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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3</h5>
庄周的父亲庄明离休前一直是整个“上层建筑”的负责人,许多人背后不无揶揄地叫他“教父”。庄周与李咪婚后并没有重新开辟一个小窝,他们一直住在橡树路,住在庄明的楼上。这是一幢灰色楼房,看上去很旧了。它处于整个橡树路的心脏地带,一二百年前就是这样:洋房,大树,教堂,洁白的木栅栏和碧绿的草地。那时这些式样独特的楼房之间,动不动就晃出一个大鼻子,成为这座城市的西洋景。外国人走了,另一些达官贵人、一些金融家和大富豪又在这儿安营扎寨。军阀也来了,背枪的人其实来得更早,因为据说没有他们外国人连窝儿也不会挪呢。再后来又是战争,又是外国人、又是富豪和达官贵人。就这样轮换了许多茬,一百多年就过去了。一百多年里橡树路上住过的人脾气差异巨大,性格迥然不同,一代与另一代、一茬与另一茬,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他们对橡树路的嗜好却是一样的。这儿树木茂盛,房屋疏朗,空地很多。一幢幢灰楼从外面看模样新异,尽管陈旧,但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洋人手笔,随处都透着一股难言的安逸和奢华。没有办法,无论风雨怎么洗涤和摧残,就是不能改变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腐臭气息。用革命的办法,比如冷酷的非常手段,也还是收效甚微。在最愤怒的年代里,有人就提出砍掉大树用作建设的倡议,结果只干了一个星期就住手了,这儿仍然还遗留下许多橡树。还有人发了更大的脾气,让人一口气拆掉了一座教堂、几幢特别招眼的房子——可惜没有进行得彻底也被制止了。看来仍然有人喜欢异国情调,处心积虑地保留过去的痕迹。果然,所有的胜利者都先后住进了橡树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儿终成陌生之地,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有许多年,通向橡树路的所有路口都有岗楼哨所;后来虽然开禁,但区内最重要的一些院落仍然是封闭的。庄明就住在一个封闭的区内,这也是大家平时不愿到庄周家串门的原因。庄周住在父亲的楼内,他们一家三口占据了二楼东边三间,还有一个大客厅——我记得客厅里铺了一块漂亮的驼色地毯。
庄明长得细瘦,严厉,高个子。而庄周即便在外形上也明显地区别于父亲:壮实,中等偏上的个子。我很少到这里来,即便有事要来,也尽量是快来快走。我那时最怕在一楼的走廊里遇到庄明两口子。没有办法,我总是害怕与一些重权在握的人物相处,横竖都不得劲儿。权力常常会把人变成陌生的东西,又冷又硬,就像污泥里的石头。庄明和我的岳父差不多,眼瞅着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家伙:目光、肌肉、牙齿,都硬邦邦的。我亲眼见他有一次吃牛肉,牛肉做得不太烂,别人正皱眉头,他放进嘴里却是一阵从容的咀嚼。在他眼里,所有来找儿子的人只不过是寻个借口与老子取得联系罢了。所以当我和庄周待在客厅时,总是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李咪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丰满匀称,神气特异,鼻子翘得很高,眼窝也深,眉毛长得很怪,整个是一副狐狸脸。漂亮可爱是不必说了,尽管整个人显得太小了点。她平常就像丈夫的尾巴,里里外外总跟在茁壮的庄周后面。在街头,在朋友当中,所有人都要不由自主地多看他们两眼。庄周一说起李咪总是这样的口气:“那个小家伙”;再不就说:“我那个小爱人儿”……李咪能以最快的速度跟一切生人熟稔起来,并且像对待家人一样把气氛搞得极其融洽。她踮起脚尖拍打客人的肩膀,拍打着,这样那样,说东道西,非常自然,毫无拘束。她整个人显得那么随和,亲切而又妥帖,使人很快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庄周自从那个黑色九月之后就变了。李咪不停地抱怨。她是一个离不开丈夫的人,庄周如果回来晚了,或者是在外面开会停留一两天,她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
以前的庄周只是忙。他不仅要组织各种活动,送往迎来,还有内部管理、下面几个委员会的工作,一大摊子。最让人头疼的是财政部门对所有的委员会都大幅削减经费,这一下全乱了套。这个年头干什么都需要钱,一个几十人编制的单位,本来每年财政上给的钱除了人头费所剩无几,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庄周不得不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弄钱,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取名为“创收部”。创收部的人都是很有办法的小伙子或姑娘,一个个夏天穿着圆领衫、牛仔裤,戴着变色眼镜,驾车在闹市区和郊区来复窜奔。他们腰上挎着传呼机,手抓便携电话,在乱轰轰的城市里遥相呼应。庄周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只有几个朋友知道他有多苦。他不愿发出牢骚,可一旦发出,那就是快要支撑不住了。有一次他说:“我平均一分钟得罪一个人!”
