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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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孩子问，“欧洲人还没有仇视和害怕德国佬的时候，欧洲是什么样子？”
男子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整个人被摊开的报纸遮住了，只能看到镶边卡其布衣袖里露出的双手、下身浅色无翻边的华达呢裤子和脚上的系带军用鞋。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天，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一个丈夫和父亲，年纪尚未到四十。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读军校时的旧档案。如今他可是一名专业技术中尉了，刚学完进修课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还不知道被派到哪儿去服役。
他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甚至连手里的报纸也没动一下。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页中的专栏标题，而是一个图片标题：纳粹州长佐德尼亚被伴侣杀害。标题下方有两张模糊不清的远距离照片：一张是阴冷、油光满面、英俊的普鲁士人的脸。他从来没见过这张脸，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张是女人的脸，他曾见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想见它了。女人的脸比他十五年前见到的时候略显苍老，如今看起来不再是乡下人的脸了。四五年过去了，经过权力、毁灭、苦难和鲜血等盛典成功洗礼后，脸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经被永远地抹去了，那张脸已不再是一张乡下人的脸。在两张脸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则讣告：
【本报贝尔格莱德消息】
德国佐德尼亚州州长，冯·普鲁科纳将军，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个法国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国人。”男子说，“她是瑞士人。”
“什么，爸爸？”孩子问，“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走到大半山腰时，又能见到太阳了。越过铲雪机堆起来的一道弯弯曲曲、污浊不堪的雪墙，放眼望去，我们脚下的整个山谷都沐浴在阳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层静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静止不动，那摇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积雪似乎悬浮了起来，教堂的尖顶、高耸的烟囱，还有群山的侧翼，都笼罩在慢慢退却的最后一抹暮色中。寂静无声的塔顶、烟囱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顶上常年不化的积雪闪烁着玫瑰花、藏红花和丁香花的色泽，而山谷中已经是春天了，远在巴黎的栗子树也早已鲜花绽放。
这时，我们看到了葬礼。多恩在脏兮兮、坍塌的护墙处停下来，举起蔡斯单筒望远镜朝山谷里眺望。望远镜是他用五十里拉的价钱从米兰的一家当铺买来的，虽然只有一个透镜。但是多恩说，买它只不过花了两美元四十几美分，一个无透镜的蔡斯望远镜也值这些钱呢，印有蔡斯签名的两罐番茄酱也值这个价了。但在那个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制造的上等望远镜了。不过眼下，在当你强忍着用一只眼往里看，而另一只眼无处可望时，你会感到眼珠子仿佛要从眼窝中被拽出来似的，就像从磁铁上拔掉一粒钢珠球。不过，我们很快发现，每隔几秒，将望远镜换到另一只眼，就不至于太累。多恩叉开双腿，靠在脏兮兮的护墙后面，就像一位站在轮船桥楼上的海军军官。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块头身体好似一台谷物升降机。“我喜欢雪。”他边说边转一下望远镜，“在我们老家，除了好莱坞，别的地方都见不到雪。明天我们离开瑞士时，我要把望远镜的那头塞满雪，也好记住你。”
“塞雪也许对望远镜有好处。”我说。
“要不塞一块牛排吧。”他说。
接着，我注意到了，有那么五六秒、然后八秒、十秒左右的时间，多恩都没有动望远镜了。我觉得我的眼珠子仿佛也在经历那种难以忍受的时刻，热辣辣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很快就要迸发并喷涌而下了。这时多恩放下望远镜，扭过头，眼里泪汪汪的。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的时候，他微微低下头，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他们抬着一个人呢。”他说。
“抬着一个人？”我问。我拿过望远镜，切身体验到了那种难受的感觉：一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窝里被拽了出来，还把另一颗眼珠子给牵扯动了，仿佛要越过鼻梁去填补那个空缺出来的眼窝似的。我来回转动着望远镜，也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正在山谷下蠕动着，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团，正往村子走去，蠕动着的长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首先是一个黑点，然后是两组黑点抬着尸体，后面跟着一个黑点，还有一行黑点。紧跟在尸体后面的那个黑点穿着裙子。
“前面那个人是位牧师。”多恩说，“把望远镜给我。”我们两个轮流看着，但是每次都没能从他们的身后发现什么，只能看到山脚下有一堆岩石，他们刚才就是从岩石背后走出来的。附近没有停放尸体的房子或小屋，那儿只有杂乱的岩石和无声咆哮着的、甚至都不会结冰的悬崖。再往上看，高耸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细长得像一根线似的。随后，我又注意到了蠕动着的黑点踩出来的那道雪沟，不仅身后有，而且身前也有。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脸。“他们是去那儿寻尸的，眼下正往回抬。”多恩说，“他坠崖了。”
