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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从《康熙》的写作时期开始,郑培凯就不时与老师切磋问学,还会唐突地询问老师写作进度与历史书写的策略。史先生写《王氏之死》、写《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写《追寻现代中国》,从开题到完书出版,郑培凯都有幸过从,亲聆教诲,还时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提供一些不轻易经眼的文献资料。老师对这个学生倒也施以青眼,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提供了最优渥的奖学金,有酒食则师生同馔,老师埋单付账。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郑培凯自己说,从老师学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如何平衡历史书写的客观材料与剪辑材料的主观想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个“一心”,则类乎章学诚说的“著书者之心术”。
《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书在1981年出版之后,郑培凯立即以之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辅助教材,并深深佩服史景迁驾驭纷繁史料的本领。此书不但资料剪裁得当,文笔也在流畅之中流露深厚的历史同情,使得历史人物跃跃欲出。郑培凯曾自动请缨,向史景迁建议申请一笔译书经费,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当时也大感兴趣,认为由这个亲自指导的学生译成中文,应当可以掌握他的文气与风格,忠实呈现他的史笔。然而,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郑培凯又教研两忙,杂事纷沓,抽不出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放弃了一件学术功德,让它变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逸事,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愧师门。这本书翻译未成,倒是触动了史景迁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时辅以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料选译集的想法,商之于郑培凯与李文玺(Michael Lestz)。这两位学生遵从师教,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史料翻译选辑工作,出版了《寻找近代中国之史料选辑》(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New York,Norton,1999)。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质量则良莠不齐,有好有坏。有鉴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议此事,立即获得他的首肯。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参与翻译大计。然而兹事体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共同担任主编,同心协力,校阅选出的译本。
在校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优秀的译本,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是译者误读了原文,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尽量保持译文语句,稍作改译,以符合原文之意。
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
翻译实在是难事,连严复都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当然要向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负责,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作为学术功德,完成这项计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我们也希望,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要体谅翻译的限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到原作的神韵,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听史景迁说起来,却是如此动听,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