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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喜剧</h2>
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从他逝世不久一直延续到现在。许多声称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真理奥秘的人，包括那些宣称是禀承了卡夫卡衣钵的作家和诗人，有时只是发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错误而已。对卡夫卡作品的误读始终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卡夫卡的语言方式缺乏经验，不够审慎，人们习惯于从他的小说、随笔、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寄托个人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缺乏耐心（卡夫卡本人将这种惰性称为人类仅有的两大罪恶之一）。也有一些作家不堪卡夫卡被迅速神话化的巨大压力，干脆声称卡夫卡的小说毫无价值，一钱不值，应当将他从“经典文学”的殿堂中扫地出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像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的不耐烦乃是由于急于想看到底牌，而握有底牌的人并未告诉他相关的信息，只是微微表露了一下暧昧的笑容。这种观点本身似乎不值一驳。我个人亦不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对任何人都重要的必须加以研读的作家，阅读卡夫卡的确对某些人的心智提出了挑战，有时还带来伤害。我们知道，匈牙利的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卢卡契亦曾对卡夫卡的作品不屑一顾。尽管个人的遭遇促使他最终改变了态度，然而发生在卢卡契身上的这一种转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必然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这样一个契机，从而缩短他们与卡夫卡之间的距离。
笼罩在卡夫卡身上最大的神话之一，就是卡夫卡是一个痛苦的精灵，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这种生活孕育之下的小说莫不如此。对于那些习惯于将作家的痛苦等同于其才智，用痛苦的试金石来丈量作品的光辉的批评家来说，卡夫卡及其作品无疑就是坚如磐石的论据。我不想忽略家庭、时代和社会的结构形态加之于卡夫卡的痛苦、荒谬和绝望感。然而，假如我们简单地将这种绝望感与他的小说内容画上等号，就不仅会妨碍我们对卡夫卡小说的欣赏与诠释，也有违于文艺批评的一般原则。
比方说，莫扎特的一生充满了尖锐而持久的痛苦，但他的作品却既不晦涩，也不灰暗、绝望。假如我们抱着一种纯粹的寻求趣味的心理来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卡夫卡的那些迷人的故事并不缺乏趣味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看到一位女同学在读卡夫卡的《诉讼》时哈哈大笑，我问她有什么好笑的，她回答说，好笑的并不是K莫名其妙的被捕，而是那两位看守极其认真地吃掉了K的早餐！事实上，卡夫卡写完《诉讼》的第一章，将其朗读给他的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笑得前仰后合。卡夫卡的幽默还不止于此，随着情节的深入，我们知道那两个名叫佛兰茨和维伦的看守每次奉命去捉人的时候照例要把遭逮捕人的早餐都吃个精光——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何那么兴奋，为什么起得那么早，吃早餐时为何那么专注和认真，仿佛吃掉“罪犯”的早餐是生活中惟一值得追求的乐趣。我们不应忘记卡夫卡是一个捷克人，也不应忽略那个滋养着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的文学传统。我认为，帅克与卡夫卡笔下的K的确有几分相像。我甚至联想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K的噩梦是吉诃德游历的另一个版本。而桑丘·潘萨就是《城堡》）中K的两名“忠实”的助手。
卡夫卡的小说充满了戏剧性。由于小说披上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外衣，戏剧性的场景或情节反而不容易辨认，卡夫卡笔下的那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阴森的法院里，还是积雪覆盖的乡村、马厩，抑或是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处决犯人的采石场，都有一种浓烈的戏剧氛围。像《诉讼》这样的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乖张、怪异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就如某种神话的变体，亦如生硬僵持的舞台剧的即兴彩排。然而，我认为这种冲突与传统小说的情节推进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说卡夫卡故意在文体上标新立异，还不如说，这是由卡夫卡独特的经验和表述方式决定的。如果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完全适应了卡夫卡的叙述语态，那么《城堡》和《诉讼》完全可以像侦探小说一般紧张、紧凑、张弛有度（也的确有学者将卡夫卡的作品与经典的侦探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喜剧天才。在《诉讼》中，当K不厌其烦地向他钟情的比尔斯纳小姐表演被捕的过程，并借机抱着对方疯狂地亲吻的时候（他脑子里充满色情的幻想，试图叫出她的奶名），读者会和比尔斯纳小姐一样感到莫名其妙。我们不一定笑出声来，但能够理解卡夫卡的幽默。
