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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暑假，女儿回国度假，我从太原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接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非典”终于过去了，在这之前，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祷告，祈祷“非典”在暑假时能够仁慈地放过我们，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家。现在，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的孩子回来了，在人群中，我终于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红色的“一生褶”衬衫，安静而漂亮，却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里的当晚，她递给我一个磁盘，说：“妈，我写了点东西，你看看。”
里面，就是《姐姐的丛林》。
我不会忘记初读这篇小说时的震动。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写作的禀赋，虽然，在学校里，她的作文始终很好，她还是他们那所名校“校刊”的编辑。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给我看，读给我听，可我却没有从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总觉得它们弥漫着某种中学生的流行腔调，我把它们称作“贺卡体”和“文摘体”。也许，潜意识里，我拒绝承认一个事实，因为我打心里不愿意让我的女儿，我最心爱的宝贝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她能够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至少，可以去解读别人的小说，我觉得她很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一点，我从来深信不疑。
她从小喜欢读书，还在初中时，她就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起初，我不相信这本如此难读的书能够吸引她，可是我错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方式走进这个又繁复又茂盛的小说世界的，我只知道，她痴迷地爱它。更准确地说，她痴迷地爱着那个动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凯蒂。一连好几个夜晚，我们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听她给我朗读她喜欢的那些章节，凯蒂和班吉明，那个白痴弟弟之间宿命的的深情，让她那么感动。可能，只有我知道，这一点，这种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宿命关系，对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她后来的小说中，从东霓和郑成功、从雪碧和可乐、从莉莉和猎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凯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说，我从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影子：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命运关系，像神和黑夜一样笼罩着那些她爱和不爱的人们。
我一直以为笛安是个幸福的孩子，她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虽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乐，尽管她笑点很低。她严重偏科，而她就读的那所学校，有百年的历史，曾经是华北地区的重点中学，却严重地重理轻文。一个数学物理不好的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基本被视为废物。我以为，这就是她全部烦恼和不快的根源。一个中学生，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呢？于是，我们常常宽慰她，给她描绘一个未来的光明前景，那就是，一个再不需要以数学成绩论成败的大学生涯在前面等待着她。也许，我比她还更憧憬和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来了，2002年，1月27日，我十八岁的孩子，只身一人离开了我们，飘洋过海，飞往遥远的异国他乡，从此，这一天，就如同刀痕一样刻在了我心上：我觉得，那是我又一次的分娩。
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想家”这两个字，在电话里，她永远是快乐的，她快活地告诉我们，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樱桃小丸子，这个外号让我心里一阵温暖和安心。她在信中，这样描绘着异乡的生活：
“图尔是个很棒的城市，美丽而安静。还有一条看上去很温暖的卢瓦尔河。我们LABO课的教室就在这条河边上，每个星期我都得到河边来，坐一会儿，看看那些在岸上乱跑的狗，还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
“秋天到了。早晨推开窗子，闻见了空气中凉凉的秋天味。院子里已经有不少落叶了，可是树上的叶子依然那么多。习惯性地看看大门口的信箱，邮递员还没来，却看见了房东贴在大门上的纸条：‘请房客们进出时把大门关好，因为小狗埃克托很喜欢逃跑，可是他没有钥匙。’很温暖的细节吧？”
……
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们的信了。还是老样子——妈妈依然那么语无伦次。（笑）菜谱真好，做是没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时候的故事是怎么说来着：‘从前呀，有个叫马良的小孩很会画画，他画什么什么就变成真的了……’”
……
她就这样安慰着我们，安慰着我，她深知我是一个资深的“小资”，我会在心中诗化她的生活：还有什么能比法兰西更适合诗化、罗曼蒂克化的吗？但是，2003年那个夏天，读完《姐姐的丛林》，我和她的爸爸，我们极其震动，我们俩用眼睛相互询问，是什么，是怎样严峻的、严酷的东西，让我们的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
是的，她长大了，她的文字长大了，脱胎换骨长成了一个让我陌生和新鲜的生命。她用这种有生命的语言，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在一个最浪漫的国都，开始讲述她和这个世界毫不诗意的关系，讲述滚滚红尘中那些悲凉和卑微的生命，讲述大地的肮脏和万物的葱笼，讲述华美的死亡与青春的残酷……一个一个和毁灭有关的故事，接踵而至。于是，我知道了，我的女儿，她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樱桃小丸子，她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者。可能正是这样两种极端的品质在她身上共生共存，所以，她才能毫无障碍和果敢地穿过别人认为是终点的地方，或者，俗世常识的藩篱，到达一个新鲜的、凛冽的、又美又绝望的对岸。那是一种天赋，我没有。
想想，她所热爱的作家们，其实都具有矛盾的本质，比如三岛由纪夫，比如托斯妥耶夫斯基，比如曹雪芹。她喜欢丰富的、繁茂的、难以尽述和诠释的文本：又天真、又苍老，又单纯、又犀利，又温暖、又黑暗，又柔软、又冷酷，集万丈红尘与白茫茫的大地为一体，就像大地本身。所以，她像热爱恋人一样热爱着《丰饶之海》；像敬畏高山一样，敬畏着《卡拉马佐夫兄弟》；而《红楼梦》，我想，那应该是她的理想了——在这一点上，笛安是一个有情怀的浪漫主义者。
就这样，不管我愿不愿意，女儿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不管别人给她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不知为何，在我眼里，她都更像是一个独行的游吟者。这样的想象总是让我心疼和心酸。我想这大概也是她很不愿意被人称为“文二代”和父母扯在一起的原因。这篇小文章，是我得知她要出一本十年小说集后，情不自禁写下来的：十年，这个数字让我悚然心惊。我不想说女儿这十年有多么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形容一个真正严肃的、有追求的作家和写作者，只有一个词——呕心沥血。我想起了女儿高二的时候，她曾经送给过我一个笔记本，封面是那种深海般的、有重量、端庄的蓝，我一直舍不得用它，只是当时在它雪白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泡泡送我这个笔记本作为母亲节的礼物，她在‘迪迪’挑选了很久，选中了这本没有修饰的白色内页的本子，告诉我：‘给你就要用，别又收藏起来。’”
“我们聊天，说起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她非常感慨，说：‘真奇异呀，美，最初诱惑人，征服人，最后又奴役人，摧毁人，就像爱情。’”
或者，孩子，也可以说，就像写作。
那年，她十七岁。
蒋韵
2012-11-8日于母亲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