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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1</h5>
娄萌的来信都是催促。后来我就不再打开，只放在那个瓷碟里。我想自己该离开了，再住下去，在那个舒服的大澡盆里每天浸泡，我会变得全身筋骨酥软，再也走不动路了。
有人敲门。我从敲门的节奏上分辨出是小白。她把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放在了瓷碟上。那大概又是娄萌的一封信。她这次没怎么停留就离开了，可刚走又打来了电话，说总裁要跟我讲话。话筒里响起那个粗哑的声音。对方“喂喂”地呼喊，我一声不吭。到后来我总算应了一声。
“你怎么样嘎？进行得怎么样嘎？”
我说正在进行着嘎。
对方说他跟娄萌已经通了几次电话——“咱这就把事情敲定了”：一是改发一个“专号”；二是娄萌让其转告，这次可以放开手写了；三是从今以后，他即是我们这个刊物的“名誉社长”了——“你看怎么样嘎？”
我说“不怎么样嘎”，随手就把电话挂断了……与此同时，我的目光落到了那个瓷碟上，这才觉得那个信封有点怪异——它太大了一点，里面装下了多少东西啊。我马上想到了一个人——是的，肯定是杂志社把凹眼姑娘转来的信一并寄到了这里。
我动手拆这个鼓鼓的函件。可刚刚撕开一点，刚看到里面的几个信封时，心就噗噗跳起来。我不由得忍住了。我的手触碰它的那一刻，觉得仿佛有脉动似的。留待夜深人静吧。她这会儿仍在那个苦役之地，在西部的一片大荒里。她已经决定：当苦役结束的日子里，她不再回到那座城市了，因为那个苍白青年的魂灵飘啊飘啊，飘到了高原上。
在屋里待不下，又一次来到了西面的那片空地上。我在围了铁丝网的荒草间走来走去，像寻找一件遗失了的东西。可是我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回避那道目光，它无所不在。这是凹眼姑娘的目光……这目光让我愧疚而惶惑，难以迎视。我只能转而注视另一个方向。这样的时刻，萦绕心头的还是往昔——在橡树路上徘徊的日子又回到了眼前，仿佛自己仍然是当年那副单薄的身材。我今生怎么忘掉你啊，凹眼姑娘？怎么忘掉你嘴里的糖果味和烟味？也正是无法忘记无法回避，我才不得不远远地躲开那座城市和那条路——可是即便逃到了这里，我仍然还是住在了一个叫“橡树路”的地方……
多么晦气。那就继续逃窜吧。我的许多朋友都走开了，他们这会儿正在路上。他们被心头的火焰日夜烧灼烘烤，不得不急急赶路……离开那个临时寄居的城市、那个窝，走进没有尽头的远方——远方有什么？谁也无法回答。像你最终要滞留高原一样，我的朋友们这一生能否按时返回，也同样无法回答。他们像你一样，已经被遥远之地的什么吸引了收留了。我只隐隐地知道，无边的原野藏下了那么多的未来，一架架大山中有着那么多的容身之地。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迎接各种各样惊讶的眼神，接受各种追击、诅咒和围猎。是的，就为了追赶他们，我也将变成一只两足动物，离开原来的地方——那是一个何等拥挤困窘的空间啊，各种各样的人都在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广袤的大野，到处都奔走着一些自由的灵魂。
我有时恨不能变为一只野狼，长出长尾，长出一对蓝幽幽的眼睛，一口气蹿上荒野，在巨石嶙峋的山隙里像闪电一样腾跃……
我闭上了眼睛，强烈的阳光刺得我难以睁开……一种柔柔的呼唤又回响在耳畔。我再也不敢迎视那一双眼睛了。
我又来到了工区。时间不早了，我该再一次看看来自家乡的那个瘦骨嶙峋的姑娘，看看她因为瘦削和纤弱而变得越来越大的眼睛。我要向她告别——或许我会突然离去，一辈子再也不会踏上这儿了。
她在车间里，强烈的灯光下，一张脸显得更加苍白。她马上认出了我，笑了……我告诉她：这几天因为太忙了，没有来看她，一切还好吧？
她“嗯”一声，点点头。
又说起了老家，那片平原。我说上一次忘了问，和她一块儿到这里来的平原人还有多少？她说他们一块儿出来十几个，有男有女，其中女孩子大多就留在宾馆里；有的在车间干了不久，受不了，就另找地方走开了——听说有的到了南方，那里挣钱容易些……“你知道南方吗？”
