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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及卡夫卡的小说时，有两个概念我认为值得重视，其一是“容器”，其二是“遗忘”。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没有边际的容器，它连接着过去（记忆）与未来（压迫性的恐惧），它是一个多少有点暧昧的“中间地带”。有时，本雅明也把这个“中间地带”称为遗忘。他引用维利·哈斯的话来说，《诉讼》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忘却”。而K只不过是遗忘制造的无数精灵中的一个。“精神的东西，只要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就会变成精灵。而精灵又会变成只顾个人的个体，自我命名……”（瓦尔特·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K的意思，与卡夫卡小说中众多的动物意识一样，既无力又脆弱，其根本目的是宗教性的，也具有神经症的下意识强迫：把罪恶从记忆中抹掉。本雅明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论卡夫卡》中这样写道：“卡夫卡的作品像一个圆心分得很开的椭圆。这两个圆心一个被神秘体验（尤其是传统的体验）支配着，一个被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支配着……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即使对于那些执行官来说也是云里雾里，面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本雅明所描述的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由传统宗教记忆和现代都市居民经验构成的互补性的世界。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宗教记忆？它又是如何对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体发生作用的呢？在卡夫卡的视野里，这个传统宗教记忆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自明的、固定不变的实体，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记忆而言，也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实体，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绝没有被吸收的教诲，也绝没有能够保存的知识”。而经由人们知识系统所保有的东西，比如书籍，以及对这些书籍的说明都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说，传统经验是卡夫卡小说的一个基石，那么这种经验的获得只能通过谛听。过去的声音由于年代久远已很微弱，它无疑增加了谛听的难度。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很容易被我们的听觉所触及并吸收的声音往往是最没有价值的，而那些最难以辨认的声音才具有意义。因此，卡夫卡试图在传统的经验与现实经验之间找到妥协与和解的企图在一开始就变得十分艰难。因为过去的经验正是通过“忘却”而得以保存并被神秘延续到了当代。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解读卡夫卡的作品至关重要。我们要获悉过去经验的真实，就必须对充斥着各种噪音的声响加以谨慎的分辨，而分辨这种经验的过程同时也必须求助于我们对当代生活的认知。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表述。罗蒂认为，卡夫卡对知识和文字本身缺乏起码的信任感，这就带来了卡夫卡的谛听和表述上的双重困难，前者暗示了分辨的难度，后者则促使他采取一种与通常的叙事迥然不同的寓言体写作方式。
很显然，本雅明的分析是在“历时性”的范畴内展开的，也就是说，过去延伸到现在并开向未来。在这里，“中间地带”这个概念的确意味深长，本雅明似乎是在向我们暗示，卡夫卡让传统经验与自身感受到的未来的压迫直接对话，从而把“现在”抽空了。这个“中间地带”与其说是对“现在”的描述，还不如说是揭示了作者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摇摆。这里又涉及卡夫卡小说的另一个核心词语，那就是钟摆。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专门加以分析。不过，尽管本雅明对卡夫卡的解读很有意义，而且《诉讼》、《城堡》这样的作品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的判断，但我还是觉得本雅明把问题搞得过于复杂了。我想试图用一个更为简单的概念（从共时性的角度）或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比喻就是“黑屋子”。
我在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时，有一种最常见、最根本的经验，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都是一个个黑暗的、没有边际的开阔空间。这就如同我们在不经意的地方一脚跌进了一个黑屋子，由于我们通常是从日常经验耀眼的光线中直接进入这个黑暗地带，所以我们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晕眩。等到我们的视线能够稍稍适应黑暗之后，我们才可以看见这个屋子里的一些物件。当然，它们也仅仅是一些物件而已。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摆放在这样的位置，物件与物件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一时还无法知晓。这些物件的形状、质地以及功能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家具、摆设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当我们刚刚看到它们时，会自然产生出陌生、反常化的效果。它们是什么？为什么摆放在这里？有何功用和意义？
