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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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写了篇短稿子，谈一些城市设立非文明法规，汽车撞了违规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见中央电视台专题讨论此事，有事、有证、有形影、有理据，比我说得还明白：你那个法规有违天理，亵渎人情，不合国法。然而并没有见到上海、沈阳、郑州、武汉等市衮衮诸公有所回应，更遑论有所更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题。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没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俄国在世界上树敌如林，但库尔斯克惨剧发生后，无论敌人、朋友，世界上所有关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为这不是战争，不应对此漠然，毕竟人命关天。
关“天”。还有比天大的事吗？没有。什么是“天”呢？我以为就是理性社会的人心。在世界历史区域中，分列着许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区域，对生命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似乎有史以来就倡导着“轻生重义”。一方面是讲仁恕，也就是统治阶层对治下实际上的生存保障义务，使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信赖；另一方面作为教化，则讲究“士”与公民为了“礼”与“理”的献身精神，也就是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这种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分别创立的教义里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在他们那种宗教里实际上是说，只有最高级的圣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钉十字架、肉身饲鹰这样悲壮的举动，平常人倒是无须的：你老实做个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们中国与众不同，千年万年都讲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牺牲精神只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自己是半点风险也不必担着的。老百姓们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访——其实心理很简单：皇帝老子，你享着福，抽空儿也来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哪怕你带着什么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帮，再带上你的情妇（或者在途中临时傍一个也成）也好，只要肯来，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其实极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过，像电视剧里那般玩法却是没有的。
所以舍生取义只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说教，不适用于君，只适用于臣和民。打开历史去看，我们能见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还穷得掉在地上当啷响。能见到多如牛毛的烈臣、义民的传记，杀头、剥皮都不在乎，可他们维护的纲纪代表，却是一个混蛋透顶的无聊皇帝。当然，在他们自身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献身。文天祥认为他的浩然正气，比生命的价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别的类比，“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从这一头来衡量，谁还有勇气对他们说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没有了君权，没有了三纲五常。没有了仁义礼智信——或者说约束力减弱了许多吧。民主了，有了法制与人身自由，中国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来做诗，告诉我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阳春白雪美丽得刺眼，就这四句诗，能真正做到的极为寥寥。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讲自由的，它那个领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对日作战、对朝战争、对越战争，士兵口袋里都装着上级发给的投降书，十六国文字——明白是说：你去给我打，为自由而战；打不过，瞧着小命危险，你就赶紧投降。可见“自由世界”的战士并不以自由为最高原则，而是“若为生命故，自由也可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权利都棚架在生命权上，没有生命，谈不上自由，也谈不成恋爱。
西方人这么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么一种价值观。就我对此问题的思索，要我们中国人依样画葫芦，怕是永远也做不来的。事关国家、民族的尊严，事关民众的生命安全，假使当“缩头乌龟”，当逃兵、叛徒，那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就要出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民族太需要奋不顾身起而奋斗的猛士了。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赞同许多媒体倍加称赞的“赤手对兵刃”、“勇斗歹徒”之类的事体。我曾和女儿谈过，我问：“假若遇到恶人，枪、刀子逼着你，你怎么办？”她说：“跟他打！”我说：“好孩子，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战场，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只是一拼。这很简单，拼不拼都是死，拼是出路。如果只是要你的钱财，你就给他掏，这是花钱买平安。当然，如果对手弱，不在你的话下，或者你有后援，那另当别论。总之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拼命。”
这话在媒体上早已被“批驳”过了，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勇于斗争”，助长了逞凶歹徒的气焰。但这种批驳不能让人心服，“空手夺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气焰要靠警察去杀灭，那就是他的工作，凭什么要手无寸铁的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凶徒做无谓的性命相搏？毛泽东一代伟人，他在三湾改编时期，曾穷蹙落入敌手。他似乎是这样脱身的：掏出身上仅有的银元贿赂押送士兵，然后夭夭而走。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的一篇回忆文章道，列宁在散步时也曾遇险，被一个歹徒威逼抢劫，列宁也掏出了钱财，买得平安而去。试想，他们如果硬拼，对俄国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列宁事后说：“只有傻瓜才会在要钱还是要命的关头作抉择。”是为至理名言。我们看到许多贵人高官，出入警跸森严，警察保安卫护，可见他们也懂这道理。只不明白他们为何在大会小会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励平常百姓“勇斗歹徒”。所以我以为“见义勇为”是可贵的，但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美国在试验第一次核爆时发生故障，两块极板渐渐接近，眼看就要碰撞发生震惊世界的惨剧，一位科学家奋不顾身扑上去用手将极板分开，他自己因受辐射过度患病身亡。这种“双手掰开原子弹”的壮举，才堪称是真正的义行。
我们一直唱这个调子：要英勇奋斗，全社会动员（即全民动员），提倡见义勇为，为治安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实际上，首先要硬起来的不是弱小个体的平民，而是腰间有铜、手有利器、身有权柄的国家机器。个人的英雄风采固当提倡，如果依赖于此，那就是舍本逐末。
写到收束，又见极端。一家银行储蓄所遭匪抢劫，工作人员因未能“奋起”反抗，保护国家财产，事后被开除公职。双方诉诸公庭，工作人员把银行给告了，理由是银行未提供报警设施，也没有工作人员可供逃避的猫耳洞，银行也没有和职员订立“与钱财共存亡”的生死合约，凭什么不当英雄即是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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