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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西姆到来之前,冬季在2月中旬的时候达到了巅峰。一场巨大的暴风雪从海上席卷而来,连续袭击着东海岸。暴风雪是从总统日的早上开始的,一直持续了4个昼夜。从华盛顿到波士顿的500英里全都埋于雪下。整座城市陷入瘫痪:树木和电线杆全倒了,大学和中小学都关了门,几乎所有的国内和国际机场都被封闭了,上千人受了伤,42人死亡。
周一早上,我们被告知全国进入紧急状况。狂风呼啸,暴雪和层层大雾让窗户都变模糊了。屋外,气温一直徘徊在很低的度数,风速达到了30英里每小时。地铁和公交车也停止了运行。在高速公路上、桥上和隧道里,最高限速是25英里每小时。拉瓜迪亚机场封闭,纽瓦克国际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所有的起飞都被暂停以待之后通知。流浪人员收容站已经满员,但还有源源不绝的人去敲门。成千上万的环卫工人夜以继日地清扫积雪,开动重型机器为城市清开道路,雪犁、卡车和切冰机将雪堆运往河里。在周三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站在中央公园结了冰的湖的照片前,市长布隆伯格宣布这场暴风雪将使纽约损失2000万美元。
哈米在周四早上的8点把我叫醒,用一种嘶哑的、睡意蒙眬的声音说他觉得暴风雪已经结束了。
“Khalas al'tagawul,”他在我们穿好大衣来到门前的时候说了一句。在我们等电梯的时候,他翻译道:“宵禁结束了。”
我们离开大楼,从第九街走到第十五大道,头一件让我们吃惊的事情是这全新的寂静居然真的如此这般悄然无声。这里像是一片冰封了的白色荒地,被昏暗大雾包裹的无人荒原。街上空无一人,满眼都是厚厚的冰。这里和那里,在雪堆中间,商店迟疑着开了门,一家药店亮了灯,一个拿着鼓鼓囊囊购物袋的人影蹒跚着走在人行道上。我们左转走上第六大街,又看到了几个行人。一些人,像我们一样,迈上洒满盐的街道。另一些人走在滑溜溜、凹凸不平的人行横道上,蹒跚着走过市政工人刚刚铲过的地方。我们在西四街的篮球场边看见了正在工作的工人,又在琼斯街的尽头看见他们的黄色工作服和巨大的斗篷。鞋底盐巴的咯吱声一直伴随着我们走到谢里登广场的小公园。在那里,树的躯干、树枝,石头雕像,以及剩余的一切都覆盖在暗影之下。我们走过哈德逊河,走向位于克里斯朵夫街街尾的码头。
结了冰的河面闪着银光,光可鉴人,低垂的天空下是一片玻璃海洋,灰色从一边蔓延到另一边。冷气氤氲在水面厚厚的浮冰之上。穿过薄雾,在河的另一边,泽西城大楼闪着微弱的光芒。自由女神像藏在远处厚厚的云层中间。
有几艘游船停泊在码头,颓败,锈迹斑斑,细小的波浪拍打着船侧。我倾身越过木头围栏,哈米从我身后环抱着我。我聆听风的声音。它轻轻地晃动着冰块,拨弄着它们。我能听见它们互相撞击时发出的咯吱声和叹息声。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在阿斯特广场站,我们乘坐电梯到达一层。在这里也是一样,我在前面走,哈米在我身后一步的距离跟着。我因为我们在河边那段长长的散步而感到精力充沛,终于在闭关于公寓四天之后吸足了新鲜的空气。但哈米很疲倦。
我转身面对他:“你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吗?”一级台阶的距离让我们的头处在相同的高度,“我是说真的,十分迫切的需要?”我噘起嘴,摩擦着双手。
他给了我一个呆滞、空洞的眼神:“这个……”
我觉得他虚弱而困惑的嘴唇很有吸引力。
“好吧,是什么?”他又问道。
我温柔地吻他,耐心地坚持到他的嘴唇有了回应。他回以一个缓慢的、有些困意的吮吸。在我睁开眼时,他的眼睛依旧是闭上的。他的脸看上去很苍白、无力,像是这个吻已经耗尽了他的力气。
我是这样的爱他,突然间因为对他的满腔深情而颤抖起来。这份爱和这份不寻常的深情,终于一同将我贯穿。它们抓住我,冲击着我。他最近看上去是如此脆弱,因为寒冷而虚弱和沮丧,被工作和永无止境的冬天耗尽了力气。他看上去既易碎又凄凉,像一个流浪儿。他比我们相遇的时候瘦了至少10磅,这在他苍白、没有刮过胡子的脸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他凹陷的脸颊,眼下的深深暗影,尤其在他带着无檐帽时更加明显。这让他看上去那么的阿拉伯——像是个建筑工人。
“萨赫拉,”我在他的双眼缓慢而疲倦地睁开时向他靠近,亲亲他的脸,“萨赫拉就是能让我们现在暖和起来的东西。”我宣布,转身走下电梯。
他皱起眉毛,也迈出电梯:“萨赫拉?”现在,他又比我高了。
我用手臂挽住他:“那是一家开在这附近的埃及餐厅,是这儿吧?在老佛爷商场里塔楼唱片店的旁边。”
“你就是这么叫它的?”他皱起脸,模仿我的以色列口音,“萨赫拉?”
“那么,它叫什么?”我抓住这生命的迹象,试图让他恢复一些活力,我挑逗地捏了一下他的手腕,在他身上蹭蹭,“嗨?”
