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后的一天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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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工夫，火车的汽笛响了。多年来，神父第一次没有听见汽笛声。他眼瞅着火车在浓烟滚滚中开进车站，听到炭块落在生锈的锌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是，这一切仿佛是遥远、缥缈的梦境。直到下午四点来钟，神父才从梦境中全然清醒过来。他连忙对准备在礼拜天发表的精彩布道辞进行最后的加工润色。又过了八小时，有人找他，请他为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
因此，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乘火车到镇上来的人是谁。很久以来，那四节油漆剥落、破旧不堪的车厢在小镇上开过来开过去，然而神父从不记得有人在这里下车，留在镇上，起码近几年里没有过。真是今不如昔啊！想当年，他整下午整下午地凝视一列满载香蕉的火车奔驰而过。那是一百四十节满载水果的车皮，在他眼前过啊过的，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站着个人，手里举着盏绿灯。车开过后，夜幕就降临了。镇上，万家灯火。神父站在铁路旁，凝望着小镇。他觉得仅仅是看着火车经过，就等于被带到别的镇子上去了。也许因为这个，他养成了每天到车站来的习惯。后来，发生了用机关枪扫射工人、毁坏香蕉园、捣毁那一百四十节车皮的事件。然而，他依然天天到车站来。如今，只剩下那列尘封灰盖、暗黄色的火车，既没有人乘车来，也没有人乘车走。
但是，那个礼拜六，的确来了一个人。当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离开车站时，一个文静的年轻人正从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子里注视着他。小伙子除了饥肠辘辘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看到神父，他突然想起打昨天起他还一直没吃东西。“有神父的地方一定有旅店。”他一边想一边从车上下来，穿过八月的烈日烤炙下的大街，走到车站对面一幢房子的阴凉处。屋里，留声机正在播放一张用旧的唱片。一连饿了两天，小伙子嗅觉分外灵敏，一下子就闻出了这是一家旅店。他连忙进去，连招牌都没顾得上看一看。那上面写着“马孔多旅店”，但他从来不必看招牌。
老板娘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面色焦黄，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就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要了一份午餐，说：“越快越好。”老板娘不慌不忙地端上来一碗骨头汤和一盘青香蕉丁。这当儿，火车拉响了汽笛。有营养的热汤冒着热气，小伙子透过雾气估摸了一下从旅店到车站的距离，顿时吓了一跳，坏了，要误车了。
他撒腿就跑，心急如焚地跑到门口。还没等迈出门槛，就知道赶不上这班车了。他回到桌旁，把饿劲儿全忘光了。只见留声机旁坐着一位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神色挺吓人，好像一只摇尾巴的狗。小伙子在这一天里第一次摘下了两个月前妈妈送给他的帽子，把它夹在两腿间，吃完了剩下的饭。他从桌旁站起来，似乎对误车，对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搞清的小镇上度过周末并不感到焦急。他坐在厅堂的一个角落里，靠在硬邦邦的椅子直背上，在那儿坐了好久，根本没有心思听唱片。最后，选唱片的姑娘开口说话了：
“走廊上比这儿凉快。”
小伙子有点儿忸怩不安。和生人打交道，他总是害臊，不敢正眼看人。有时候不得不说几句话，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也是两码事。“好吧。”他回答说，觉得脊背上一阵发凉。他打算摇晃几下，没摇动，忘了自己坐的不是摇椅。
“到这儿来的人都爱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那儿比较凉快。”姑娘说。听那话音，好像姑娘要跟他攀谈攀谈。小伙子又是一阵着急。姑娘给留声机上弦时，他偷偷地睃了她一眼。看上去，她仿佛已经在那儿坐了好几个月，兴许有几年，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给留声机上好了弦，但她好像一辈子都要守着这件差事。她冲小伙子笑了笑。
“谢谢。”小伙子说着话打算站起来，行动尽量显得轻松自然些。姑娘还是盯住他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把帽子挂在衣钩上。”
