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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越战时，我们碰到的情况同此一模一样。喝点咖啡吗?”
费玛跟着他来到厨房，激动地补充道：
“同越南相比较，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特德。这里不是越南，我们也不是佩花嬉皮士[8]。第二个错误是指望美国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把我们从占领地赶出来。我们要完蛋，他们才不在乎呢！”
“正确。”特德用赞扬迪米做对算术题时的口吻说，“完全正确。没人会为别人帮任何忙的。人人都为自己。可他们并不能时时意识到这一点。”他把水壶插头插到插座上，开始清空洗碗机里的碗碟。
费玛激动地把特德推到一边，自告奋勇地为他帮忙，好像非要证明他错了不可。他从洗碗机中拿出一大把刀子、叉子和勺子，抱着它们在厨房里打转转，将一扇扇柜门砰砰地打开来，将一只只抽屉抽出来，寻找搁置战利品的地方，同时一刻不停地继续演讲，阐述越南与加沙的区别、尼克松综合征与沙米尔[9]综合征的差异。几把离群的餐具从他的手指间滑下来，散落在厨房的地板上。特德俯身去拾这些餐具，一边说他对“综合征”这一希伯来文词汇不大熟悉：这是一个新词吗?
“综合征，同你在美国经历的越南综合征一样。”
“你刚才不是说同越南相比较是一种错误吗?”
“对。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也就是说，或许我们有必要将综合征与症状区分开来。”
“搁这儿，”特德说，“就搁这儿，中间的抽屉。”
可费玛已经放弃了折腾，把一摞餐具放到了微波炉上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擦了擦，接着又开始心不在焉地擦起了餐桌。这会儿，特德还在根据型号和大小，将碟子一一归类，井然有序地、一摞一摞地放到水池上面的碗柜里。
“费玛，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寄给报纸呢?你应该将它发表，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它。你的语言特别丰富。这样做对你的灵魂也有好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在忍受着煎熬。你对政治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你对时局的焦虑太重了。约珥和迪米还要过三刻钟才能回来。现在我得做点事情。再问你一下，‘截稿期’用希伯来文怎么说?我看，你最好还是把咖啡端到客厅里去，我给你把电视打开。你还可以看下半段新闻。好吗?”
费玛立即同意了：他压根儿就无意打扰人家整个晚上的时间。但他并没有端起咖啡往客厅走去，而是把杯子忘在了厨房的滴水板上，执意紧跟特德穿过大厅，直到特德借口离开，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费玛对着关闭的门把自己的话说完了：
“你们倒是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有美国护照，你们可以随时乘喷气驱动的交通工具离开这里。但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将会怎么样呢?好吧，我看新闻去了。我不打扰你了。但唯一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你家的电视。”
可他没去客厅，而是折进了小男孩的卧室。一进门，一阵异常疲惫的感觉就袭上心头。由于找不到电灯开关，他在黑暗中躺到了小床上。迪米的小床四周都是机器人、飞机和时间机器的影子；头顶上方，一架发着磷光的巨型宇宙飞船由一根看不见的线悬吊在天花板上，宇宙飞船的鼻子直指费玛，一丝气流就会让它缓慢地、威胁地旋转起来，就像一根问罪的手指在指向他。最后，费玛闭上眼睛，突然自言自语道：
“说了这么一大通，有什么意义呢?木已成舟，覆水难收。”
接着，睡意袭上来。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特德把一条柔软的毛毯盖到自己身上。他本能地咕哝着：
“实话，特德?就我们俩说说?阿拉伯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把我们扔到大海里。然而悲哀的是，如果没有人要把犹太人扔到大海里，犹太人就很难生活下去。”
特德轻轻地说：
“对。看来形势确实不妙。”说完，他走了出去。
费玛蜷缩在毛毯里。他原本想叫特德在约珥一回家就把他叫醒，但他太疲倦了，出口的话竟是：
“别把约珥给吵醒了。”
他睡了约莫二十分钟。隔壁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他一伸手，碰翻了迪米的一个用塑料积木搭建的塔楼。他试图把毯子叠起来，但最终又作罢，因为他急于找到特德。他仍然得跟特德解释一下今天晚上他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但他没有进书房，而是不由自主地到了卧室。卧室里亮着夜明灯，散发着红色的温暖的柔光。他看到一张宽阔的大床已经铺好，可以在上面过夜生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枕头，两条套在丝质床单里的深蓝色毛毯，两张床头小几，每张小几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正面朝下。他将自己的脸和整个脑袋深埋在约珥的睡衣里。突然，他镇定下来，冲出卧室去找自己的外套。他像梦游者一样将公寓的每个房间仔仔细细搜了个遍，可他既没有找到特德，也没有找到他的外套。最后，他瘫坐在厨房里的一张凳子上，左顾右盼地寻找他先前找不着地方搁置的那些刀子。
特德·托拜厄斯手里拿着一把滑尺，从黑暗中出现在他的面前，像士兵用短波电台发报一样，慢条斯理、铿锵有力地宣布道：
“你睡着了一会儿。这表明你很疲劳。我用微波炉把你的咖啡给热一下。”
“不用了，谢谢！”费玛说，“我得赶快走了。我已经迟到了。”
“噢。迟到。什么迟到了?”