开始我不明白,因为在我眼里,由于他父亲的缘故,文教界的老老少少都跟他有深厚的关系;后来才知道,像所有“浮出水面”的人物一样,他的对手其实也多得很,有的直接就是从橡树路出来的子弟。
庄周平时极其收敛、谦恭,不得不做许多极不愿做的事。有人写了几篇东西、画了几幅画,就缠着庄周开讨论会、举办“个展”。庄周因为对艺术酷爱,对这类人物当中的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往往都是程度不同的倒霉蛋。庄周要伸开两手保护他们,并且永远嫌自己的两臂不够长。他不求父亲,因为父亲对他和他的这些朋友从来存有偏见,而且年龄愈大偏见愈深。除了庄明,在文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吕南老。吕南老平时深居简出,影响力却无法低估。庄明离职后,吕南老身边的人更加神气活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最嫉恨庄周,外号叫“乌头”。乌头年近五十,会画几笔画,擅长与别人“合作”。这个人几年来做梦都想取代庄周,处心积虑地接近吕南老。在历经诸多周折之后,乌头终于结识了吕南老的外甥“山颉”。此人是一个机关的处长,素有两大嗜好:字画和女人。乌头恰好在两方面都能满足山颉,两人于是成了“铁哥们”。山颉常为乌头的事去求吕南老,如果不能得手,就直接去找另一些头儿,每次都暗示是“舅舅的意思”……乌头依靠山颉,几年时间升为副局长,又开始琢磨其他。他发誓说:这辈子就是什么都不干,也要把官做到“三至四品”!
有一个人越来越让庄周操心了。
这个人就是画家桤林。桤林本来在艺委会下边的一个刊物做美术编辑,不久前才调到画院。桤林从心里感谢庄周,因为正是庄周力排众议才把他调过去。许多人认为要当一个专业画家,桤林的年纪还小了点儿。他是从边远山区考到这座城市的,由于学业突出,毕业后就留在了城里。他前后换了三四个单位,最后才在一个刊物落下脚来。他现在是专业画家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据说在几十年的画院历史上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桤林长得细细高高,头发很长,有时又剪得差不多成了光秃。他不是故意这样,因为除了画画,他对一切都无心无绪,几乎从来不懂得照料自己。他画油画,一天到晚关在密室中,差不多达到了疯迷状态。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梦也想不到会得罪乌头。起因是为参加一个大型展览的事:乌头千方百计要使自己的画作入选,结果却是桤林被挑中。乌头先是串通评委们重来一遍,没成,就逼桤林自己撤回作品。桤林还没有来得及照他说的去做,选送的画已经被拿走了——这一下乌头心底起火,一拍桌子说:桤林这小子完了。
从此桤林真的麻烦不断,干什么都不顺。接下去的几年中,桤林几乎每年都有一二次受挫:作品只要参加展览或刊出,立刻会招来严厉批评,而且调子高得吓人。最后许多人都不知桤林为什么成了个“敏感人物”。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还会莫名其妙地吹来一股冷风,说桤林生活或其他方面又出事了,不得了啦,上边又要追查了;结果有时真的就有厚厚的“批件”转下来。虽然每次查下来都是无聊的瞎忙,但还是有不少人害怕。桤林作画的地方经常有人光顾,这些人像是很有来历,拿着一个小本子,翻翻记记,嘴里的大雪茄像一根阳具一样翘着,差点都要触到桤林的脸上了。他们把他十几年前的习作都找出来了,所有的裸体素描都挑选编号。有一个脸上满是横肉的家伙从兜里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支红笔,在这些画的胸部和两腿之间都狠狠地打上了大叉。桤林开始愣着,后来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扑在了自己的画上。几个人一齐按住了他,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厉声说:“正给你造册呢,害怕了?别急,小淫棍。”桤林被他的凶相吓呆了。