反常化是卡夫卡小说细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作为婚房的教室，作为法院的起居室，作为刑场的采石厂，作为交媾场所的酒吧等等。卡夫卡小说中有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有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闲笔”，尽管它们与整个故事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卡夫卡的某些“习惯”。比如说，《诉讼》中的莱妮，她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总是要把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扯开。因为，有一层蹼状皮膜把这两个手指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皮一直连到两只短短的手指的最上端的关节；比如当K把他的手放到大学生的肩膀上去的时候，大学生立即本能地用嘴去咬他的那只手（这个大学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某种凶猛的动物）；比如《判决》中的那个父亲，当格奥尔格试图将他抱起来放到床上时，父亲一直在玩弄后者的表链，由于父亲紧紧抓住他的表链不放，格奥尔格始终无法把他放到床上；再比如，在《乡村医生》中，围观病孩的那些来历不明的客人，“从月光下走进洞开的门，踮起脚，张开两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诸如此类，这些细节既带有神话的特点，又具有梦境的性质，与日常生活中被规范化了的人类习性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如果我们进一步展开分析，则可以发现，卡夫卡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反常化的，都具有某种陌生化的效果。甚至包括人物的语言、行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多少有些夸张的形体动作都是乖张而离奇的，它们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判然有别。我们只要想一想《城堡》中的那两个幽灵般的助手，哪怕是他们走路时的滑稽姿势，即可充分了解卡夫卡的这一细节上的特点。当然，最为反常的还是卡夫卡小说故事的动机和推进方式。
这种推进方式，我们可以用黑屋子里面迷宫般的走廊或通道来表示。我的意思是，有些通道，看上去具有某种目的性和实际功用，但你一旦进入就会发现它深不可测。一个通道分出许多细小的分叉，它们通向黑暗深处，乱七八糟，根本无法走到尽头，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一只下水道的老鼠，头晕眼花是他们基本的生存状态，而迷失则是必然结果。有时，通道或走廊绕了许多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你会发现，当你精疲力竭地到达目的地之时，却意外地发现目的地没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让人沮丧和绝望了。我认为，《城堡》中的K所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情境。他费尽心机试图抵达《城堡》，而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城堡并非不可抵达。因为当K站在积雪覆盖的村庄之中，城堡近在咫尺，似乎触手可及，但是，悲哀的是，他作了各种努力之后，他与城堡的位置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它们之间距离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固然没有失去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诉讼》中的K也是如此，洗刷罪名的举动并未带来任何值得安慰的结果，他与法院之间短短的距离（个人消弥罪过的动机与过程）被无限地拉长了。
卡夫卡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一样，都具有一个经典的结构模式：行为（使命）——困难（障碍）——困难的克服（矛盾化解或使命完成）。如果说，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叙事模式，那就是他把主体面对的困难与使命的完成之间的距离无限地延展了，也就是说克服困难变得不可能。而且任何个体都不会抵达目的地。我们发现，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具有过于低估困难的特性。比如《诉讼》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试图一下子解决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我们应该记得，他是踌躇满志地踏上征程的。他向目的地进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的信心不断被瓦解的过程，直至毁灭。这种头脑简单的特性与现实困难的严峻构成了巨大的反讽。这种反讽在《美国》中达到了顶峰。主人公卡尔去乡间的一个商人家参加聚会，商人出于对卡尔的舅舅（参议员）的敬畏与奉迎，当然尽其所有对卡尔大加善待，以至于对卡尔与自己女儿的暧昧关系视而不见。问题是，商人的态度到了当天晚上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卡尔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意识到自己受到冷遇，因此，他仰仗着舅舅的权威，不断地向商人施加压力，甚至屡次威胁对方终止聚会，返回舅舅的住所。殊不知，商人正是因为突然接到舅舅的一个手谕，才突然改变对卡尔的态度的。这个手谕是由一个信使（又是信使！）送来的（卡尔离开舅舅去商人那里参加聚会的同时，这辆马车就出发了。卡尔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手谕的内容是将卡尔扫地出门，永远地抛弃他。因此当卡尔受到商人冷遇转而向舅舅求助时，舅舅的手谕就在商人的口袋里，当他以“回到舅舅那儿”作为要挟对方的手段时，他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这的确是一幕悲惨的滑稽戏。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黑屋子。