我摇摇头。我很少到南方，不过我怀疑世界上会有一个真正顾怜穷人的地方，那里会更适合他们生存。
我牵挂平原上来的那些孩子，问：“她们在宾馆里怎样？”
“她们挣钱很多，不过那里一到了半夜就闹鬼……”
她说这句话时声音低极了，四下里看着……我想起了北庄的独臂人，立刻缄口。
她问我什么时候回老家去，我告诉她也许很快就回。她于是告诉了一个具体地址，说：“你见了我妈就说我挺好的，吃得好，穿得好，也胖了……”
最后一句让我心里酸酸的。
她说每个月都给妈妈寄钱……我问她有没有朋友——我是指她这儿有没有非常要好的、可以互相照料的同乡？她可能理解成了“男朋友”，脸立刻红了，咬咬嘴唇说：“还没有。”她告诉我自己二十二岁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因为她看上去顶多只有十六七岁。
<h5>2</h5>
从车间走出后，在“集团”办公大楼下的花坛跟前站了许久。这儿五颜六色的花太美了。这里竟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花坛。这里的空间分成几层，高高的搁板上有鹤望兰、龟背竹，松松的泥土里还栽满了康乃馨与青岛百合，甚至还有一片郁金香。花圃里最引人注目的除了郁金香，还有卷丹——它的花期稍稍提前了，橘红色的花瓣往下垂着；它的卵状苞片和披针形叶子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花梗上的白色锦毛、反卷起的花瓣简直像人工扎制的。正对着花圃的楼层，就是罩了丝绒窗帘的一扇扇窗户，里面正亮着灯。丝绒窗帘沉甸甸的，给人一种隐秘和安逸的感觉。这些兔崽子无一例外地都想学洋鬼子那一套，喝过咖啡又喝茶，偶尔还找几张唱片听听，而且在楼下搞起了这么好的一个花坛，甚至引进了欧洲郁金香。但这一切还是无法遮掩他们的鄙俗。
夜渐渐深了，头顶出现一片繁星。从大楼往东看去就是灯火辉煌的“橡树路”了。那儿的彩灯可真拙劣——这彩灯的设置让我觉得十分眼熟，哦，当然，又是从城里的“橡树路”上移植过来的……我迎着它走去，一直走到了最深处。我在最大的一座宅院跟前停住了。我打听行人：这儿是否住了一个叫做“嫪们儿”的人？他们纷纷摇头。大宅黑乎乎的，无数的窗子竟然没有灯光。从这座大宅往四周延伸出许多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螃蟹蛰伏在黑夜里。前边黑漆漆的夜色里，我影影绰绰看见一个矮个子在平着甩手走路——老天，这是真的？我急急追上去几步，发现那影子越来越远，我竟然追他不上。我跑了几步，这才看出渐渐变大的灯晕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柏油路面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可是我无法使自己放松下来。回到住处，我又一次定定地瞅着那个大大的信封……
像过去一样，这不是一封信。写在白色信笺上的，仍然是以前看过的那样一些片断—— 一些诉说和自语、一些信手涂抹。好像我们有过这样的约定：彼此只做一个理想的读者，一个倾诉者。
渐渐地，我又看得见那一对目光了，又听到了那略带沙哑的声音……
……
“白条”和我去了东郊的一个军事管制区。那里值勤的负责人是他家以前的警卫，两人认识，所以我们可以随便进出。这个地方真棒！因为平时没有游人，草木密匝匝的，脚步底几乎看不到泥土。夏天快来了，山上到处是桑葚，还有别的野果，一大串一大串吃得嘴角都是紫的。鸟的天堂，各种鸟吵成一团，大鹰在天上一动不动。猫头鹰蹲在路边晒太阳，走近了伸手摸摸它，它留了老干部一样的背头。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盹儿。我们带足了吃的东西：洋酒和罐头面包，烟。去的路上人不多，他根本不听我的话，又开始飙车了。往死里开。他顾不得我在车上。他大概想：如果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人世，那也不错，那是一种幸福。是啊，我有时也闪过这样的念头。我从侧面瞥瞥他的脸，心噗噗跳。我害怕坐他的车。
