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说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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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的,变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这就“抖”了起来。会议坐前排,作文有约稿,动辄在报上电视上晃晃。随之而来的,逛一逛商场,便招徕四周异样的目光。小摊上买零用物件菜蔬小吃什么的,贵贱买了就走,不敢争价,怕小老板认为自己“尊范”,怕出逸闻。有一次到公园划船,带妻女登舟挥桨,岸上忽然有尖眼人指着说:“那是二月河——写《康熙大帝》的!”他这一提醒,许多人也都认了出来,三五成群手指目睨评头论足,像是在看动物园新到的一头大河马。心里紧张,目光张皇,鼻尖出汗,桨也不听使唤,只好携妻将雏弃舟落荒而逃。
这固是一种风光体面,然而我受不了。为了某些鲜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声和桂冠,丢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抛却恬适悠游的天性,连嬉笑怒骂发脾气温存友谊敦于爱,都要锱铢较量,或顾及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众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称,立即觉得不上算。我还没有高尚到蔑视名利的份上,更无意轻看对我青眼有加的普通读者观众。我是说好好一个人,偏偏佛像装金,贴得金箔纸宝相庄严,好好一个男人涂脂抹粉,好好一个女人憋粗了嗓门说话,无论如何都带了“妖”气。
虽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仔细考审去,大英雄固然极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见扬子江上樯橹如林,舟船似梭往来,对随侍的圆空和尚说:“好多的船!都航到哪里去呢?”圆空回说:“老衲在此,每日只见两条船。一条名船,一条利船。”乾隆对此回答大为赞赏。
这位光头大师算是会思想事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这两条,大抵说不差。只难为他老和尚在码头上望洋悟禅,竟能对世情参详如此透彻。
然而,若是立在一个更宏观、更世俗的角度,求实地看,这个说法又不确了。为名缰利锁所缚的,大抵只有商场文场两种人以及与此两类人相关的人情事物。那些蛰居穷乡僻壤,“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老农农妇,谋一餐食、一瓢饮的辛苦劳作人,是否可划为图名逐利,大可值得怀疑。就是上船的人,购置农具的,卖茧买桑的,求医问药的,走亲串友的甚或进庙烧香还愿祈平安的,似乎也划不进这范围。
可否这样说,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图温饱图小康,这叫“生存场”;一小群已不忧生存者,出而竞争,是谓“名利场”。生存场中人挣扎出来,进入名利场者尽有,从名利场败落下去,回归“生存场”,或者隐藏深山大洋,当隐士,吃名利场留下的利息的也不少。
这里很难“全面阐述”其中升降沉浮,各个位处的种种态势,厘剔类别,单就“名场”里边就分了“宦海”、“文场”、“艺场”各色各样,还有各个场都有的红角黑角、幕前幕后、配享杂拌帮忙帮闲诸如种种难以一一而足。里边各角色况味不一,就如文章开头说的,“做人难”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样外观不甚雅,其实十分柔软舒适的旧棉袄转悠转悠,比如领纽未扣打了领带,比如一身西装却又平底布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人月旦春秋,你道很好受吗?