小伙子的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姑娘用这种办法提醒他，弄得他挺紧张，像是被人逼到墙角。误车的恐惧感再一次掠过他的心头。这时候，老板娘进来了。
“您干什么哪？”她问。
“他要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谁来都会这样做。”姑娘说。
小伙子听出来了，她的话里带着戏弄人的口吻。
“您别担心。”老板娘说，“我给您端个方凳来。”
姑娘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小伙子心慌意乱的。天气燥热，他一个劲儿地冒汗。老板娘把一个皮面的木头凳子搬到走廊上。小伙子正要跟过去，姑娘又开口了。
“弄不好，小鸟会吓你一跳。”她说。
老板娘扭过头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目光凌厉。
“你最好闭上嘴。”老板娘说。说罢，又笑容可掬地看着那个小伙子。他已经不觉得那么孤独了，也想搭讪几句。
“您说什么呢？”他问。
“我说每天一到这个钟点，走廊上就掉死鸟。”姑娘说。
“别听她瞎说。”老板娘说。她弯下腰去，整理中间桌子上的一束纸花，手指头神经质地索索发抖。
“我瞎说，”姑娘说，“前天你自己还扫走两只鸟呢。”
老板娘气冲冲地又瞪了她一眼，随即带着满脸歉意，想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解释一下，打消客人的一切疑虑。
“先生，是这么回事：前天有几个小孩把两只死鸟丢在走廊上，打算吓唬吓唬她。后来，又告诉她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她呢，就相信这些鬼话了。”
小伙子笑了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儿滑稽。他搓了搓手，又扭过脸去看那个姑娘。她正在焦灼地望着他。留声机已经不响了。老板娘走进隔壁房间。小伙子朝走廊走去，这时候姑娘压低声音坚持道：
“我亲眼看见从天上掉小鸟的，相信我。这里人人都见过。”
小伙子相信自己弄明白了为什么姑娘恋着留声机不肯走开，以及刚才老板娘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是啊。”他同情地说。说完，朝走廊走去，又说：“我也看见过。”
外面，巴旦杏树荫下稍微凉爽一些。小伙子把方凳靠在门框上，头往后一仰，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坐在摇椅上的母亲精神不振，正用长把扫帚撵鸡。想到这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
上个礼拜，他也许还觉得自己的生活像是一根直溜溜的光滑的绳子。一头是最后一次内战中的一个下着雨的清晨，他出生在一所农村学校的茅屋里，四面都是泥墙；另一头是他满二十二周岁的六月的上午。那一天，妈妈走到吊床跟前，送给他一顶帽子，上面附有一张纸条：“送给我亲爱的孩子的生日礼物。”有时候，他闲得发慌，就爱回想那座学校、黑板和那张沾满苍蝇屎的国别地图以及挂在墙上的一长排罐子，罐子上方有每个孩子的名字。那里气候凉爽，是一个宁静的、绿茵茵的小镇。有几只腿又长又灰的母鸡时常穿过课堂，躲到水缸边去下蛋。那时，他母亲是个忧郁、沉默的女人。每天傍晚，她迎着从咖啡种植园吹来的微风，坐下来纳凉，说：“马瑙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然后扭过脸来，看着在吊床上不声不响逐渐长大的孩子。“等你长大，就懂了。”可是，他啥也不懂。长到十五岁了，还是啥也不懂。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平日生活闲散，长得很结实，只是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二十岁上，他的生活还不外乎是躺在吊床上翻几个身。这时候，妈妈患了风湿病，不得不离开执教十八年的学校。母子俩搬到一幢房子里住，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还养了几只灰腿儿母鸡，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几只一样。
养鸡是他第一次接触现实生活。直到今年七月，他就干过这么一样活计。七月里，妈妈打算退休。她想，办理退休的事孩子足以胜任了。小伙子麻利地准备好了文件，甚至还说服了堂区神父把妈妈的洗礼日改早了六年，因为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礼拜四，妈妈凭多年任教的经验，仔仔细细、不厌其详地叮嘱了他一番，他这才动身进城。随身带了十二个比索、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包文件。至于什么叫“退休”，他的理解可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照他想，无非就是政府应该付给他一笔钱，好用来养猪。
