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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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天，慈禧等得太久了，既然端王集团想要掌控京城，那么她自然就要审时度势绝地反击，而不是坐以待毙。既然禁旅八旗里面烂泥一堆、外面铁板一块，只能通过新扶植的武卫军去制衡，那么可以先从京城的行政官员下手，找时机撤换。6月10日，表面上是给端王升了职，实际上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并且对慈禧的人荣禄所掌握的实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总理衙门表面上是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有权相当于无权，反正涉及洋人的事情大家都搞不定。一句话：以端王入主总理衙门的虚荣换来对北京的实际掌控，值！

但是，慈禧远远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时候动手，似乎有点太晚了。

义和拳突进内城！

端王集团是一群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形势、利用形势的人，这“形势”不仅包括洋人对朝廷的举动，也包括慈禧本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是躲在暗处，后发出招，而他们手上还有一个目前慈禧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拳民。

6月10日，在“被升职”之后，端王并没有高高兴兴地去总理衙门坐班，他似乎也很精，看穿了慈禧的意图。端王大人估计是猫在家里和心腹们“观察形势”。

他们只知道，洋兵大队又要进京了，太后又被吓到了，朝廷对于义和拳的清剿又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了，朝廷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义和拳和“抗洋”了，更何况——原本调进来震慑他们的董军又被调出去了。好嘛，机会！这是将拳民继续引到内城的机会！

但是，进九门毕竟不像进外城七门，慈禧也已经多次给步军统领衙门下过严令了，崇礼也只听慈禧的。也就是说，端王集团又需要“趁火打劫”，把拳民引进内城还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既能造成大规模骚乱又不会被追责的导火索。

端王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而且是洋人送上的。

6月12日，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出现在了内城使馆区外的道路上，他们头戴红头巾，带着马刀——这是使馆区周边第一次出现如此装束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如此装束的人都是拳民，在义和拳进城后，头戴红头巾、携带武器已经成为了北京普通百姓一种自保的措施或者时髦的打扮，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拳民，也很可能不是，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他们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使馆区附近。

此时的使馆区有“使馆卫队”守卫，也正在等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两抹红光突然出现在周边，有一个人正好发现了这一幕。

他是使馆区著名的“人见人厌君”——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人的脾气暴躁和大嘴巴在使馆区是有名的，连其他公使都在私底下称他为“粗鲁的日耳曼人”，平时他爱冲动，从来不把大清和清国人放在眼里。

见到义和拳那标志性的红色，克林德立刻勃然大怒，他追赶过去，举起手中的文明杖就开始殴打两人。年纪大一点的被打跑了，而那位可怜的少年被拽进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出自时任大清海关英国雇员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几乎就在克林德绑架这名少年的同时，混进内城的少量拳民首次在内城烧教堂（“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听闻教堂被烧，克林德等人更加愤怒了，他们将少年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6月13日）中午，克林德将少年的血衣和一封警告信送往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限时赎人（“过两点钟，匪命休矣”）。

总理衙门上奏慈禧，慈禧令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署右翼总兵载澜，前往德国使馆请求放人。载澜还是端王的弟弟，朝廷的辅国公，慈禧把他都派出了可见给足德国人面子，而克林德干净利落地拒绝放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朝廷没有采取有效的剿拳措施”。

原来这个老家伙只是要借这个少年人质来说老问题——朝廷剿拳不力啊。

在步军统领衙门与克林德交涉的同时，“使馆卫队”在使馆周边戒严，“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仲芳氏：《庚子记事》）。

崇礼等人空手而归，少年被德国人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并且迅速从内城传到了外城，传言那位少年已经被德国人打死（此少年后来下落不明），更加恐怖的是：传言“使馆卫队”将出城，屠杀所有的拳民和百姓！

外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夜幕降临之际，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当时俗称“哈德门”或“海岱门”）开始爆发人潮大规模挤进内城的骚乱！

酉正（下午5时至7时）……方由署散值（刚从单位下班），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是夜子初，崇文门外，拳匪麕（jūn）集千余人，喊叫开城，神机营兵把守，并上城堵御，洋兵随亦上城，放排枪击毙拳匪十余名……”（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相信大家还记得，13日这天慈禧是已经下过一道严旨强调九门守卫的，太常寺卿袁昶虽然平时是“亲洋派”，但他也指出正是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产生了拳民突进内城的导火索——“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克林德）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

双方冤冤相报的打杀正式开始。

冤冤相报：洋人主动上街剿杀拳民

入城的拳民首先直奔使馆区而去，而“使馆卫队”架起马克沁机枪扫射，拳民改为远离使馆区，放火烧教堂作为报复！“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6月13日夜，四大教堂中的三座——宣武门内的南堂、崇文门内的西堂、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全部被烧毁，剩下的只有北京城里最大的教堂——皇城西安门内的北堂（西什库大教堂），这里有法国主教和许多传教士，“使馆卫队”分出了43名士兵守卫。

而2000多名教民紧急逃进使馆区避难，另外3000多名教民涌入北堂。

“使馆卫队”全军出动，开始在使馆区周边戒严。“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清国军民人等往来，有洋兵看守。东城往前门者，只有北御河桥北半桥可以东西往来行人，南半桥有英兵持枪站立。”（《石涛山人见闻志》）

整个使馆区周边已经很难见到清国人，使馆区清静了，也安全了，然而，如果以为他们只是要在使馆区周边戒严那就错了。6月15日起，使馆区在兵力有限、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主动上街射杀拳民。

洋人把这次行动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由于6月15日这天是礼拜五，《圣经》中的耶稣受难日，也称“礼拜五猎取行动”。

参加行动的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使馆卫队”。作为正规军，他们是“剿匪”的主力。6月15日当晚，法美使馆分队士兵“为援救400名教民，开枪打死拳民60多人”（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记载）。6月16日，英、美、日分队在使馆区以东，一次性射杀了近50名拳民。（英人翟兰思：《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第二类是公使本人。克林德就不用说了，他是所有公使里最强硬和最嚣张的，早在6月14日下午，按捺不住的克林德就主动带领士兵“巡街”，他们登上城墙，朝城墙下俯射，至少打死7名拳民，打伤近20人（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比利时公使姚士登本来有心脏病，5月份刚刚来北京上任，但杀起拳民来也毫不含糊，“比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石涛山人见闻志》）

第三类就是内城的“其他所有欧洲人”，当然，此时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使馆区避难，而他们也参加了“猎取拳民行动”，这些人中有生意人、记者、游客等，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和他的美国老婆把饭店所有的住客都组织起来，成立志愿者队。《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也杀人了（“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四五十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6个。”——澳大利亚・珀尔：《北京的莫理循》）。

几天之内，被枪杀拳民有100人以上（另一项统计数字为350人以上），死去的人是拳民和被无辜波及的百姓。多年以来，关于使馆区洋人为何会在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武力挑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一直是个很具有争议的话题。要解开这个秘密是必须完全了解当时北京城内外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