因为有人不停地骚扰,画室显然成了最可怕的地方。桤林不得不舍下一切,在深冬里躲到了朋友一间没有暖气的小屋子里。他在这儿瑟瑟打抖,半是因为严寒,半是因为害怕。他在倾听恐惧的消息——什么动静也没有。但他知道,除非是这个春天早些来到,不然再也无法工作了。那间曾给他无限欢乐的小小密室如今就是囚室,他不敢走近那儿半步。而在这个冷窖里,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就这样,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严冬,在一个挺好的春天的早晨,他蹑手蹑脚地回到了那个画室,开门一看,里面除了一团破纸,就是跑来窜去的耗子。二十多年的心血啊,几乎全不见了。
也就在这个春天,桤林被呜呜嚎叫的警车抓走了,罪名是搜出了许多淫秽品,是一个流氓集团的重要成员……
整整有一年多的时间他都给关在看守所。九月的枪声响过了,满城死寂,庄周却在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将他救出。
他好不容易出来了,可是人也废了:既不能画画也不能参加展出,像个傻子一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到那间小屋,一头倒在那团破纸上就睡着了。最奇怪的是,他竟然避而不见自己的大恩人庄周,总是设法躲开他。
有一天桤林走着,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机关的牌子,就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冲进去。那天正好是山颉值班,他立刻指示保卫处的几个人:把这个疯子扔出去。结果桤林先是被推搡,后来就跟门卫厮打起来。最后桤林不仅受了伤,而且还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押走……
还是庄周反复交涉才放了人。可是放回的人仍然不理庄周,自己在那间小屋里待了很久,庄周敲门、喊,他都不应。后来桤林找到单位的领导说:“我不想在这儿了,我想回老家去。我想妈妈了。”领导说那你回去看看老人家吧……
对庄周来说,比桤林麻烦十倍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委员会下属十几个部门,动不动就有人来查,一会儿账目出了问题,一会儿又是税务和审计找来了。所有这些都得他出面应付。每到一些节令,各协会还要作出许多配合性的选题计划,要有“动作”,这方面只要稍有疏失就会有人质问……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每次他在外边出了一点事儿,回到家里立刻就会受到父亲的一顿训斥,说他简直是丢脸,“我现在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人家对你当然不像过去那么迁就;这也好,公事公办……”
庄周知道,他不能向任何人解释什么,包括父亲。
<h5>4</h5>
我回忆往昔,觉得自己最对不起庄周的地方,就是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刻不仅没有帮他一把,反而把一个人介绍给他,为他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那人是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因为长了一对斗鸡眼,外号“斗眼小焕”。我们本来有许多年不见了,但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这些年里竟然随风就俗,也在纸上涂抹起来。当有一天他出人预料地出现在这座城市里时,简直让我大吃一惊:模样差不多让人认不出了,一改印象中的邋邋遢遢,皮鞋闪光,头发锃亮,那双斗鸡眼架上了一副平光镜,看上去很像一个志得意满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身边还跟了一个粗壮的大汉。