“也许那儿有一条小道。一条小路。”
多恩接过望远镜，把带子套到头上。当铺的伙计始终没能找到望远镜的包装盒。说不定是他收了别人五十里拉的钱把盒子给卖了。“他坠崖了。”多恩说，“你不想看看吗？”
“就那么回事吧。”我说，“我们走吧。你没看太阳吗？”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太阳早已离开了山谷，只有山顶的积雪还残存着阳光，犹如云彩一般颜色绯红，虚若缥缈，蔚蓝的天空也开始泛起了紫色。我们继续往前走，脚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渐渐笼罩在暮色中。山村里已亮起了灯光，光线从水面掠过或从水下泛起时，忽隐忽现，闪烁不定。这时，雪突然消失了。我们把雪留在身后，从积雪中走来，此刻的空气顿时冰冷了许多，刚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丝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现在只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气。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发现整个村庄往一边倾斜着。我再一次想起这个国家没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里的村庄也只是从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从空中往地面坠落时，整个地球看起来也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不敢往下看，也许忍不住想往下看。“你还喜欢雪吗？”我问，“也许我们现在该把望远镜塞上雪，要不然一会儿就没雪了。”
“我这会儿又不太想了。”多恩说。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总是要快些。他先进了山谷，山峦就像雪一样渐渐从视线中消失了，山谷出现了。几乎就在一瞬间，山谷变成了整个村庄，道路变成了上坡的鹅卵石街道。他也是第一个到那儿的。“他们正在教堂里，”他说，“有好几个人去那儿了。肯定有一、两个人还在那儿。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这时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来可以追溯到伦巴第国王的年代。烛光透过敞开的门扉照了出来，一群人静静地围在门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两个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一座小监狱的空墙外，等着观看一场即将实施的绞刑。我们脚下的鞋钉走在鹅卵石的路上咣当作响，听起来就像是山区货运马车的马蹄声。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过去。
“等一等。”我说，“就算他坠崖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走吧。我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兴许他不是坠崖死的呢，”多恩说，“兴许是一个朋友把他推下去的，兴许是因为打赌跳下去的。我们到欧洲来了，也应该考察一下风俗民情嘛。即使在亚拉巴马州，你也绝对见不到这样的葬礼的。”
“好吧。”我说，“假如他——”这会儿，教堂已近在咫尺了。至少在我们去过的欧洲几个地方，你永远无法知道一个人讲什么语言，或者不常讲哪些语言。我们继续朝那座看似空荡荡的教堂走去，因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纷纷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好！”多恩打招呼，“女士们好！”
“先生们好！”过了片刻，有一个人应声道。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五十来岁，样子不讨人喜欢，凭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邮差，就像那天等在亚拉巴马州的监狱外、身背皮革邮袋的那个邮差一样。其余的人仍然扭头注视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到他们当中时，他们才收回目光。站在人群中，我们也看到了教堂的里面——一间石头砌的小房间，不比一个岗亭大多少，里面微弱的、冷冷的烛光向上弥漫开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围，变得暗淡了。烛光似乎加重了我们离开积雪后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气。我们看见了蜡烛、石棺，还有一个妇女跪在石棺旁。她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从瑞士的某个城市买的。牧师正在后面忙着，神态颇像一位忙乱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妇。另外一个男子，一个村民，正站在过道中段的长椅旁。也许他不是早出晚归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我们朝教堂里望去，只见牧师从石棺后面走过，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他的教袍静寂无声，偶尔发出嘶嘶声，仿佛弥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烛光发出的声音。牧师就像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一样，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就往后面或旁边走开了。另一个人从长椅那儿起身，沿着过道向我们走过来。我没有看到，但是能感觉到他在走动。这个男子出门离去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多恩和那个瘦小的邮差。男子弯腰捡起了一把冰镐，上面镶有五六颗钢锥，然后瞧都没瞧我们一眼，就从我们身边走开了。