“夏赫拉,”他嫌弃地加重自己深沉的腭音,“把它说对。”他用自己的地铁卡刷过旋杆机。
我也刷了下卡,机器传出“哔”的一声。“夏赫拉,”我学他,模仿他男人味十足的音调和他声音里的严肃,“夏赫——拉。”
他用一丝笑容击中了我,像是不耐烦似的翻了下眼皮:“差不多。”
夜里,我意外地失眠了。双眼大睁,盲目地盯着黑暗。无声的哭泣从我唇边逃出,像一声尖叫一样在我的身体里回响。我的心在我的胸中、耳朵里、太阳穴里跳动。每次眨眼,我都能看见一星闪烁的光融化在亮晶晶的、搏动着的、扩展的水柱里。
几秒之后,我才从浅眠中回到现实。在我寻找着咕哝声和毯子底下的呻吟声的来源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把我从梦中惊醒的不是我的梦,而是哈米。他在我身边蜷缩起身体,头埋在毯子底下,在说梦话。他的脸皱在一起,像是在和什么人争吵似的摇晃着头。
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以前就听到过,他在夜里轻声哼出一串无法辨认的音节,或是大声吼出一些阿拉伯语,有的时候甚至会大笑。但现在,他说得非常兴奋。他打呼,又停下,吐出一些刺耳的、挑衅的、咬牙切齿的阿拉伯语,接着又带着痛苦的表情平静了下来。他的眉头因为忧愁,或者羞愧,或是受辱而皱起。我靠近他的脸。在他愤怒地紧蹙的眉毛下,透过他眼皮上柔嫩的皮肤,我能看见他的眼球在焦躁地来回转动。
我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脖子,缓缓地。“嘘嘘嘘……一切都会变好的。”我耳语道,平复着这场风暴,“一切都会好的。”
他的脸看上去痛苦而悲惨。我看见他的下巴放松了。一细条口水在他的唇边闪耀,他的鼻孔张开着。我又继续看了他一会儿,我的手在他的胸前上下抚摸,看着他的呼吸变得又深又长。在迅速瞄了一眼闹钟之后——凌晨3:40,我沉重地叹息一声,重新躺回自己的枕头上。
我睁着眼面朝上躺着。外面正在下雨,雨滴从窗户上滑落,它们的影子投射在天花板上。我在想早上该怎么告诉他。(“那是什么,哈米?你梦到了什么?你还记得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在夜里,他咕哝和喃喃自语了那么多,他做噩梦的声音贯穿了我的睡眠,让我惊醒。我听见自己说,他激烈的阿拉伯语一定是让睡着的我感到了威胁(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在做梦),我好奇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样回应呢,当他知道自己那我熟悉、亲密的声音在黑暗里也会变得奇怪,充满威胁和令血液凝固?我在黑暗中平躺,盯着天花板,想着我们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独立。即使是在这巨大的城市里,远离家乡的地方(即使是在这间房里,在这张床上),不仅仅是我们俩躺在了这里。
那场大风暴终于平息了的早上是闪着亮光的、是洁白的。我们向西走过休斯敦,又接着向南顺着克里斯托弗街的滨海小道漫步,在雾气蒸腾的新泽西影影绰绰的轮廓对面的长椅上坐下。我们静静地坐着,在向东眺望了一会儿之后,都分别陷入了沉思。哈米突然从凝视中回过神来,说:“那么,当你去海……”他所有的消沉一下子都不见了,“你在笑什么啊?”
“因为我也刚想到这个。”
“想到哪个?”
“想到大海。”
“所以,你会去特拉维夫的海滩,对吗?”
“是的,常常。”
“你一般都会做什么?具体去哪里?”
“你是说那片海滩?”
“是的。”
直到这一刻,我依然缩在自己的大衣里,双手深深地插入口袋,把脖子、下巴和鼻尖都埋进一条围巾里。我把脸露出来,让它暴露在寒冷中,伸展了一下,告诉他我最爱的是在特拉维夫南边的一个海滩上散步。“那里是最美、最安静的地方,就在——”
“南部的角上?”
“就在雅法的边上,离钟塔很近的地方。”我把右臂向北方挥舞,“让我们假设这个是特拉维夫,”我的手指引领他的眼睛穿过联合市密集的建筑群、飞机库和产业结构,接着我用左手指出埃里斯岛,“这个就是雅法开始的地方。”
他望向遥远的南方,目光穿过黯淡的自由女神像:“嗯哼。”
“那么,它就在这儿。”我把双手伸直,一本正经地滑过天际线,像是在把帷幕拉开,“这儿就是那片最美丽的海滩啦。”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眼前铁灰色的天空,河对岸的泽西市与我们之间像是隔着一堵墙。我们凝视着笼罩在四周的云雾和光,看着结了冰的银色水汽从水面升起来。
“那里时常很安静,没有救生员,没有防波堤。其他的海滩上,人呀,咖啡馆呀,餐厅呀,都密密麻麻地一直铺到水边,还有小棚子和遮阳伞——”
“防波堤?”
“一种用石头堆砌成的墙,用来挡住海浪。”
“那片海滩上没有?”
“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海。”
就是这样。我们起身,继续散步,聊起别的事情来,又或者什么都没说。又也许就像我们在纽约的其他聊天一样,在我记忆中已经渐渐淡去。如果不是5个月之后,8月份的时候,哈米亲自去了那片海滩,这段发生在2月中旬的对话也一定已经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