他肚子上的伤已经好了，成了一个半寸长的月牙形的小瘢。除了我，他谁也不让碰它。他想了什么我知道。他的心事只有我知道。他心上有伤，这是他的父亲——老爷子留下的。那个老人我没见，一般人都见不到。他整天忙，名声大，连家里人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白条”说他从小就怕父亲，对那人没有一点依恋——母亲虽然因为工作太忙也没有更多亲近他照顾他，可他不怕母亲——他是由保姆带大的，吃的是保姆的奶。可是他还是有缠母亲的机会。父亲抱过他，那是记得起的几次。从记事起，他从父亲那儿听到的都是训话，是斩钉截铁的一些话。他对父亲的话从来没有怀疑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违抗。就这样，一直到父亲死，剩下他和母亲。空荡荡的大宅，真大啊，主楼，边厢，无数大大小小的房间，以前好像从来没注意过似的。除了这些，他还发现出了大宅就变了，到处都是责备的、仇恨的眼神。他听到有人狠狠地咒他们。
那些在橡树路上住过、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给赶走了的人家，他们的后代都长大了。这些人也在咒他们。这些人咒的是同一个人：他的父亲。他害怕，还有满心的委屈。他问了母亲才明白：被赶出橡树路的人以前也显赫过，有的还是父亲的朋友，可是十分不幸，他们倒霉了。一个人要倒霉，这种事儿难保就不发生，比如说，进了牢狱。母亲复述的是父亲以前说过的话：罪有应得。母亲还轻轻哼过父亲在世时流行过一阵子的歌：罪有应得，罪有应得……
“白条”从来不敢在外面唱这些歌。他在一些人那儿受到了可怕的对待。好在他还有庄周这样的朋友。令他又羞愧又痛恨的是，父亲的另一副面孔，也许是更真实的面孔，正在一点点浮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让人害怕的事情露了馅儿！它们都是真的：父亲参与制造了多起冤案。最不能让他原谅的是，父亲说了那么多谎话，这在当时让许多人、包括他和妈妈都从没怀疑过。他哭了。母亲安慰说：孩子，住在这样大宅里的人，有时就得这样，就得说一些谎才行。他问：还有呢？母亲问还有什么，他说：就得杀死一些人、一些可怜的人吗？母亲不能回答。
午夜一过，他就一个人走出来。可恨的失眠。再后来，他的朋友也跟上他玩，索性都不睡了。又待了些日子，这院子里就开始闹鬼了。
母亲说：你爸一死就会这样，那些鬼魂除了他谁也不怕。他有一次对母亲说：瞧吧，他多凶，连鬼魂都要怕他！母亲说：别这么说，他是你父亲啊……“白条”最痛苦的就是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与死去的父亲再也不能和解了，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凶恶的老人，直直地瞪着他，让他出一身冷汗。他吓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越来越灰。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
“白条”最好的朋友一直是庄周。他说庄周父亲生前是自己父亲的下级，两人有过不少摩擦，不过总算没有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与“白条”不一样的是，庄周是个听话的人，是那种好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到参加工作，全都是一色的优秀到底。他们在一块儿除了切磋就是争论，争得厉害，两人相互什么都不隐瞒——这样一直到大院里闹鬼。那以后他们就多少有些疏远了，不过还算好朋友。我听过他们几次争吵，吵得吓人，肯定要伤和气。“白条”事后气得摔摔打打，十分难过。有一次他问我：庄周太完美了，是吧？我没有回答。我什么也不懂。