类似的例子在卡夫卡的《诉讼》中并不少见。在K看来是如此庄严肃穆的法庭竟然设在一座出租公寓的顶楼上，而审讯室的位置恰好是一对夫妇的卧室。丈夫兼做法院的听差。遇到开庭的日子，这对夫妇就要将屋子腾出来；如在平时，法院的办案人员与这对夫妇居然也能杂处一室：
在半夜里，准是深更半夜了，我（女主人）一觉醒来，预审法官正站在我们的床边，用手遮着那盏灯，免得灯光照在我丈夫身上，这真是多余的谨慎，我丈夫睡得那样死，灯光根本不可能照醒他。我却吓得要叫起来，可是，预审法官非常亲切，提醒我要小心谨慎，悄悄地跟我说，他一直工作到现在，他是来还灯的，还说，他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睡觉的模样。
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城堡》中K与弗丽达兼做婚房的那间教室。事实上，无论是婚房，还是教室，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本身都会在刹那间突然改变自身的性质，而人物事先并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暗喻：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可以随时互相改变角色和身份——就像《诉讼》中的K，一夜之间从银行襄理变成了一个罪犯，最后被滑稽地处死；而场景本身亦是可以互换的，卧室变成法庭，婚房变成教室，采石场可以变成刑场，而所有的场景最终都将变成一个小小的戏剧舞台，人物就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睡眼惺忪，几乎无法真正看清他所处的位置。
在《诉讼》中，那个自称能够帮助K疏通法官的画家，他的画室最终被证明是法庭的办公室，而画家的床顶着通向法院的门，法官们进入他的画室办公，得从画家的床上爬过去。正如卡夫卡在《诉讼》中反复向读者所暗示的，一切都属于法院，一切都是阴谋，法院的存在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理解力，任何的场景都是虚幻的，都是舞台大幕遮掩之下的一个阴暗的局部。就连K最后被处死的情景亦像一个滑稽戏的表演。两名刽子手一左一右地挟持着他，走向一个露天的采石场。那两个人紧紧地贴着他，“K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直挺挺地走着；现在，他们这三个人结成一体，如果有人把他们中的一人撞倒，那么三个人都要倒下”。K甚至在临死之前，还是想着那两个押他的人在演戏。
这里涉及了卡夫卡叙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与他笔下的人物K关系到底如何？尽管《诉讼》、《城堡》中的K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名字的一个缩写字母，而《美国》中的卡尔的名字也是以K开头的，尽管卡夫卡把自身的遭遇演化为一个多少有点抽象的寓言，但是我们还是不应在卡夫卡与K之间画上等号，正如我们不应把西西弗斯或莫尔索等同于加缪。卡夫卡的遭遇和命运的性质都可以在K这个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证明，但至少在一点上，卡夫卡与K形成了重要而微妙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就是卡夫卡所处的位置要比K优越一些。这一区别在我看来，就是卡夫卡式的喜剧和幽默的源泉。
在卡夫卡看来，人由于他们受到的局限而无法看清他们面对的存在的“真相”，无法看到事物的全貌，这就使他“退化”到了动物的基本处境。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是令人难忘的，无论是面对猫和捕鼠器的耗子，还是地洞中那个可怜的动物，它们实际上与法院和城堡门前无助的K处境是完全相同的。正如那些在遥远的中国建造万里长城的工匠，他们既无法理解这一宏伟工程的意义，也无法看到它的全貌，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砖石。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与动物的身份也是可以互换的，比如葛里高利一夜之间就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一情境使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朝菌不知晦朔”的那个著名的比喻。因此，从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看看《诉讼》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竟然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简单，把开脱自己的罪行看得如此轻松，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到处奔走，而他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与“万里长城”宏伟蓝图相比，几块砖石可以拼出怎样一幅图像呢？
卡夫卡很喜欢用“一堆乱七八糟的积木”来形容主人公眼中的世界，而《诉讼》中K直到临死之前始终没有看到任何“真相”，他眼前的街道、灯光、采石场和对面高楼依旧是一个任意拼合而成的废墟。K的挣扎，用卡夫卡的话来说，就是一只苍蝇的挣扎，他被黏在胶杆上，直到把腿扯掉，完全不能动弹不止。这的确是一幕残酷的喜剧。正是对这一喜剧的书写，卡夫卡洞悉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废墟的性质（而不是真相），用保罗·蒂里希的话来说，卡夫卡通过对废墟的认知和书写承担了全部的荒谬。存在于K与卡夫卡之间的缝隙，透出一些模糊不清的亮光，从而照亮了舞台的一角，开启了被岁月尘封的沉重幕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