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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原先一直在村公所工作——退休很久了——后来也继续住在公务员房子里，可以住到死。在这点上，这个国家非常难得可贵。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说。
“我父亲的退休金比我的基本工资还多，不像话的国家！由于做这样的事，在财政赤字上已经破产了——等于国民从国民身上抢钱。”
“和日本相反，这方面。”
“是的是的，是相反。”乌比点头，“在这点上，我觉得日本人够可怜的。日本国家本身有钱，可是国民生活相比之下很难说多么富裕。休假少，地价高，纳税多。非我瞎吹，意大利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老实纳税的只我们这类公务员（他在外交部工作），其他人简直一塌糊涂。意大利经济一半以上是地下经济，国家掌握的资金动向估计不到整体的一半，所以意大利人每一个都比统计数字上的有钱，毕竟不上税嘛！上次你不是见到我妹妹玛利亚·露西娅了么，她在米兰税务署工作，她说那简直不成样子——去催交税款，竟然一个交的也没有，根本不打算交，鼻涕一把泪一把诉说自己过着如何如何苦的日子，交不起什么税款。意大利人在这类事情上真是能言善辩。玛利亚·露西娅也当真同情起来，说税款由我替你垫上，她也是有点莫名其妙，虽说是我妹妹。”（※一年后，玛利亚·露西娅因精神官能症住院）
“是莫名其妙。”我也赞同，“那地下经济，举例说是怎么回事呢？”
“啊，最大的是黑手党。”乌比介绍说，“这类组织意大利全国大大小小多的是。另外，这个国家的人，很多人有几种职业，我的同事中也很多。白天在外交部工作，晚间在托拉斯特拉（Trastevere）的爵士乐俱乐部吹萨克斯什么的。实际上白天在外交部睡大觉，哈哈哈。这些人根本不申报副业收入。社会结构也是这样子的。若是有哪个政治家要纠正这种结构，内阁第二天就得垮台，所以谁也不着手。国民任意而行。你瞧，全都有三个星期休假：暑假、圣诞节、复活节。一家老小每个星期都在高级餐馆吃饭，阿玛尼啦华伦天奴啦，尽穿花大钱的衣服……同日本的工薪层相比，你不认为过得阔绰？光靠工资那是做不来的。”
“像是蛮好的国家啊！”我佩服道。
“国家这东西，看样子要破产却怎么也破产不了的。”乌比俨然在讲别人的事。
在此进入收费公路，却不见收费站里有人收费，于是我们没交钱。
“收费员闹罢工，”乌比说，“动不动就来一次。”
如此罢工，自是难得。若是日本，这种时候想必是管理人员出来收费。
“墨索里尼是在大胆变革国家结构上唯一获得成功的政治家。”乌比说，“没有让国民说长道短，不那样就无法在意大利人面前搞像样的政治，因为发牢骚成了国民的买卖，一一听他们发牢骚根本搞不了政治。墨索里尼把黑手党都干掉了。他唯一的失败是夸大了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让意大利人打仗可就完蛋了。”
接着他开始谈论意大利人的事务处理能力和劳动积极性。
“春树，意大利地狱和德国地狱的故事可知道？”
“不知道。”我说。
“是这么回事，地狱入口有个传达员，询问死者：去意大利地狱还是去德国地狱？死者问有何区别，答说没有区别，都捆紧吊起来，一日三次把整个人往粪坑里泡，脑袋都不露。意大利地狱由意大利人操纵吊缆，德国地狱则由德国人操纵。你选择哪个？”
想了想，但想不明白。
“绝对要选意大利地狱。因为三次有两次忘掉，哈哈哈。”乌比笑道。此人说意大利人坏话时显得最为开心。我觉得好像很难说她妹妹就莫名其妙。
“跟你说，春树，你可晓得一辆大众车上拉四个德国人和八个犹太人的方法？”
“不晓得。”
“前排座拉两个德国人，后排座拉两个德国人，烟灰缸上装八个犹太人，哈哈哈。”
“哈哈哈。”
菲亚特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沿着免费的收费公路向西北行驶。我家老婆和乌萨克在后排座东拉西扯地说着女人间说的话。
派驻东京工作几年后返回罗马的乌比受了逆向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憎恨起罗马来了。
“如果有人想得神经病，就该到罗马来。我在这座城市磨损了生命，这里是地狱，不是人住的地方。除了罗马，我哪里都去。苏丹也好阿富汗也好洪都拉斯也好伊尔库茨克也好哪里都好，只想快快离开罗马，越快越好。日本不错，也蛮受女孩子喜欢。”（往后面瞥了一眼）“东西也好吃。六本木的‘田舍屋’让人怀念，贵是贵了些。”
“‘北国之家’如何？”
“唔唔，那里便宜，那里也不错。”他点头。“意大利大使一次去麻布一家小有名气的意大利餐馆用餐，先点了葡萄酒。不料男服务生这样说道：对不起，法国葡萄酒刚刚卖完，只有意大利的，请忍耐一下好吗？大使勃然大怒，哈哈哈，那是要发怒。随即掏出名片，说自己乃是干这个的。男服务生吓了个倒仰，天翻地覆！经理出来一遍又一遍道歉。整个大使馆捧腹大笑了好些时日。”
我甚至觉得意大利的公务员有可能整天讲笑话。
“事情是不怎么叫人开心，但大家不做工作是事实，的确不干活，无法置信。只考虑休假和吃喝。还有一点：麻木不仁。”乌比不悦地说，“前些天我感冒请假，第二天去办公室想用电脑调资料出来，结果所有数据都消失了，一塌糊涂！有人随便乱动，动错消掉了！居然有这么荒唐的事，这也算是外交部！”
乌比渐渐激昂起来。
“算了算了乌比，冷静些。”乌萨克从后面劝道，“乌比干活干过头了，像日本人。”
“不光这个，那些家伙还是小偷！”
“小偷？”我反问。
“是的。外务省不是有专为职员举办的晚会么？结果很多东西都不翼而飞，银器啦花瓶啦烟灰缸啦。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此句讲的是日语）！毕竟罗马是持续腐败了两千年之久的城市，腐败到家了！”
“乌比他时常这么激动的，一说起罗马和工作单位来。”乌萨克说。
“其实我并不是讨厌罗马这座城市。”乌比冲动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起来（意大利人常玩这手，令人心惊），“城市本身我喜欢，漂亮的城市。讨厌的是住在那里的罗马人。那些家伙全部送去撒哈拉沙漠就好了！粗俗、下流、没有知识，简直是野兽！”
“好了好了。”我劝慰道。
“傻瓜蛋！”他说，“罗马一个好印象也没给我留下。以前在罗马当过几年警察，开巡逻车取缔妓女。若是警察，优惠半价。”他往后瞥了一眼（未尝没有占便宜吧），“总之那时候我很孤独。”
“当警察了？”我回问一句。此人的半生甚是波澜起伏，新情况层出不穷。与众不同的人物。
“再以前在罗马一个富豪家里做过勤杂工什么的。”
“……那，现在可是外交部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