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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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话已经流传开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的结果是朱红灯的人不仅能挡子弹，甚至连炮弹也不怕！
在大水过后，朱红灯终于又依靠医术之外的魔术，依靠“刀枪不入”的神话，迅速建立了威望，聚拢了人气，他率领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实际上，朱红灯并不是天生有领袖欲望，只是在这样的乱世，找饭吃很艰难，人们期望找到一条能够轻松找到饭吃的捷径，大家只相信，世道乱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
因为生存的需要，朱红灯终于走到和当初赵三多相同的那一步了：既不想得罪官府，又要进行“灭洋”。接下来，朱红灯等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带领大家去“反教灭洋”，而之前赵三多的“义和拳”不仅已经打出了“灭洋”的名号，更是打出了“灭洋”的名气，朱红灯等人又把“义和拳”的名号拿了过来，用“义和拳”来称呼神拳。
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和赵三多版的“义和拳”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比如他们都“只反洋人不反官府”，朱红灯打出的也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为了避免刺激到官府，朱红灯的弟子们所请的那些“神”，有“三国”中的英雄，有“西游记”中的英雄，唯独没有在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盖因这些好汉们曾经举起过反抗官府的大旗，而朱红灯的队伍自然要避嫌——谁说基层老百姓就没有“政治智慧”呢？
但朱红灯版的“义和拳”还是与赵三多的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赵三多版的“义和拳”主要是维权，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就主要是抢劫。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神。赵三多版的“义和拳”是没有神仙什么事的，而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却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越传越“神”，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其实是“神助义和拳”或者“天下义和拳”的旗号，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这当作愚昧和可笑的（事实如此），其实在大清的社会，早就隐藏着产生“义和拳”的根源：民众安全感的普遍丧失。
长期以来，大清的子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普遍性格是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习惯性地从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做出一点“越格”的事情。而在1898年前后，大清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是空前的，这种不安全感绝不只是源于三年前甲午战败，而是基层百姓生活中的现实。
当北京的光绪皇帝大张旗鼓“变法”之际，百姓们对新思想毫无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却感触尤深。经过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明白，损害这个国家肌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还有朝廷政治体制的落后、分配不公以及官场腐败，它们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损伤甚至要比那些洋枪洋炮更加厉害！千百年来百姓们传统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寡”，只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贫困其实是由盘剥、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相比于贫困本身，更加让人不可忍受。大清不能只有分赃，而没有分配吧？与赤裸裸的剥削比起来，人们倒是宁愿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寡”一点，因为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和希望。
戊戌变法本来就是去破解这一切难题的，然而变法又很快被扼杀，无疾而终，却也让人发现，腐败的源头原来就是出自皇宫之中，出自于党争，出自于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着清国的人们，再加上基层官员又是这样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在基层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百姓们发现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了：一条是奋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团的分赃圈；一条是已经确认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竞争去获取利益，只能去另辟蹊径。一旦失去对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崇拜：在这个乱世，其实就是比谁更流氓，老子没爹没娘，有些流氓，你能奈我何？
而暴力的极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标榜神力并不能让拳民真正强大起来。就拿信仰来说，他们信仰的也并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己的“力量”，这正是弱势心理的完美体现。
所谓弱势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为他们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虚幻中的“强者”，只有依赖强者，才有希望破格获取，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代价（降神）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看来，义和拳的出现决不能当作“民族意识的觉醒”，真正的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现代公民人格基础上的，现代公民人格重要的前提是“独立”（人人独立，民族和国家才能独立）。而“扶清灭洋”不过是几千年来，先帮助朝廷，然后依靠朝廷，不受欺负过好日子的传统“依靠”思想。
接下来，朱红灯就要带领大家行动了，“灭洋”的第一步是——斗法。
无力灭拳，慈禧连撤山东巡抚
1899年，这也是一个大灾年——跟上一年的大水灾不同，这一年是大旱灾，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种旱灾——春旱。
进入新年后，老天爷滴水不下，连月的烈日造成土地干涸龟裂，往年正常的春耕春种被打断了。村民们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又开始忧心起本年的夏粮秋粮。
朱红灯带领拳民求雨，而与此同时，教会也在组织教民求雨。朱红灯等头领到处宣扬“神助义和拳可得雨水”。而教会也在到处告诉大家：只要加入教会，成为教民虔诚信教，上帝一定会“将甘露遍洒人间”，并且有上帝的庇佑，拳民即使到教堂放火，火也“烧不起来”，拳民抢劫教民，上帝定会来惩罚拳民！
这是一场本土组织与外来集团的PK，为了压过对方，他们必须宣扬自己，争抢信徒！
在当时普通百姓们的眼里，这就是两个差不多的组织，谁的“法术”更灵，谁更亲近，他们就跟谁走。一个向本国的神仙求雨，另一个向外国的神仙求雨；一个宣扬“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另一个宣扬“上帝的意志无处不在，水火不进”。它们有什么区别？在当时拳民和教民的眼里，对方都是不可理喻，都是“邪教”。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教会拥有洋枪洋炮的事实反而在百姓们和拳民们心目中被淡化了。是的，洋人手中有洋枪洋炮，很厉害，但它们很可能也只是来自西方“法术”中的一种，而古老的中华法术是可以打败它们的！百姓和拳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经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世界，教会虽然也在宣扬“神”，但在关键时刻，它们是要用钢铁大炮来体现“上帝的意志”的，而不是大清子民手中的长矛大刀。
由于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对自己和对方认识不够，拳民被自我催眠了。从事实上说，这是一种比“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更大的催眠，“刀枪不入”还只是防御，而认为对方“不过如此”则会激发人们的斗志，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大量攻击性的传单开始在齐鲁大地上出现：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守佛法，大违圣道，今上天大怒，免去雨雪！”
“我们是上天派来的，来收拾作恶的洋鬼子！”
“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
朱红灯率领无事和无粮的拳民转战10多个村，见教堂就烧，烧完再抢，骚乱进一步升级。虽然老天爷就是不给面子，雨一直没有下，证明了无论是拳会还是教会的“法术”都不灵，然而，“神助义和拳”的亲近感和加入拳会的实际利益还是带来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教会紧张了，在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对总理衙门施压，山东的教会都在大量购买枪炮，加强武力戒备，官府出动越来越多的兵马弹压。
然而，由于拳民人数越来越多，各地“剿拳”不力，更大规模的民教骚乱一触即发，整个山东都成了火药桶！朝廷又拿出了应对危机最常用的一招——撤官。1899年3月14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三辛巳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撤职。这是继李秉衡之后被撤掉的第二任山东巡抚。
巡抚是皇上外放的官，所谓封疆大吏，是必须由皇上钦点的，代表皇上管辖“王土”，平时即使是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对巡抚也只能发政令而没有管辖权。此时的慈禧也是焦头烂额，半年前（1898年9月），她刚刚终止了戊戌变法、囚禁了光绪，刚刚实现“临朝训政”不足半年，而现在面对山东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局势，慈禧将派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