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数学问题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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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走出电话室，就看见相良坐在椅子上，用手帕压住眼角。小野站在她的身后，失魂落魄地盯着地面。指挥牧野谦三坐在离两个人稍远处，不停地咬着手指甲。这动作还算是挺绅士的嘛。至于男中音志贺笛人则是将两手背在身后，将他那五呎八吋的身体向前弯躬，在低音大提琴周边走来走去。这家伙竟然还在扮演黎哥雷托！
就在这个时候，原聪一郎先生领着一群警官，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难按照时间先后加以描述。如果我是侦探小说迷的话，对于警官为什么要出现在这种场合，想必早已了然于胸。可悲啊！我竟然连警部和刑警都分辨不出来，还以为人家是低层的小喽喽，岂料这些被我看扁的家伙之中有的竟是检察官，真是丢脸丢到了家。这些人似乎有点兴奋过度——毕竟被害者的状态是如此诡异，让视命案为家常便饭的警察们也变得斗志激昂了起来。他们就像跑马灯一样不断地进进出出，看得我头都晕了。
因此我决定不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而是依照当时警官调查出来的结果，将传进我耳中的事实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首先是法医，好歹我还看得出他的身份。毕竟他手提出诊包，又从出诊包里取出听诊器，任谁都能一眼看出他是法医。根据法医检查的结果，可以知道以下两件事：
一、死因：勒毙——或说是掐死。
二、分析死后时间：十六至十八小时。
法医验尸的时间是二十日下午三点左右。若从这个时间倒推，大致可以估算出原樱是在十九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之间遇害的。原樱在十九日晚上八点半左右离开D大楼饭店，自此下落不明。这和犯案的时间完全吻合。
当时我还很佩服法医，没想到他们的鉴识能力竟然精确如斯。但过没多久，我立刻吓得整个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现在可不是佩服的时候，因为在原樱歌剧团的相关人士中，当时人在大阪的就只有我跟相良千惠子。如此一来，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有犯案的嫌疑了。而相良是个女人，就算要杀人，她也应该不会使用那种粗暴的手段。也就是说，会被怀疑的就只有我了……。一想到这点，我才发现自己的腋下冷汗直流。接着我突然察觉到了另一件事。
等等，当时人在大阪的只有我跟相良两个人吗？不，没那回事。除了我们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男中音志贺笛人。他跟我搭同一班火车西下，因为有事要去神户，便直接前往三之宫。神户和大阪近在咫尺，因此去了神户的志贺就跟留在大阪的我一样可疑。没错，他也是一个可疑的人物。
发现这一点之后，我总算稍微平静了下来。反正倒霉鬼又多了一个，让我胆子大了些。
话是这么说没错，当检察官追根究底地问起我十九日晚上的行踪时，我还是被问得晕头转向、张惶失措地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个胆小鬼，“警察很可怕”这个观念在我孩提时代就深植心中，所以一被警察盘查，我怎样也无法保持平静。事后回想自己当时有没有乱讲话时，冷汗就像自来水一样，不断地从腋下冒出，身体也一直发抖。听起来很窝囊，可是我就是这么没用。检察官似乎真的跟我抱持着相同的想法，在问完我的口供之后，好像也问了相良和志贺不少问题。他们的回答内容我无从得知，不过，等到他们两个人的问话结束，走到众人身边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两人也是一脸铁青，额头满是汗珠，想必也吃了不少苦头。
针对我们三个人的问话结束之后，总算轮到下一个问题——低音大提琴。关于这个部分，最先接受盘问的是低音大提琴手川田。由于问话过程是在众人面前进行，所以在一旁的我也听得很清楚。川田似乎先在脑中将要点整理了一遍，简洁扼要地回答着。