天气闷热，小伙子晕头涨脑地坐在旅店的走廊上打瞌睡。他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有何不妙。他盘算着，明天火车一返回，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一心想着礼拜天继续上路，而且再也不会光顾这个苦热难挨的小镇了。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不舒服的、黏黏糊糊的梦，边睡边想：真遗憾，没把吊床带来。猛然间，他想起衣服包和退休文件全部落在火车上了，这才倏地惊醒过来，想到妈妈，又是一阵惊悸。
小伙子往屋里搬凳子时，镇上的灯全亮了。他没见过电灯。看到旅店里寒酸、腌臜的小灯泡，觉得十分新奇。再一想，妈妈跟自己讲过这个玩意儿。他把小凳一直搬到饭厅里，竭力躲开那些像子弹一样撞击在镜子上的大麻蝇。自己面临的这显而易见的处境令他头脑发昏，天气又这么热，再加上他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举目无亲的孤苦，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九点钟过后，他被带到旅店深处的一间糊着报纸和杂志内页的木板房。半夜里，他做了个噩梦，像得了热病似的。同一时刻，在离开旅店五个街区的地方，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仰面躺在帆布床上，心想：有了今天晚上的经历，可以充实一下那篇明早七点要用的布道辞了。先前，在一片蚊蚋的嗡嗡声中，神父穿着紧身哔叽长裤正在歇憩。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穿过小镇，给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回来时，他有些激动，神经有些紧张，因此把圣器放在床边，躺下来温习布道辞。神父面朝屋顶，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听到远处一只石鸻鸟的报时声。神父打算起床，他费力地爬起来，一脚踩着了铃铛，砰的一声仆倒在屋里坚硬粗糙的石头地上。
肋间一阵剧痛，疼得他几乎不省人事。这时，他觉得身体的重量、罪孽的包袱、年龄的负担一股脑儿全压了过来。他感到脸颊碰在硬邦邦的石头地上。往常，在准备布道辞的时候，他脚踩着这块石头地，就能准确地设想出通往地狱的道路该是什么样子。神父十分惊恐，喃喃地说：“主啊。”随后，他想：“我再也起不来了。”
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啥也没想，甚至没想为自己祈求一个善终。一刹那间，他像真的死去了一般。可是，醒转过来时，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和恐惧了。看见门下面透进一线灰蒙蒙的光亮，听见远处传来凄凉的鸡叫，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清楚地记得布道辞里的每一句话。
他抽下门闩，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他不仅不觉得疼，反而觉得这一跤把他摔年轻了。他深深地吸了第一口清新的空气——充满鸡叫声的潮湿的蓝色空气。全镇的善善恶恶、人间苦难仿佛都被他吸进心田。他朝四下里扫视了一眼，仿佛要习惯一下周围凄清孤寂的气氛。在静悄悄的、朦胧的曙光中，他看到走廊上躺着一只、两只、三只死鸟。
神父两眼盯着三只死鸟，一连看了九分钟。在准备好的布道辞中，他提出要为小鸟成批死亡赎一次罪。他慢慢地踱到走廊的另一端，捡起三只死鸟，又回到水缸边，打开缸盖，下意识地把死鸟一只一只地扔进碧绿的静水之中。“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就碰到半打。”他想，心中突然一亮，意识到一生中伟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七点钟，天已经热起来了。旅店里，那位唯一的顾客正等着吃早餐。管留声机的姑娘还没起床。老板娘走过来，好像在她那鼓鼓囊囊的肚皮里也有时钟敲了七下。
“唉。真倒霉，误了车了。”她用同情的口吻说，只是这份同情来得晚了一些。随后，她端来一份早餐：牛奶咖啡、煎鸡蛋和几片青香蕉。
小伙子想吃几口，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饿。恐怕天气会越来越热，他可真有些发怵。身上热汗淋淋，憋得喘不过气来。夜间，他没脱衣服，睡得很不安稳。现在头有点儿发烫。老板娘过来收拾盘子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妈妈，又是一阵发悸。老板娘身穿一件大绿花的新衣服，容光焕发。看见她的新衣服，小伙子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