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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租车司机使用了“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杀死他们”这个说法，费玛想起了托洛茨基的神秘命案。就寝之前，他到厨房倒一杯水，顺便朝洗涤槽下面的垃圾桶凝视了一会儿，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尸体。接着，他注意到新买的韩国水壶在那里闪烁着铝光，于是决定要沏点儿茶。在水还在那里沸腾的当儿，他吞咽了两三片厚厚的果酱黑面包。马上又不得不吞了一片胃灼热药片。他站在打开的冰箱前面，沉思着安妮特的不幸。他觉得自己能够分担她所遭受的残酷和不公，他能够分担她所经历的屈辱和绝望。但与此同时，他又毫不矛盾地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那个做大夫的丈夫，那个可靠、勤奋的男人，他都憋了数十年了，只是偶尔才从门牙的牙缝里吹吹口哨，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轻轻地击打击打，直至他感到了开始衰老的恐惧，意识到了这是停止亦步亦趋地跟随无聊的老婆、开始过上自我生活的最后机会。此时此刻，在意大利的某家饭店，他正睡在他那年轻女友的臂弯里，他的膝盖夹在她的两个膝盖中间，一个恢复了青春活力的男人。但是要不了多久，他肯定就会发现，她也会在衬裤里贴上卫生巾，她也会使用一种芳香的除臭剂来抑制她身上汗腺的异味和其他分泌物的异味，她也会站在镜子前面往身上涂抹各种滑腻的油膏，甚至也可能在头发上卷满了发卷的情况下就睡到他的身边，就跟他自己的老婆一样。还将她的内衣晾在淋浴间布帘的横档上，让水滴到他的脑袋上。就在他性欲开始勃发的当儿，她却偏偏假装偏头痛发作，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矫揉造作的样子。
“Mannerheim[1]！”费玛突然兴奋地喊叫起来：耶里女友的矫揉造作的样子[2]让他想起了那位芬兰将军的名字，正是这个名字难住了塔马，使她到现在还没能做完她的纵横字谜。他决定给塔马打个电话，尽管此刻已差不多是凌晨两点了。要不要给安妮特打个电话呢?再三考虑之后，他端起他那杯这会儿已经凉透了的茶水，在书桌旁坐下来，半小时不到就为报纸的周末副刊写就了一篇短文，谈的是占领地日益恶化的局势和人们逐渐滋长的麻木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所说的麻木比如表现在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方面，因为无谓地在那里一次接一次地排队等候手术，或者因为双方不能就连续二十四小时值班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有许多心脏病患者实际上已被判处了死刑。又如，我们对失业者、新移民和弃妇们所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再如，我们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精神失常的人和遭逢艰难时世的孤独的人带来了种种羞辱。但首先，我们的兽性表现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粗暴上面，这种粗暴在官僚政治生活中、在大街上、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中，甚至很可能也在我们卧室的私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在贝埃尔雅各布，一个身患癌症的丈夫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他不能接受妻子皈依上帝。在霍德哈夏伦[3]，有四个少年，都是出自有教养的家庭，他们把一个精神有残疾的跛女人关在地窖里持续轮奸达三天三夜。在阿富拉，一位恼羞成怒的父亲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横冲直撞，致使六名教师受伤，校长神志昏迷，只因为他女儿在高级英语考试中没有及格。在霍隆，警察抓获了一个流氓团伙，他们一直对数十位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实施恫吓手段，把他们所有的退休金掠夺得精光。所有这些都只是昨天报纸上的内容。在文章末尾，费玛做出了尖锐的预言：麻木、暴力和残忍来回流淌，从国土到占领地，又从占领地到国土，积聚着灾难性的动量，以几何级数成倍加强，给绿线两边制造灾难。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除非我们按照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4]在一百零一年前奠定的方针，毅然决然地、全面彻底地解决冲突。