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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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大”，是尽人皆知了的。近闻某市副市长带了秘书进京人部办事，秘书见那接待办公小姐大咧咧待搭不理地，情急之下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市常务副市长……”不料话未说完，那丫头头一扬，嘴一撇当即顶了回去：“市长，市长怎么样？没看我正忙着嘛——那边等着去！”然而这市长却也不同寻常，也当即拍案道：“我是国务院×市下派干部，我不是那市的市长！”这姑娘听了不禁脸一红，面颊也便松弛了一些，且不好意思立即便笑，便道歉，但口气已经缓了，渐渐也就客气了，礼让了，有点对待客人的模样了。
这也犹如一些港人。比如：我有点恶意地思索，京人之大，大概因为他或她傍着或见过的“大官”多了，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也是“上级”，上级见下级，自然要大几头；港人只消把大官换了“洋大头”，一切习惯照旧，我们一样玩不转。
作家朋友访欧归来，在香港一家饭店就遇到这类事：那侍应生大约怀疑他身份，死活不放他回房，也是情急之下，他叽里咕噜甩了几句英格里希，于是侍应生的脸也松弛了下来，慢慢“不好意思”，慢慢殷勤客气。
其实港人与京人人内地到“下头”，他们也晓得谦虚，亲热得叫人心里发烫，又是递名片又是给客人端茶送水，那是因他晓得离了他那一亩三分地儿，原先那一套便玩不转了。假使你没有这点识见，真的到香港或到北京名片热热地去“认亲”，多有热脸蹭了冷屁股的。这不需人教，实验几回自己就晓得了。
这也有点像我们文学界里的评论家——高级读者，能给你造一点舆论的权威者吧，心理状态也和上头说的差不多。不知道是谁选的，也不晓得是谁派的，因他能指手画脚说一通苏格拉底如何如何，莎士比亚怎样怎样——每隔一段日子，他们就聚在一起，吃吃，谈谈也顺便玩玩，新的一届什么奖也就诞生了。这在用老话说——旧时的话说该叫什么呢？客卿吧，清客吧……《红楼梦》贾家奴才说的“篾片相公”吧。吃饱了玩美了，谈天是了，擦着油光的嘴讲“文学界”的是非，决定他人作品之文野高下粗细等等。总而言之，来“执牛耳主骚坛”。
我说这话或许是刻薄了点。他们获取这种身份，当然是需要些真才实学的，别人学富五车就可以抖一下，这些家们修得十年甚至一百年——要读这么多书才傍上如来佛，成了观音，普贤等等“老母”或斗战胜佛（注：孙悟空后来是对了这位子）之类小佛，其中辛苦也非局外人能知。
老香港人一百多年前是否今日这类做派，我没有考证，不得而知。实在的，今日说的北京人云云，绝不是说人艺《茶馆》里老舍笔下的北京人。老北京人甚至老“北平”人我都见过不少。我没有本事写他们，但你看一看《龙须沟》就晓得他们的质朴、诚实、善良、辛勤、厚道与明白事理了。这群人现在已老去了，或者在老四合院中还能遇到——总的说是湮没在当今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里或高楼群中了。又牛又大的多是“当今”那些有本事或靠了有本事的新马仔们。
我这个人出身成分高（富农）——说起也是笑话，爷爷的家产，倘若与伯父父亲均摊，也就是中农吧？那就是“团结对象”了。他不懂这道理，送了两个儿子去抗日。土改时一评，他的地多了，应评为富农，这就成了与贫下中农的“敌我关系”。反而带累了干革命的儿子，成了我一生难以化解的心头阴影。由此，一个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始终压在我的肩上，我的饭饱思饥也是由此而来。
昔日不写书，也不过挣扎着过而已。浴血干了一辈子的父亲是“富农出身”，我也就有“富农孩子”的身份嫌疑。今日写书，又有人说我写书写成了千万富翁，还有个说我“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墙头上挂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封建余孽”一词有其根源，写的书“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见《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二年七月七日头版），还有一位评论家，算是我们文界的“北京人”吧，干脆要塞我进“时间隧道”去见雍正，让雍正的血滴子收拾了我去。
因为精神紧张，也没有挨公开批评的经验，我记得起初是毛发森然了几个小时。这罪名倘放在“那时”还得了？后来看看，没有什么后继的手段，没人开批斗会，也没有公安来找我。人，其实表相长得差不多，我猜我的脸也有点像那个北京姑娘和香港侍应生，渐渐放松了。就算我曾是“套子里的人”，也算走出来透了点气。话又说回来，借用“套子里的人”一句话款款相问：“你们干吗欺负人？”
近日《中华读书报》刊《两作家扬言超越二月河》。我想，超越是极好的，读者可以读到更好的书。我同时又想，我决计不与人比赛。能写的话，自己的能耐写点什么就是了。这绝不同于我们国足，踢赢了，抖得走路冒黑烟，说出话来污染空气；踢得糟了就孬种缩脖儿，一副“嘿然”样儿，脸拉得老长。文界有文界的游戏规则。那是很有风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