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沽口保卫战：优势下的惨败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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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西摩尔军在杨村火车站集结，然后开始沿京杭大运河向天津方向撤退。残兵败将们挤在几条破船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登上破船这个高级待遇的，非负伤人员还是要沿着河岸步行和拉纤。此时的西摩尔只有一个愿望了：我从哪里来的，还能活着回到哪里去——大沽口。

大战之前

在6月10日西摩尔大军开向北京后，各国就开始增兵，俄国人是最积极的，他们离大清最近，派兵也最方便。6月12日，1700名俄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大沽口上岸，开进天津租界。还没有接到慈禧明确命令的裕禄只好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馆卫队”出发后租界里的军队又猛增到2500人，这2500人也是天津城的威胁。而裕禄没有想到的是，大沽口外的威胁更大。

俄国在向租界派兵的同时，也在向大沽口外派军舰，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勃兰特就坐镇大沽口外的俄军军舰上，他也是西摩尔出发后各国舰长中军衔最高的人。6月14日，电报线中断，各国的军舰与西摩尔军以及北京使馆区同时失去联系，勃兰特就把八国舰长叫到他的旗舰“俄罗斯”号上举行舰长联席会议，勃兰特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再在海上干等了，必须上岸采取军事行动！

要上岸，就有两种方案：一是像之前的西摩尔联军那样，把军舰绕过大沽口炮台，开到塘沽、北塘甚至是北戴河，随便找个地方登陆。大清的海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守了大沽，忘了塘沽，守了塘沽，忘了南北戴河，反正是可以找准空当上岸的，这样最方便。

而第二种方案就是：先攻占大沽口炮台，就从大沽口上岸。

这种方案当然是“最好”的，原因很简单，大沽口炮台是离北京最近的出海口，如果不先摧毁大沽口炮台，出海口到北京的交通线就无法保证畅通，将来各国再从海上增兵就极为不便。

但是，如果攻占大沽口炮台，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向清国的国门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很显然，这是向整个大清开战，意味着八国要跟大清进行国家间战争，就要涉及宣战等问题，而宣战又得有个理由，说西摩尔军和使馆区失去联系？公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如果担心他们的安全，应该先让天津领事馆派个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电报线断了，还有腿的嘛。进攻炮台就是在事实上发动对清国的单边战争，将来在历史上是要受到质疑和唾骂的。

而各国驻天津领事也极力反对攻打大沽口炮台，他们不是军职人员，恰恰是从在大清的外交人员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八国联军强行进攻大沽口炮台，就难保朝廷不会对北京使馆区和天津领事区动手——“进攻大沽口不亚于给在清国内地的欧洲人签署一张死刑证！”

但在勃兰特等人的坚持下，各国舰长终于最终同意了先进攻炮台——只有美国舰长在最后一刻退出。

美国舰长之前接到了美国总统的指示：如果要发动对清国的国家战争，需要正式宣战，而按照美国宪法，这又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现在国会还没有批，所以，美国军舰恐怕不能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

总统说的这个原因其实只是表面上的说法，事实上美国此时在大清推行独具特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一项外交政策，其实更是一项经济政策，显示了美国人正在成为世界新老大的咄咄气势。总之，此时与清国作战是有损这一政策的，也是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

于是，美军舰长最终做出决定：美国军舰不参战，但可以派一艘军舰去接走大沽口岸上的外国侨民。

一支即将上岸开赴北京的多国部队又成形了。他们是第三批八国联军——准确地说是七国联军。也就是6月15日裕禄给慈禧的奏折里所说的，“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看来裕禄同志的情报是无比准确的，也使得慈禧第二天就心急火燎地召开御前会议。

在以英国人西摩尔为指挥官的第二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后，俄国对指挥另一支开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实在是迫不及待，一切的秘密都将在以后的讲述中揭晓。

军舰上的气象报告显示：6月17日，大沽口潮水将上涨，有利于军舰靠岸！进攻之日确定，接下来就是如何进攻，这既要保障军事上的胜利，也要解决那个无法宣战的难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很有难度。

罗荣光的抵抗

大沽口炮台在白河（海河）入海口的南北两岸修建，南岸炮台群和北岸炮台群总共有177门先进的克虏伯大炮指向河面，炮台是当年李鸿章专门请德国工程师设计修建的，坚固无比（如下图）。

守卫在这里的是罗荣光率领的直隶淮军6营，再加上一个水雷营，共计3000多人。25年前，早年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职的湘西人罗荣光调任大沽口守将，之后一直驻守大沽口。几个月前，罗荣光已经接到了升职的调令——调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但罗荣光没有去赴任，他奏请留了下来，留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军舰云集的大沽口。

我并非不知道只要与洋人交战就是危险，我并非不想携家人去安全的地方，但国门危急，我不能走，手下的弟兄们都不能走。

在发觉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常现象后，罗荣光开始做应战的准备，他派出士兵在白河入海口布置水雷，如果能形成水雷拦坝，海上的军舰就开不进来。

同时，罗荣光还将大沽口炮台的防务情况和洋人的情况都通报给了附近的北洋舰队，希望他们可以协同作战。

“北洋舰队”竟然又神奇地出现了？没错，在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又花重金组建了新的北洋舰队，任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神勇的原“靖远”舰长叶祖珪为新的统帅，而此时，叶祖珪正率领五艘北洋舰队军舰驻泊在水雷营旁的大沽口船坞。

