有意曲解。
雷蒙·威廉斯曾经正确地指出，文化在自由资本主义全盛时期所发挥的那种作用，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今天它成了问题本身。这个曾经呵护我们成长，指导我们应对和改造自然、使人成为人的文化，如今正在迫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