“一个约会，”费玛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竟用坦率的口吻说，“我今晚还有个约会，但忘得一干二净了。”接着，他走到大门旁边，使劲地拉扯着门闩，最后，特德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把外套递给他，给他开了门，还对他轻柔地（费玛则觉得是依依不舍地）说：
“你看，费玛，虽然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劝你要休息一下。你看上去有点儿虚弱。我应该对约珥说些什么呢?”
费玛一边将左臂伸进外套袖子的破衬里中，一边觉得奇怪：为什么袖子成了死胡同呢?他发火了，好像他的外套衬里弄翻了，特德应该负责。
“对约珥什么也别说。”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没什么可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是来看她的。我来这里为的是要和你说说话，特德，可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特德·托拜厄斯并没有生气。他可能不理解最后一个词的含义。他用英语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不好吗?”
费玛立刻感到深深的羞辱和懊悔。
“谢谢你，特迪。”他说，“不用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今天一天都不顺畅。我所做的就是妨碍你的工作。请告诉约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每天晚上都有空过来照看迪米。我可以告诉你‘保证’一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但‘截稿期’我就想不起来了。或许你可以直译成‘死线’。顺便问一下，我们要喷气驱动的汽车干什么?我们现在这样东奔西颠还不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发明一种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里面的交通工具呢?对不起。再见，特迪。你不该给我倒第二杯白兰地。我这样说的蠢话也够多了。”
迈出电梯门的当儿，他与黑暗中的约珥撞了个满怀。她背着裹在她的短夹克中的酣睡的迪米。约珥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叫，差点儿把孩子给摔下来。随后，她认出了费玛，疲惫地说道：“你真是一头蠢驴。”
费玛没有道歉，他用那只空着的手臂和陷于瘫痪的袖子将母子俩粗鲁地拥抱着。他像一只饥饿的小鸡，在昏沉沉的挑战者的头上啄米似的发疯般地亲吻着。他又去亲吻约珥，黑暗中他摸到什么就亲吻什么。因为没有摸到她的脸，他就弯下腰，疯狂地亲吻起她那湿漉漉的后背，从一只肩膀吻到另一只肩膀。然后，他冲到门外，在大雨滂沱的黑夜中寻找公共汽车站。因为，此时此刻，他的预言成了现实。此前，他对特德说过：“下雨?简直是洪水滔天！”眨眼之间，他浑身透湿。
【注释】
[1] 让·迦本（1904——1976），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法国最受欢迎的影星。
[2] 代尔亚辛，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阿拉伯人村庄。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有一百三十名以色列士兵奉命占领该村庄。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这一百三十名士兵（多为右翼分子）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约二百五十名阿拉伯村民。屠杀行动当时在以色列公众之间引起了强烈抨击，至今还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话题。
[3] 特迪，特德的昵称。
[4] 飞砂枪，一种用来驱散游行人群的武器。
[5] 大卫塔现指耶路撒冷的一座塔楼，为大卫王的墓地，是现今耶路撒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6] 拉结的坟墓，典出《旧约·创世记》。拉结是希伯来族长雅各的妻子，在久婚不育后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但在第二次生产时难产而死。死后葬在以法他（即伯利恒）的大路旁。雅各在她的坟上立了一个墓碑，以示纪念。
[7] 绿线，指“六日战争”前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疆界线。
[8] 佩花嬉皮士，主张“爱情、和平与美好”的美国嬉皮士，因以花朵象征其主张而得名。
[9] 即伊扎克·沙米尔（1915——），以色列总理（1983——1984，1986——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