五艘军舰中，有北洋舰队新的旗舰——“海容”号，排水量2950吨。其余四舰是上一年刚从德国购买回来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驱逐舰。而除了这五艘军舰，船坞里还有两艘鱼雷炮舰正在修理，它们虽然不能出海，但可以固定发炮——也就是说，一旦七国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北洋舰队可以有七艘军舰协作参战！

坚固无比的炮台再加上一个北洋舰队，七国联军其实绝无胜算。

外海上总共有30多艘军舰，但是，这30多艘军舰并不是都能参与进攻的，能够开到白河口的只有10艘，既然能开进来，就说明吃水比较浅，排水量比较小，军舰中排水量最大的才1213吨（不到海容号的一半），最小的才503吨，基本属于渔船级别。而能够用于进攻炮台的只有6艘（另外四艘另有任务），舰炮总和不到80门，不说比北洋舰队，就是比炮台都少了一半。考虑到炮台可以俯射而军舰要仰攻的因素，火力大约只有炮台的1/3。而军舰上所有的参战人员加起来是900多人，兵力也只有炮台守军的1/3。

自古攻坚之战，至少须有3倍兵力，这还是在火力必须对等的情况下，现在火力只有炮台的1/3，兵力也只有炮台的1/3，但七国联军最为顾忌的其实还是北洋舰队。

炮台只是一种防御性工事，军舰开进去之后攻两下，攻不下怎么办？掉头跑啊，退回深海，你的大炮又是搬不动的，能奈我何？而军舰就不同了，它是可以追击的，北洋舰队不仅在排水量、舰炮等方面有优势，而且它们似乎吸取了“定远”等大而无当的教训，所有的军舰都是排水量适中的驱逐舰。驱逐嘛，顾名思义，就是要追着你的屁股打。

所以七国联军才在有限的10艘军舰中分出4艘去执行任务：2艘到大沽船坞外监视北洋舰队，一旦发现北洋舰队有出动的苗头，就立即发情报让大家掉头跑，而另外2艘中，一艘开往大沽口火车站附近负责警戒天津裕禄方面来的援军，另外一艘就是美舰，去接运岸上的侨民。

抢在罗荣光派出的人在河口布置好水雷拦坝之前，这10艘军舰迅速开进河道内，然后各就各位，寻找有利泊位。

与此同时，外海的军舰开始往塘沽运送1500名陆战队上岸（清国的海防果然是有一搭没一搭）。他们兵分两路：一路500多人开向津沽铁路线（仍然是防备裕禄的援军），另一路900多人安静地埋伏在炮台的后路和侧翼，只等战斗正式打响，就从陆路发起进攻！

俄国人一定参考了日军的意见——这是明显的水陆两路包抄。

军事方面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的，但如何解决那个“无法宣战”的难题？

七国舰长们最终商量出一个结果：发最后通牒。

在七国联军所有的作战准备完成后，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一名俄国军官带着翻译上炮台“拜访”了罗荣光，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最后通牒递了过去，通牒上的内容就是裕禄曾经向慈禧报告的：限定罗荣光在6月17日凌晨2点之前自动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将“以力占据”。

娘的，只有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了，炮台方面用这点时间来进行作战准备肯定是来不及了，这就是七国联军发最后通牒的作用：促使双方急促开战进入实际战争状态，将来还可以拿着这份最后通牒去告诉世人：我们不是不宣而战的，事先通知了守将罗荣光。

按照正常程序，罗荣光需要立即向天津的裕禄汇报，然而此时，潜伏在炮台后方的陆战队已经不失时机地把电报线割断了。罗荣光立即传令：派快马赴天津飞报消息！请求裕禄大人支援！各炮立即准备战斗！

好消息是此时白河口的布雷工作已经完成了。这真是一个重大利好，因为这相当于已经切断了七国联军的退路，七国联军一旦进攻不利，炮台就可以和北洋舰队对他们形成水陆夹击，关门打狗！

得到北洋舰队将协同作战的消息无比重要，罗荣光立刻亲自给叶祖珪写信，务请北洋舰队“协同作战，共御外敌”。北洋舰队跟大沽口炮台并不属于一个系统，罗荣光能够调动北洋舰队的方法只有一个——提前请旨。于是紧急之下，他派人送上了这封亲笔信，他相信六年前的孤胆英雄叶祖珪是不会见炮台危急而不救的。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过得很快，罗荣光紧张地穿梭于炮台之间，亲自检查备战工作，鼓舞士兵做殊死一搏的准备。其实七国联军发最后通牒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不战而获得大沽口炮台。几十年来，太多的清军守将就是被洋人的片言只语给吓倒的，而这次，洋人的计划注定落空了！

我的任务就是守炮台，守住国门，这是我的职责。六年前的甲午战争，日军没有进攻大沽口，我因而没有参战，也许是错失了英勇作战的机会，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劫难中余生，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到了我们与炮台共存亡的时候！

开炮！

大沽口炮台沦陷过程

6月17日凌晨零时50分，战斗打响。

这是在清国国门打响的第一炮，到底是哪一方提前打响，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案。据罗荣光后来的战报，是洋人先开炮（“洋人因至丑刻未让炮台，竟先开炮攻取”），而联军方面留下的记录几乎都集体指证第一炮来自炮台，似乎不像作假，但第三种说法也很有可能：炮台在紧张备战中，北岸炮台管带封得胜不小心引燃了炮信，“误发一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如果排除意外事件，应该说洋人提前开炮的嫌疑更大，他们万事俱备，只欠一炮，而罗荣光需要更多的备战时间。其实不论谁先开炮，这场战争都是洋人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