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话简洁明了：“先犹太人，后犹太教；先在世的活人，后先祖的遗产。”不用再做任何补充了。几年前，他在约珥父亲家里发现了一本过期刊物，刊物上有一篇题为《摧毁和建设》的随笔，这句引文就是他当时在这篇随笔中发现的。他将引文抄了下来，贴在收音机的正面。他很高兴这句话终于发挥了用场。转念一想，他删掉了“冲突”和“恶性循环”。接着，他又恼火地删掉了“几何级数”和“灾难性的动量”，但到底该用什么词来替代呢，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尽管他喝了茶，服了胃灼热药片，但还是摆脱不了恶心的感觉。他真应该听从迪米的要求，找一把特别亮的手电筒，走进黑夜之中，寻找那只受伤的狗，设法挽救它的生命。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两点半，他脱掉衣服，冲了个淋浴，因为他感到恶心。倾泻下来的水流并没有让他打起精神来。香皂似乎黏糊糊的，甚至水也是黏糊糊的。他气鼓鼓地站在镜子前面，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在那里冷得瑟瑟发抖，看到自己苍白病态的皮肤、皮肤上黑乎乎的软毛和腰际那一圈肥肉他不禁往后退缩了一下。他开始不自觉地挤捏胸口上那些红色的脓包，直到最后，他让两只松松垮垮的乳房喷出了几滴白色的液体。还在少年时代，他脸颊上和额头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脓包。巴鲁赫禁止他挤捏这些脓包。有一次，他对费玛说：“只要有了女朋友，这些脓包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如果到了十七岁生日你还没有找到女朋友，而且，亲爱的，我也有理由认为你自己是找不到了，我自然要为你安排一个的。”他想起他十七岁生日前的那个夜晚，嘴唇上铺满了一种懊悔、无力的苦笑：他彻夜难眠，在那里期望父亲忘记了自己的许诺，又在那里祈祷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许诺。不出所料，老人只不过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你当时却像平常一样，没有理解对方真正的用意。
可现在呢，亲爱的总理?第二个青春期即将开始了吗?或许第一个青春期还没有结束?就在同一天，你有两个女人投怀送抱，你却把两个女人都丢了，让她们尴尬，或者更为恶劣的是，你给她们带来了羞辱。很显然，如果让你父亲能最终记起自己的许诺，那你还得继续等待下去。看看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笨蛋。在梦中，他母亲对他说道。此刻，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浑身战抖，气鼓鼓地给了她一个迟到的回答：够了。不要管我。
这样说着，他想起几小时之前约珥打开卧室的电灯，发现他竟然和衣躺在他们的床上，盖着他们的毯子，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她的睡衣，当时，约珥的脸因为震惊和厌恶都扭曲了！她提高嗓门，恼羞成怒地喊了起来：快，特迪，你来看看吧。就好像有只虫子，和格雷高尔·萨姆沙差不多，竟爬到了她的床上。他恍恍惚惚地醒过来，伸了伸懒腰，然后从床上坐起来，浑身上下睡得皱巴巴的，一边绝望地在那里试图向他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那时的样子看上去如果不是精神错乱，也一定是愚蠢到家了。似乎要是他能够解释清楚的话，他们俩就会可怜他，让他蜷缩身体接着睡下去。结果，他越解释越糊涂，开始的时候还声称迪米感到不太舒服，说着说着就削弱了自己的防线，改变了自己的辩词，做出了一个与起先完全相反的情况汇报：迪米的身体很好，可他本人觉得不舒服。
托拜厄斯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制。他冷若冰霜地说了一句话：
“这一次，费玛，我觉得你做得是有点儿过头了。”
约珥把迪米抱上床的当儿，特德打电话叫来出租车，他甚至还帮费玛将胳膊伸进那只难以对付的衣袖里，将他的那顶破帽子放到他手里，陪他一道下楼，还把费玛家的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好像是要万无一失地确保他不再改变主意、又回头来敲他们家的大门。
事实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他还没给他们解释清楚呢。