他们都迷恋写诗，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白条”的诗。读他的一些句子，常常会让我半天揪痛，让我忘不了。庄周的诗就不是这样，虽然也蛮好蛮顺的。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可能就像他这个人一样，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一夜，我与“蚰蜒”发生了那个可怕的事情，不久“白条”就大病了一场。一场高烧连续十天不退，他妈吓坏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她从城里找来了几个人：这些人年纪很大了，是大学里的，会使用一种古怪的方法为大院驱邪，念咒语。其实这没有用，因为这以前另一个人也这样干过，那才是最有办法的人，他叫“嫪们儿”，是首长在世时的朋友——他都办不成的，这些人又有什么办法！那些日子大院对外人封闭，直到“白条”病好为止。他不再说胡话了，安安静静躺着。我发现“白条”真是好可怜啊，几天不见就瘦成了这样，头发一动就掉。他一整天拱在我怀里，摸着我的脸说：等等吧，等不了多久了，咱们一定搬出这座大宅——到那时候我们就结婚吧。
他反复说：到了那时候，我们要过一种小日子……
我也不知道“小日子”是怎样的，只被那几个字感动得哭了。他还写过一首小诗，得病的日子里一遍遍念着，直到我真的听懂了：东部太热、太挤／我愿来世降生在／寒冷的西边／那个贫瘠的高原。
他身上还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样的日子里，他的母亲把我叫到一边说：他病了，你们不能老那样。她还以为我们在一起就那样呢。其实一天里的大多数时候他都躺在我的怀里，讲东讲西。他一遍遍让我讲过去，讲我的昨天——每逢最高兴的时候，他都要这样。他要听我小时候的那些事，这才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h5>3</h5>
……秋天，橡子和板栗一块儿熟。刚开始我分不清它们。橡子和板栗看起来一样，都长在一团毛刺里，树皮也一样黑粗，叶子也差不多。海边的橡子比板栗多，橡树在白杨林里、在杂树林里常常看到，板栗也差不多。它们成熟了就落在地上，脚一磕，刺猬皮似的东西吱吱响，弯腰一摸扎手的，就是它了。
我们到林子里，把橡子装在篮里，板栗装在兜里。打鱼人鬼精，一眼就能看出哪棵是板栗，然后把上面的果实全摘下来。地上一片枝叶，就是它在遭劫。外面的毛刺扎人，妈妈说：“板栗太甜太香，谁都想摘，所以才披挂这样的刺盔。”
我学男孩那样，找一颗最大的橡子做成烟斗，装一点糠末点上，让白烟从鼻孔里冒出——学会鼻孔冒烟并不难……抽烟时要半躺半卧在水潭边上——杂树林子里本来是干净的沙土，上面长了各种各样的草和灌木，可是中间会出现一个圆圆的水潭，它就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一边抽烟，一边看潭里扑棱棱的黑鱼。隐蔽在林子中的水潭乌黑乌黑，简直像墨汁一样。可它又清澈透明，每一根水草每一条鱼都看得清清楚楚。那鱼比水更黑，就像木炭沉在水底、漂在水中……靠近水潭的那片沙土也浸成了黑的。水潭四周到处开满了黑色蝴蝶花。让我至今不明白的是：这花这水这鱼都是黑色，真是怪极了；还有，绵软的一片沙土上，一潭水却不渗掉。
我和妈妈一起去水潭边。爸爸没有来。我们和他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从来没有看到比妈妈更美的人，她喜欢穿裙子。我们在水潭边待到中午。一个猎人扳开灌木走过来——打着裹腿，戴一顶很大的帽子，肩挎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他站在潭边，手里提着枪，看我们一眼就走了……林子深处传来了他的声音，他在学野鸡叫，粗粗的嗓子。他一见了妈妈就这样，高兴得学野鸡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