大汉说话含混,脸色铁青,不停地咽着口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其实就是小焕的保镖。保镖话语迟滞,看上去三十五六岁,有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小玲。斗眼小焕让小玲干这干那,支使得一个大汉团团转。第一次见面时,对方刚一转身,小焕就向我介绍:“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呀!”原来在他眼里不仅自己是天才,就连身边的人也都是稀世珍宝。
小玲实际上既是他的保镖,又是一个仆人,要为他买烟、跑腿、打车票,陪他扯闲篇儿。如今斗眼小焕比我记忆当中那个挂着两趟鼻涕、净做坏事的淘气鬼又多了几手:满口脏字,狂话连篇,动不动就骂人,一双斗鸡眼闪来闪去,瞧不起整个世界。奇怪的是,听口气他最佩服的不是别人,竟是身边的小玲。
小焕一出现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介绍他认识这座城市的一些人:“最有名望、最有才能,喏,这样的一些家伙,特别是庄周。”毕竟是久别重逢,我像迎接一个家乡人那样对待了他。至于说其他要求,我除了尽可能给予满足,似乎也别无选择。
就这样,他在庄周的客厅里出现了。小焕直着眼瞅李咪,嘴里的香烟都忘了吸,烟灰一截截掉在地毯上。我只得没话找话跟他扯,以便把他的目光吸引过来。可是他回答我的话时眼睛还是不离李咪。李咪走开,他竟然跟在后面叫着:“嫂子啊!嫂子啊!”
庄周与小焕谈话时,小焕两手翻飞,一会儿又用力拍打膝盖:“妙啊!绝了!”再不就说:“天哪,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惊世骇俗!”他喊着,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偶尔还要大声吟哦,很快弄得热汗涔涔。他闲下来就大口喘息、咳嗽,咕哝:“哎呀,我快不行了!咳咳!”
李咪进来添水,小焕立刻站起,用力搓动两颊,搓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李咪出去时招手让庄周过去——他们在商量中午怎么吃饭。可是庄周刚刚离开一步,小焕就搓着手说:“馋死人了!咳咳!”我狠狠盯他一眼,他毫不在意,还笑吟吟地附在我耳边说:“你知道怎么抵挡这尴尬劲儿吗?”没等我应声他就说了:“这时候你就发了疯地谈艺术好了,只有艺术这东西能够抵挡女人的诱惑!咳咳!没法,老要咳嗽,漂亮女人会引起临时性肾虚……”庄周回来了,他果真更加起劲地谈起了艺术。李咪的身影在门口闪了一下,斗眼小焕就猝不及防地大喊一句:“天哪!”
那一次我觉得太对不起庄周了。那个疯子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担心的是他还会频频出入庄周的客厅。
事实上正是如此。后来我听说小焕一个星期就去了三次。好在他要进这座城市得坐一天的火车,不然后果将更为可怕。我看着庄周,不知该怎样表达心里的歉意才好。我知道这实在是一个浑身挂带着灾难和不祥的人物,应该设法使朋友尽快摆脱才好。可惜这一切似乎已经太晚了。
有一次小焕又来到了庄周家,当时正有一帮协会创收部的人在这儿,他们一看小焕就觉得别扭。小焕在客厅里只谈了一会儿,双手又开始在眼前翻飞,照例口吐狂言。其中一个人就说:“我真想把他那只爪子剁了去。”可还没来得及剁,这双翻飞的手竟然忙中偷闲做出了令人吃惊的事儿——庄周刚刚起身去做什么,李咪过来找东西,小焕就笑吟吟地拍了她一下。李咪猛一转身,脸红到了脖子。这时戴着变色眼镜、腰上系着钢腰带的一个小伙子砰地拍了一下桌子,一把揪住了他。小焕的嘴活动着,还没说出什么,旁边坐着的小玲就“呜”地一声站起,一拳打在了那人脸上……眼镜打碎了,玻璃片将脸刺伤——那一天闹得天昏地暗。
往事不堪回首,可又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