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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28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战争遗孤为了和“九段的父亲”再会相聚而到了东京。“九段”指的是位于东京九段坂的靖国神社，也就是说在28日这天，4000多名战争遗孤来到靖国神社和他们战死的父亲再度相见。据当时的报道称，孩子们下车之后便一齐朝着拜殿的方向走了过去。这过程当中没有一丝悲伤的气息，反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高昂。
同时，当时的日本将士间流传着“在靖国再见吧”的话，说完之后便结伴前往战场。在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内可以看到当时的将士写下的遗书，当中经常会出现“我已经下定了化身为靖国的神、世代守护皇国的决心”、“在成为靖国的神之前我会不停地战斗”一类的话。据后人分析，这些都和东条英机发布的《战阵训》有莫大关系。
《战阵训》中明确规定：“生不受被俘之耻辱，死不留课罪之污名。”让日本将士们尽力避免成为俘虏，实在万不得已时要选择自杀。在当时的日本军界，成为俘虏是一件奇耻大辱，并且被认为会给自己的家人以及家乡带来污名。但是如果自杀死去，就能成为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神，不仅不会留下污名，还能在靖国神社和家人再会。也许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当时的将士们才会在上战场之前互相说着“在靖国再见吧”。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死后进驻靖国神社呢？这就涉及靖国神社的祭祀方式和进驻标准了。
靖国神社并不是一块墓地，那里既没有墓碑也没有遗骨，有的只是受到祭祀的战死者的魂灵。每当出现为国捐躯的将士，就会有新一批的魂灵被追加进去，正式的说法就是“合祀”。
靖国神社的官方手册里是这样描述合祀对象的：战争或者事变中战死、受伤死、患病死或者是因公殉职的军人及有关工作人员。其中的“有关工作人员”一般来说是指那些被军队雇用的非军事人员，比如说在军工厂工作的工人或是在后勤部门工作的员工。此外，由于在朝鲜、中国台湾等外地的员工也属于合祀对象，如今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的战死者中也包含了不少当时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2009年，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率领“还我祖灵队”在靖国神社进行抗议，就是为了让祖先的魂灵回归家乡。
乃木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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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木希典，日本裕仁（昭和天皇）的导师
生卒：1849年12月25日―1912年9月13日
军衔：陆军大将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曾用名：源三郎、文藏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病逝，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同妻子剖腹殉节，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典型代表
而按照这个标准，有一部分参战人员就要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在日本国内被认定为日俄战争英雄的乃木希典，由于他是在回国之后为了追随逝世的明治天皇而自杀身亡的，他的魂灵无法进驻靖国神社。再比如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由于是在战后很久才去世的，也无法被纳入合祀名单。
这个合祀对象的标准从靖国神社创建以来一直没有变过。也就是说，万一将来日本再度参与战争，在战争中死亡的自卫队、防卫省、外务省员工都有可能成为靖国神社中新的合祀对象。
在“二战”结束之前，合祀的手续都由国家一手操办，因为那时全日本的神社都算是国家机关，里面的神职人员也都算是国家的公务员。1946年，靖国神社转型为宗教法人之后，合祀的权力就全部归靖国神社自身所有了。由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政府无法对靖国神社的合祀标准指手画脚。这也是为什么在甲级战犯问题上，即便日本政府考虑到了分祀的可能性，也无法强迫靖国神社接受这个提议。不过，在考察战死者是否符合合祀标准时，靖国神社还是需要政府方面的协助。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要把所有战死者的身份信息辨明，需要政府战后长期的支持才能够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