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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母亲，我可以透过长大的孩子的脸孔，看到那个从婴儿毛毯折痕间偷偷看我的脸。我看到十一岁大的女儿为指甲涂上鲜艳的指甲油时，便会回忆起从前她过马路时依偎在我身旁的模样。当医生说，真正的危险从青春期开始，因为心脏不知如何响应突发的生长期，我仍然假装那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
“三局两胜。”克莱尔从医院的短罩衫里伸出手，举起拳头。
我也举起手。剪刀，石头，布。
“布。”克莱尔咧嘴笑道，“我赢了。”
“你才没有。”我说，“哈啰？剪刀？”
“我忘了告诉你，现在下雨，剪刀生了锈，你要把布放在下面，把它包起来带走。”
我笑了起来。克莱尔轻轻移动身子，小心翼翼地不碰到任何管线。“谁喂唐德力？”她问。
唐德力是我们的狗。它是一只十三岁大的猎鹬犬，也是除了我之外，唯一连接着克莱尔和她姐姐的生命。克莱尔从未见过伊丽莎白，但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曾把假珍珠项链套在唐德力的脖子上，将它打扮成自己从未拥有过的姐妹的模样。“不用担心唐德力。”我说，“必要的话，我会打电话给莫莉西太太。”
克莱尔点点头，看了一下时钟：“他们应该回来了才对。”
“宝贝，我知道。”
“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
这个问题可以有一百种答案，但是漂浮于我心头的却是两郡之外的某家医院，另一位母亲必须和她的孩子道别的场面。这样，我就有机会救我的孩子了。
克莱尔的疾病学名为“扩张性心肌病”。一年有一千两百万的孩子得这种病。她的心室会扩张伸展，心脏无法有效地吸抽血液。这种病变无法修复，如果足够幸运，患者可以与之共存，反之便会死于充血性心衰竭。百分之七十九的儿童病例病因不明，某些人试图将其因归为心肌炎或其他幼年时期的滤过性病毒感染，另一些人则主张患儿遗传了双亲之一的缺陷基因。我认为克莱尔属于后者。毕竟，一位从悲伤中诞生的孩子，她的心脏天生承载着过多的负担。
起初，我不知道她患有这种疾病，只知道她比其他孩子更容易疲惫。当时的我尚未从事件中完全恢复，所以并未多加留意。等到她五岁时因为一场无法痊愈的流行性感冒住院，才被医生诊断出这种疾病。吴医生说，克莱尔有轻微的心律失常，状况有可能好转，也有可能不会。他让她服用卡普托利、呋塞米和地高辛。他说，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克莱尔在小学五年级的第一天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好像吞了一只蜂鸟。我将其归为开学的紧张感，但几小时之后，当站在黑板前演算数学题时，她昏厥了过去。渐进的心律失常让心脏功能有如虫行一般缓慢，甚至放不出任何血液。就像某些看起来健康无比却猝死于球场的篮球员，他们患的是心室纤维颤动，克莱尔身上就是类似这种疾病。她动了手术，装上植入性心律去颤器，就像在心脏上方盖一间迷你急诊室，当再度发生心律失常时，将自动施行电击。她被列入了等候心脏移植的病患名单。
器官移植是一种狡猾的游戏。收到一颗心脏后，时钟开始运转，却并非总能导向快乐结局。若不想等待移植，就只能等待身体机能全部停止。然而，移植也不一定代表奇迹降临。大多数的接受者只能延用新心脏十到十五年，随时会有复杂的情况发生，或者产生排异反应。正如吴医生所说，十五年后，也许心脏可以在超市货架上买到，还可以装在家用电器上……重点在于，延续克莱尔生命的医学技术，能跟得上她逝去的脚步。
今天早上，我们随身携带的呼叫器响起。当我回电时，吴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到了一颗心脏。“我在医院等你们。”
过去六小时，克莱尔任人摆弄，插管、消毒，只要那颗捐赠器官抵达这个小小的圆顶冷却器，她便能立刻进手术室。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也是她这辈子最恐惧的时刻。
万一……我甚至没办法说出那些字句。
我触摸克莱尔的手，和她十指紧扣。布还是剪刀，我想。此刻的我们进退两难。我看着枕头上她那披成扇形的头发和微呈暗蓝色的皮肤，瘦削的骨骼显然无法承受逐渐生长的身体。有时候，我看着她，会觉得看到的人并不是她。我假装她是……
“你认为她长什么样？”
我内心惊愕，并漠视这个问题。“谁？”
“那位女孩。死去并将捐赠心脏的那位。”
“克莱尔，”我说，“不要谈这个。”
“为什么？假如她即将成为我的一部分，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对她了如指掌吗？”她的双颊红光焕发。每当克莱尔一激动，它们就会变成这样。激动也会让她呼吸短促。
“放轻松。”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把手放在她头上，“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
“当然是女孩。”克莱尔说，“拥有一颗男孩的心脏，也未免太突兀了。”
“我并不认为性别是必要条件。”
她微微发抖。“应该要这样才对。”克莱尔挣扎地挺直身子，如此才能在医院病床上坐稳，“你认为我会变得不一样吗？”
我俯身亲吻她的前额。“你，”我逐字地说，“醒来的时候，依然会是那位不能在打扫房间、带唐德力散步或下楼梯关灯时被打扰的孩子。”
总之，这便是我对克莱尔说的话。但我自己只听得见前几个字：你醒来的时候。
一位护士走进房间。“我们刚收到消息，移植心脏的程序已经开始了。”她说，“很快就会有其他消息，吴医生正在联系现场的医护人员。”
她说完便离开了。克莱尔和我安静地坐着。突然间，这一切变得如此真实。外科医生将打开克莱尔的胸腔，使她的心脏停跳，再缝一颗新的进去。我们听过很多医生解释手术的风险和收益，知道儿童捐赠者的比例少之又少。克莱尔缩在床上，被子悄悄盖过鼻尖。
“如果我死了，”克莱尔说，“你认为我会变成圣人吗？”
我坐在她身旁，把她抱在怀里：“你不会死的。”
“会，我会。你也会。只是，我会早点走。”
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用医院的床单边缘轻轻擦拭眼睛。克莱尔紧握我的头发，她还小的时候常常这么做。
“我一定会喜欢，”克莱尔说，“当一位圣人。”
克莱尔常常看书，从最初喜欢圣女贞德，到如今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殉道故事。
“你不会成为圣人。”
“你又不能确定。”克莱尔说。
“首先，你不是天主教徒。再说，他们全都死得很惨。”
“不一定都是这样。你好好的，却突然被杀，这样也算。圣玛利亚·葛莱蒂在我这个年纪时，为了抵抗一个强暴她的男人而被杀，她肯定也是圣人之一。”
“那太残忍。”我说。
“圣芭芭拉可是被挖掉了眼球。你是否知道有一位圣人是心脏病患的守护者？圣若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