“生存场”的人会说:我乐意。我听贫贱之交说过,不加解释,只是莞尔。这毕竟是一种富贵闲愁,有点像达官贵人发愁没时间写诗,吃惯了鱼肉的想一口老咸菜,宾馆里住腻了向往鸡鸣犬吠的乡间农舍。《梦溪笔谈》中讲一位得意红翰林,他给皇帝起草诏诰,写了几稿都未能使上头满意,懊丧出朝,见一位穷叫花子在墙根下晒暖捉虱子,完全彻底的悠闲,无忧无虑。这位翰林就歆羡得不得了。但他毕竟没有放弃他的官位去讨饭,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几部书的著作权去拉板车。就人类本来的面目而言,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愁,穷有穷愁。如此而已。
二者皆愁,一样了?没有那回事。功名富贵铅华丹黄天球河图金人玉佛都归权势富贵风流名士所有,尽管有“愁”也还是趋之若鹜。到穷了,就叫“穷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问题,那一点悠闲潇洒自在饥肠辘辘中恐怕抖不起来。
尽管如此,在谋到一定的稻粱,有一份稳定的衣食后,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我还没有修炼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但觉得目光多注视一下底层引车卖浆之辈,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态更像个人,二是更能安道乐业。人,一富起来常常会变,变伟人不去说他,更多的就变了“神”——这犹可存案,有的变了“鬼”,变了豺虎,那就悲哀了。
《聊斋志异》中讲到那位曾为龙女传书的柳毅。传书成名人,又做乘女婿,成了神,接了洞庭君的龙位。但柳毅是个文弱书生,就像戏上见的那样个小白脸。有了官位却镇压不住夜叉水鬼并鱼鳖虾蟹等水族。到底是文心周纳,柳毅便做了一副假面具,样子十分狞恶,戴上面具料理龙宫事务,倒也指挥如意。那些乌龟王八就这样,你戴上面具,凶神恶煞也似,他就听你的——结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面和真面合二为一长在了一处,再也摘不掉了。
这个故事是有点意思的。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促膝谈心,说到“架子”问题,他不无苦恼地说:“不当官时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当了官才知道没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摆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诽你,甚或放肆得没上没下‘根本指挥不动’,所以,为了工作,该摆还要摆。”联想到柳毅,不也是“为了工作”?就真实的社会情势而言,多数人心里还是渴望和期盼真诚,但“真诚”这东西一放在名利场,显得那么脆弱,那样苍白无力,那样无用,聪明一点的,便戴面具,这只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长在脸上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来也真奇怪:颖悟、灵秀、明慧、风趣、优雅、爽健,这些极美极好的素质与宦场无缘。就是文章也一样,一般而言,文章做好了就要“害爵”——官星不旺。岂止文章,什么样常人喜爱的常性,都“憎命达”。因而又有“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贫”之说。
这是因为他成了“神”,不剥脱了人性,神位坐不牢。
如今是连和尚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的人,谬种花样层出翻新。文人也有这个级那个级,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趋上,蝇营竞奔,从心理角度说与官场宦海并无二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欲横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钱扭结在一起,卖猪头肉的在电石灯下点钞,会说“我是部级干部收入”。而许多道貌岸然的达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计算自己的积蓄,计较往来礼节的实惠,有了守财奴的味道。病态的心理加之病态的世情,使许多不同层次的人格扭曲变形,就像金屑和粪土被屎壳郎一股脑儿团成了圆蛋——成了无法正确评估的——混蛋。
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变成文人。已经有人说我“狂”,按我自己的说法,是“嚣”,我以嚣避嚣,而嚣以为应该嚣嚣相通,既不相通,避嚣也就成了嚣。这本是一种自卫——是脆弱无力的表现,反被视为嚣张,用一句文言话说:“其可怪也欤!”
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场中厮混,也不是什么丢人事。之所以“避嚣”,除了觉得太费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众人”。无论事业成就大小,诸朋友前总谦虚“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和他空应酬。就是这一套,要真的“不吝赐教”起来,没有几个不“色变”的。像小孩子的鸡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药……那活儿,一招惹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痒处的兴奋欢喜),谁敢乱触?夫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我愿我是平常人,愿是一颗平常心,惟退避三舍而已。
和特别杰出的人不好打交道。就算是孔子,不讲温情,和你整日仁义礼智信说起;是朱子,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地闹起,交起朋友况味如何?交个阮籍那样的朋友,一句话说错,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头厌与人语,就翻白眼。就是李白吧,让你给他脱靴磨墨,(顺便说一句,高力士绝非胁肩谄笑的小人)恐也使人不堪忍受。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囿,文人只是政治权势场中的附着物。文天祥史可法闻一多朱自清那样风骨的并不多。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诗才豪放,你读读他《与韩荆州书》,还有一股可怜兮兮的媚气。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论道,真有敌人雄赳赳打来,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见,倒是秦桧居多。就不是秦桧,他也准就先逃了。
算了,先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