正如前面所说，这个屋子里面的物件具有某种反常式陌生化的效果——它构成了卡夫卡层出不穷的人物和细节，屋子里的通道或走廊也是曲径通幽，带有迷宫般的梦幻色彩——这恰好可以解释卡夫卡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的延展路径。就连屋子本身也似乎大得没有宽度和纵深感，它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宇宙——这是卡夫卡驱动那些牵线木偶尽情表演的舞台，也是他自己难以摆脱的巨大沼泽。一般来说，卡夫卡笔下的场景都写得比较单调，问题在于所有的那些场景都仿佛被浓雾包裹。卡夫卡所显示出来的场景只是一个更大场景的局部，也许是局部的局部。另外，梦境的氛围也是一块盾牌，它使屋子里所有的物在刹那之间失真。比如说，当素未谋面的神甫突然叫出“约瑟夫·K”这个名字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K的噩梦快要醒来了；而当葛里高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时，他其实并未醒来，只不过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乌有之乡而已。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卡夫卡的这个黑屋子的一般性质。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对这个沉睡在黑暗中的世界展开进一步描述，其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卡夫卡的修辞方法和写作技巧。众所周知，奥茨曾把卡夫卡称为“真正的圣徒”。这一评价不管是否妥当，至少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所突出的是卡夫卡的内心世界的痛苦，受制于忧郁症的文化视野、内在的紧张感，他对终极问题（比如罪与宽恕）的思考，对存在的关注，甚至是对未来的预言。我们慷慨地将“天才”这一桂冠加在他身上，往往就将他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匠心忽略或勾销了。我看过很多研究卡夫卡的论著，很少有人谈到他对于叙事文学的特殊贡献，更不用说对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展开分析。在这方面，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或许是一个例外。他有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演说，题目叫做《卡夫卡及其先驱》，这篇演说论述了卡夫卡在叙事上的几个重要的来源。
我认为，将一个作家所表现的内涵与叙事的形式分开来谈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有什么样的内涵和意图，就会产生相应的形式。反过来说也一样。卡夫卡的形式，借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并不是他的独创，他只不过改造沿用前人的叙事方式而已，但这一改造却照亮了曾经哺育着他的那个传统，给它注入了活力。让我们重新回到“黑屋子”这个比喻上来。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某种失忆症患者，《诉讼》和《城堡》中的K给人的感觉尤其如此。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失忆症的患者并非卡夫卡的本意，倒是符合现代某些流行小说的趣味。由于读者是遵循着主人公（人物）的视线来打量这个黑屋子的陈设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是这些陈设本来就显得陌生、反常，还是主人公的视线将它预先变了样？我们不妨来看看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主人公的心理、意识和记忆出现了问题，场景才会变得陌生而怪诞。突兀的细节和情节常常使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是主人公K的记忆遗漏掉了什么重要的内容，才会出现文本中怪诞的情节安排。而K和读者一样亦在努力地回忆，试图恢复黑屋子原先的真实面貌，寻找失去的记忆——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为已经来临的惩罚寻求一种罪过。毕竟从常理来看，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是不会遭到突然逮捕的。在这一点上，卡夫卡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心理，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悬念模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卡夫卡的小说叙事中，实际上充满了紧张感与冲突。
戏剧性变化以及最为重要的神秘感。这些因素较之于传统惊险小说，其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种神秘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知道，一般的侦探小说，在写作之初，小说的中心情节或案情经过，作家大多了然于胸，作家不太可能像新闻记者那样，将案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显示什么，隐藏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强化，什么省略往往就构成故事讲述的重要技巧。对于读者来说，案情本身无疑也是一个黑屋子，他只能看到这个屋子的某些局部。局部的叠加、组合最终将拼合出一幅完整的故事图样。悬念最终被揭开，紧张感得到释放，阅读过程也就完结了。在某些方面。卡夫卡的小说完全符合侦探小说的这一情节模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我们往往也只能随着叙事的聚光灯看到黑暗屋子的一个个局部，而且是不甚清晰的局部。一个悬念引出另一个悬念。所不同的是，我们读完了卡夫卡的小说，也无法拼合出整个故事，充其量，作家只是让我们窥探了一下这个屋子的漫无边际而已。悬念仍是在悬搁之中，除非我们把自己变成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否则我们将不会得到任何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