“在这次大阪公演中，伴奏是由大阪交响乐团负责。不过因为指挥是由牧野老师担任，所以身为弟子的我及长号手莲见也从东京赶来参与。昨晚，也就是十九日晚上，我跟其他人一起搭乘十点十五分从东京出发的火车。大家都知道低音大提琴的琴身大于乘车规定，并不能带进客厢，所以我在上车之前就把它交给东京车站的托运人员了。要是各位怀疑的话，大可以去问他们。低音大提琴的体积大归大，倒是不会重，装进琴箱里还可以提着走。我想只要去问问东京车站的托运人员，应该就能知道我当时托运的琴箱的重量。之后我将行李票交给了雨宫，他是土屋经纪人的助理。经纪人已经先一步到大阪去了，所以东京方面的善后工作都由他负责。从我在东京车站把琴箱交给托运人员之后，直到刚才打开琴箱这段时间，别说是摸了，我连看都没看过这只琴箱。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在东京车站把它交给托运人员时，琴箱里头放的确实是低音大提琴。”
再来是雨宫，他已经紧张地无以复加，手足无措的程度比起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川田的确是把行李票交给我了。我把它跟其他的行李票用夹子夹在一起，再用护套包起来，放进上衣的口袋里。今天早上一到大阪车站，我跟土屋经纪人马上前往领取行李，可是当时行李还没到达，于是我们先折回饭店，吃过中饭之后我再独自去领行李。托运的行李除了低音大提琴之外还有其他几件，一一对照之后，行李数量跟我手上的行李票数目一致，我想那些应该就是全部的行李，于是放心地回到这里。可是，当时我却漏掉了川田的低音大提琴。现在回想起来，当我第二次回大阪车站领行李时，川田的行李票就已经不见了。”
“这么说来，你昨天从川田手中接过行李票，到今天下午去大阪车站领取行李这中间，有人抽走了那张行李票，是吗？”
“我，我，我只能这么想。嗯，没错，一定是那样。”
“你有没有印象是在哪里被人抽走的？”
“这个嘛……这个嘛……我完全没印象。”
“你是什么时候从川田手中接过行李票的？”
“昨天，在火车里……，我记得是从品川出发的时候。”
“你说你把它跟其他的行李票用夹子夹在一起，再用护套包起来，放进上衣的口袋里，没错吧？有没有可能是在火车上被人抽走了？”
“这个嘛，我想犯人的确有很多机会可以抽走它。因为火车上很闷热，我把上衣脱下来挂在网架下方的铁勾上。而且火车过了横滨之后我就睡着了，到今天早上抵达京都时才醒来，这段期间我睡得很熟，完全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如此。不过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到了大阪之后，在饭店里被人抽走的……？”
“嗯。我想犯人在饭店里也有很多机会下手。不知道警方知不知道，我们包下了N饭店大厅的一部分作为办公室。我一直把脱下来的上衣丢在那里，在大厅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间办公室里没有电话，今天早上我又忙着应付各方打来的电话，所以……”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任谁都可以接近那间办公室，是吗？”
“是，是的。不过倒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让无关人士接近，因为歌剧团的人常常会有事在那里进出。”
“当然，土屋、志贺，还有相良也是如此啰？”
“嗯，土屋先生因为是经纪人的关系，在他前往报社奔走之前，自然是在那里。至于志贺先生和相良小姐，我今天早上倒是完全没看到他们进饭店。”
少根筋的我居然没有注意到这段问答的意义。等到我听到雨宫的最后一句话时，才发现警部正以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让我莫名地感到一阵不安。为什么呢？为什么警部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在我喃喃自语的时候，我突然心头抽了一下，不禁向后踉跄倒退了两、三步。
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简直就像是一道基础数学题嘛。
一、犯人X必须是十九日晚上九点至十一点之间待在大阪的人。符合这项条件的人包括志贺笛人、相良千惠子、土屋恭三。
二、犯人X必须是有机会从助理雨宫的口袋里抽走行李票的人。符合这项条件的人包括所有跟雨宫一同从东京搭车的人，以及土屋恭三。
三、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只有土屋恭三一人。
四、所以犯人X即是土屋恭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