此刻，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洗着黏糊糊的淋浴的他决定立即穿好衣服，打电话叫上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赶回去，把他俩叫醒，诚恳地和他们谈一谈，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谈到凌晨为止。他有责任提醒他们关注孩子的痛苦。提醒他们关注广泛意义上的痛苦。使他们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尽管我对喷气驱动的汽车尊敬之至，我仍然以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在孩子身上。这一回，他是不会让步的，在去他们家的路上他还要让出租车司机擦亮双眼，把所有那些顽固不化的和冷酷无情的人都驳得体无完肤：他将抵制所有的洗脑，最终要迫使每个人都承认灾难就在眼前了。
可是，出租车公司没人接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安妮特·塔德莫拨了过去。电话铃响了两遍他就放弃了。凌晨三点，他上了床，手里捧着没征得特德和约珥同意自己就迷迷糊糊地带回家中的那部关于阿拉斯加历史的英文著作。他随意地翻着，忽然，他的双眼捕捉到一个颇为让人好奇的章节，这一章节讲的是爱斯基摩土著人的性习惯：每年春天他们都要把一个在冬天刚刚成为寡妇的成熟妇女，交给那些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们，作为他们成人式的一部分。
十分钟后，他熄灭电灯，蜷缩起身子，命令阴茎安静下来，命令自己赶快睡觉。可这时，他又一次感觉到有个盲人徘徊在外面空旷的大街上，一边用手杖在那里敲击着人行道和矮墙。费玛从床上爬起来，一边打定主意要穿好衣服到外面看个究竟，看看在无人观看的夜晚的耶路撒冷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他凭一种在夜晚所特有的清醒，意识到他必须把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夜生活”这个陈腐的词汇突然从它的字面意义里走了出来。在费玛的头脑中，“夜生活”与拥挤的小酒店、灯火通明的林荫大道、戏院、广场和卡巴莱[5]割裂开来，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既辛辣又冰凉的含义，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浮意味。那个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sitra de-itkasia[6]（隐藏的或掩盖的一面）像黑暗深处一把大提琴上的一个音符穿过了费玛的全身。一阵恐惧的战栗疾速穿过他的全身。
于是，他打开电灯，从床上爬起来，只穿着他那套发黄的长衬衣，在棕色衣橱前面的地板上坐了下来。他不得不用力将卡住的底层抽屉拽出来。他在旧笔记本、小册子、草案、照片、便条和剪报堆里翻找了二十分钟左右，忽然看到一个破旧的硬纸夹，纸夹上印着“内务部：地方政府部门”。
费玛从纸夹里抽出一摞旧信件，每封信都装在原来各自的信封里。他仔细地、一封一封地、有条不紊地看起来，这一回决不能被困倦击败或者耽搁下去。最后，他发现了约珥给他的那封分手信。信纸上标有“2，3，4”。所以，第一页显然是丢了。要么只是散落到别的信封里了。他注意到信的末尾也不见了。他就那么穿着内衣躺在地板上，阅读约珥在1965年只身一人去西雅图时写给他的信。她的书法个头小小的，就像珍珠一般，既不阴柔也不阳刚，但却浑圆流畅。或许这就是上个世纪那些上流学校里所教授的那种书法。费玛在大脑中把约珥那素洁的书法和他自己的涂鸦做了一番比较。他的书法看上去就像一股溃败的士兵那样惊慌失措，在亡命的过程中一个个你推我搡、夺路而逃。
【注释】
[1] Mannerhe m，曼纳林，即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1867——1951），芬兰军事领袖，后任该国总统（1944——1946）。1931年任芬兰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任职的八年间，芬兰在列宁格勒对面横跨卡雷利亚地峡处建曼纳林防线，以阻挡苏联的入侵。1939年12月苏联军队发起攻势时，曼纳林任芬兰军总司令，指挥若定，在强敌之前屡屡获胜。
[2] “矫揉造作的样子”英文为mannerisms。
[3] 霍德哈夏伦，以色列中部小镇。
[4] 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1865——1921），俄国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家，生于乌克兰，其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出版小说集数部，其中《越出藩篱》和《大墙之间》影响较大。
[5] 卡巴莱，指有歌舞表演或滑稽短剧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6] sitra de-itkasia，阿拉米语译音，源自犹太教神秘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