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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于，”费玛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正要就奥尔特曼这个题目给她上一堂速成课，埃坦大夫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刺鼻的药水味马上飘散开来。埃坦大夫将脑袋探出门外，对塔马说：
“嘿，碧姬·芭铎[4]。快给我拿一安瓿哌鱼詖啶。”
费玛于是被迫推迟自己的讲座。他把正在沸腾的水壶从插座上拔了下来，然后决定把疗养室的一台取暖器打开。之后，他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为伯格森太太安排了一个预约，时间是在本月底；他又对吉拉·迈蒙解释说，他们这里从不在电话上公布化验结果，她得亲自到诊所来一趟，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会告诉她答案的。也不知为什么，他对她们两人说话的时候是那么窘迫，好像他对她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当安妮特·塔德莫嘲笑对诸如葛丽泰·嘉宝、贝雅特丽齐、玛琳·黛德丽、杜尔西内亚等神秘女性所作的陈词滥调的描写时，他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观点，但她试图把神秘的外衣披在男性的肩膀上，这时她可就错了。我们都深陷在虚伪之中。我们都在伪装。毋庸置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怜悯，都清楚地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怜悯，因为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渴求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可到了我们应该打开怜悯大门的时候，我们却都装作一无所知。要么就装作认为怜悯和仁慈只不过是一种对别人显示优越感的方式，是一种太过时、太伤感的东西。要么就装作认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人有那么多，可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怜悯呢?帕斯卡说‘灵魂的死亡’，说人类的苦楚就是被废黜国王的苦楚，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为了不再想象墙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让他觉得懦弱、卑鄙、丑陋。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从塔马父亲的死转移到奥尔特曼私生活的谣传上来，这种努力也是同样的性质。毋庸置疑，至少做到直视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他是总理，他就会让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在加沙或者希布伦同某个预备役部队在一起待上一个星期，在内盖夫某个拘留营周围待上一段时间，在破败的老年精神病房里住上两三天，在黎巴嫩边境的电网旁边睡着泥巴和雨水从黄昏到黎明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或者同埃坦和瓦尔哈夫提格没有任何障碍地待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堕胎的地狱这会儿又弥漫着从楼上传来的钢琴声和大提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为自己的这些思考感到作呕，因为转念一想，这些想法在他看来就是19世纪俄国庸俗文学的化身。“堕胎的地狱”这个说法就是一种歪曲：毕竟还有例外，事实上这里有时是在创造生命的。费玛还记得有个叫萨拉·马塔隆的病人，首席专家都建议她放弃努力，去领养一个孩子得了，只有加德·埃坦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地努力了四年，终于，他打开了她的宫颈。诊所全体员工于是应邀参加她儿子的割礼[5]。做父亲的突然宣布，他孩子的名字就叫加德。费玛注意到埃坦大夫在那里拼命地咬着自己的皮质手表带。事实上，费玛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也湿润了。人们只好让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代劳一下，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则不亦乐乎地把婴儿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个年龄在十七岁左右、脸蛋白得像床单、身材瘦得像火柴棍儿的头晕眼花的姑娘在塔马的搀扶下正摇摇晃晃地向疗养室走去，费玛赶紧跳起来去帮塔马。就好像是为全体男性赎罪似的，费玛东奔西窜，忙碌得不可开交：跑着拿来了一床柔软的毯子，一玻璃杯冷矿泉水，里面还放了一片柠檬，还有卫生纸、阿司匹林。最后，他还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
四点半是喝咖啡休息的时间。瓦尔哈夫提格大夫走过来，靠在服务台上，让一股药品和消毒剂的气息飘拂到费玛的脸上。他那像沙皇总督一样鼓囊着的宽厚的胸脯和他那又阔又圆的臀部，配上他那沉重的身躯，倒确实让他像个深沉男低音歌手。他的脸颊上纵横交错地覆盖着淡蓝色、红色和粉红色的病态的血管，这些血管从脸皮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差不多都能够看着它们的搏动来计算他的脉搏。
步伐轻捷，悄无声息，一举一动就像热铁皮上的猫，埃坦大夫也来了。他在那里慢悠悠地、冷冰冰地、连嘴巴也不张一下地咀嚼着口香糖。他撅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瓦尔哈夫提格说：
“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剖腹产[6]。可你还是给她缝合得既漂亮又紧凑。”
埃坦说：
“我们让她脱险了。当时的情形看来可不太妙。”
瓦尔哈夫提格说：
“说到输血，你当时的意见绝对正确。”
埃坦说：
“没什么。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
瓦尔哈夫提格又说：
“上帝给了你一双灵巧的手指，加德。”
费玛温和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喝咖啡吧。快凉了。”
“冯·尼森阁下先生！”瓦尔哈夫提格吼了起来，“这些天阁下都藏到哪儿去了?他在给我们大家写一部新的《浮士德》吗?要么就是一篇《科尔哈斯》[7]?我们差点儿都忘了尊容是什么样儿了！”他接着就给大家讲述“一个著名的笑话”，说的是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但他还没讲到第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时自己就憋不住了，发出一阵爆笑。
陷入沉思的加德·埃坦突然说道：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应该在这里通过局部麻醉来施行手术。应该到大医院去做，施行全身麻醉。我们差点儿把这事给弄得一团糟。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艾尔弗雷德。”
瓦尔哈夫提格声音都变调了，他说道：
“什么?你担心吗?”
加德·埃坦显得不慌不忙。停了一会儿之后，他说：
“不。现在我非常自信。”
塔马犹豫再三，她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你穿这件白色的高圆翻领套衫很帅气，加德。你不喝咖啡，来杯柠檬茶怎么样?”
加德·埃坦说：
“行，但是行行好，不要在那里摇头摆尾的。”
瓦尔哈夫提格是个拙劣的和事老，他赶忙将话题转移到时事上来：
“哎，那个波兰的反犹主义分子你们诸位有什么说法?他们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没忘记。你们在收音机上听到那个红衣主教在华沙就奥斯威辛修道院发表的讲话了吗?完全是老调重弹：犹太人为什么如此争强好胜呢?犹太人为什么这般大惊小怪呢?犹太人为什么要鼓动全世界来反对可怜的波兰呢?犹太人为什么还要利用他们的亡人呢?毕竟也有几百万波兰人遭到了杀害。但我们那可爱的小政府，以犹太人旧式的谄媚，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我们早就朝他们国家代办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猛踢一脚，把他们踢回老家去了。”
加德·埃坦宣称：
“你不用担心，艾尔弗雷德。我们是不会屈服的。找个晚上我们派空降突击队去对付他们。来个闪电式的偷袭。对奥斯威辛的一次恩德培突袭[8]。我们要把那个修道院炸到天上去，之后，我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将安然无恙地返回基地。绝对要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就像在我们以前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一样。然后，沙龙[9]先生和沙米尔先生就要一句等不得一句地叨咕以色列国防军无远不及的威力和以色列威慑力量的更新问题。他们可以将其命名为‘焚尸炉和平行动’。”
费玛心中的怒火当即就被点着了。如果我是总理的话，他想，但还没等他想完，他的怒火就已经喷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