邮差之所以还在那儿，是因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我想起离开巴黎前曾有人叮嘱过我们，你可以对欧洲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决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毫无疑问，这人也许是一名政府职员，那么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宪兵或车站站长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看不见其他人，只能隐约感到他们正从黑暗中窥视着我们，而多恩在门口抓着那个邮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个正在偷苹果的小孩一样。从敞开的大门看过去，只见那个身穿裘皮大衣、戴着巴黎帽子的妇女仍旧跪在那儿，前额贴在石棺上，仿佛睡着了似的。多恩的法语还说得过去，虽然经常词不达意，可别人还能听得懂。
“那位死者，”他问，“他是摔死的吗？是他自己跌下去的吗？”
“是的，先生。”邮差说。
“那位正在哀悼的女人是谁？就是那位从巴黎来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吗？”
“是的，先生。”邮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我明白了。”多恩说，“一个陌生人。一个想要登山的客户。一个有钱的法国人。也许是一个常到巴黎为妻子买衣服的英国富豪。”
这时邮差又在试图挣脱胳膊：“不！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都是这个村里的人！够了，先生！够了，好吧，所以——”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我不是说那个从教堂里走出来、手拿冰镐和首饰的向导。是另外一个，没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经死去的那位丈夫。”
随后，他的语速太快，我根本听不懂了。邮差终于挣脱了胳膊。有那么一会儿，多恩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装满了水或碎石子的筒仓一样。邮差甩了甩手，也离开了。只有多恩站在那儿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单筒望远镜，看起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是她的丈夫。那顶帽子是在巴黎买的。我敢打赌，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万法郎呢。”
“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说，“他抽出胳膊后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俩都是向导，一个是刚才出来拿走冰镐的那个，另一个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他们三个都是村里的人，那个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她和棺材里的那个男的是夫妻。去年秋天，他们四个人一道去登山——”
“四个人？”我问。
“是的，”多恩说，“我也会问的。他们去登山。倒不常听说职业向导坠崖的事儿，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向导身上了。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时，他的尸体才被找到。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把尸体抬到这儿，他的妻子随时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车。我们可以用她的事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所以晚安啦，先生们。”
“她从哪儿来的？”我问，“再回到哪儿去？”
“是的，”多恩说，“我也纳闷。咱们去找个小旅馆吧。”
旅馆可能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街，而我们就走在这条街上。很快，我们看见了那家小旅馆。在深夜刺骨的空气中，我们的鞋钉当当作响，山上的空气像冰水一样冷飕飕的。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在生机盎然的初春里，四下散落的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沿着山坡一层一层无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远，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现，闪烁不定。从街道走下两个台阶就是旅馆的大门了。多恩拉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温馨，也很干净。那儿摆放着一个火炉，还有几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一个妇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后面织着毛衣。我们走进酒吧时，这些山里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来。
“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
“你刚才说的是奥地利语吧。”我说。
过了极短暂的片刻，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
“你可不会说奥地利语。”多恩说。我们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时，那个妇女说话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还在飞快地织着毛衣，金色卷发的脑袋埋在织物上，甚至都没抬头瞥上一眼。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两杯啤酒, 夫人。”多恩说。
“黑啤还是黄啤，先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