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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忙乱的早晨，我们站在南曼哈顿最繁忙的车站中央：地铁“咔咔”地停在车站另一边的铁轨上，人山人海，电梯上上下下，一排排摇晃的窗户，扩音器里放着广播。越来越多闹哄哄的地铁疾驰而过，带着吼声从隧道的大嘴里冲出，迅速消失在另一端。那把人们挤压和混合起来一同送往这里和那里的力量也同样使得电梯升降、地铁运行。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潮汹涌的、喘息着的活塞，是由轮轴、曲柄、齿轮和阀门组成的机械装置中的一部分。它推进又拉出，梳理、冲刷。在周围的熙来攘往中，我们沉默地站在站台上：哈米闭着眼睛默念，而我期待地望着他。
再次拜访曼哈顿东村，然后是下东区。我们过去的一周一直在街上漫步，重游我们在冬天刚到来时去过的地方。走在同样的小路上，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一直在漫无目的地闲逛。亚斯特坊广场、联合广场、第六大街……我们沉浸在这座城市嘈杂的景象和声音之中，不是向彼此，而是向纽约告别——向这些我们再也无法一同走过的大马路告别。周三的时候，我们一同走过威廉斯堡大桥。周五，我们去了哥伦比亚中心。周日，我们在植物园一直待到天黑。但这个早晨，不知为何，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了。我们对这临行前的最后半天毫无计划。哈米决定默背字母表，根据我让他停下时背到的字母来选地铁。
“停下。”我说。
他睁开眼：“K。”
没有K打头的地铁。
“再来。”
他闭上眼重新开始，他的嘴唇静静地上下移动。我看着他丰润的唇形、鲜红的唇色，视线向上爬，掠过他眼角轻轻晃动着的、新长出来的表情纹，抚过他眼皮上的环形。我的目光温柔地落到他的耳垂上，牢牢记住他脸上的每一个小细节，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它们。如果我再回到纽约，在之后的两年，或者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也不会和他在一起了。我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哈米也一样，甚至在他9月回来的时候，也许就不会是同一个他了。
我反应过来：“停下。”
“X。”
但下个月，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在拉马拉了，而我明天将会回到特拉维夫。分隔我们的仅仅是40多公里的距离，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几乎还没说起过这些，但我们清楚，即使我们离得那么近也不可能见面。我们知道我们居住的两个地点间没有直线，只有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对我来说很危险，对他来说则是不可通过。我们沉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彼此心照不宣，这样的顺从似乎证明了将要在以色列把我们分开的路障已经存在于我们中间，就在此刻。
“Bazi。”
“喔……停。”
“P。”
这就是我所能记起的我们在纽约的最后一天。站在市中心地铁站的地铁中间，不知道该去向何处。回到公寓，我所有的行李都被打包进一个行李箱、一个行李袋和一件手提行李中。公寓干净而整洁，就像我们早晨离开时那样。一张新的白色桌布铺在餐桌上，一支包装好的兰花插在装饰用的罐子中。我给杜迪和夏琳的感谢信装在信封里，他们两周之后会从远东回来，信封里还有两张音乐会的门票。
我们一起走过每一个房间，关上门，拉上窗帘。哈米换掉垃圾袋，我在猫咪们的食盆里放上水和食物。隔壁的戴碧已经同意在杜迪和夏琳回来之前进来照顾它们。我摸摸弗兰妮，向它告别，亲亲它，还向无动于衷地躲在沙发下的佐伊送了一个飞吻。哈米把我的行李拿到楼梯间，我锁上门，把钥匙从戴碧的门下滑进去。
开阔的楼梯间使得电梯的声音被放大。我们在电梯抵达12楼的时候拥抱彼此，在电梯下降时又再度拥抱。我记得灯光迅速从那个小窗户上闪过，层数在显示屏上变换：四、三、二、一，直到突然停在底层。我记得我们走过大厅，哈米拿着那个大的行李袋，把随身的行李扛在肩上，我拖着行李箱，箱子上老旧的齿轮在滚过地板砖时发出声响。
我记得有一个刚遛完狗的邻居好奇地看着我们。他在我们站在街上的时候经过我们身旁，看着我们的行李，热心地祝福我们旅途平安。我致以感谢，没有费神纠正他，就像我和哈米不是要告别而是要一同去度个长假。
街上的空气厚重而黏稠，带着潮湿的气味。雨打湿了人行道，它像夜晚的天空一样闪耀。停在路边的车也闪闪发光，大颗珍珠似的雨滴在车窗上折射着光芒。我那天早上预定的车打着闪光灯停在那里。哈米让司机等我们一会儿。
我把脸埋在他的胸前，然后把头直起来，用力拉着他的大衣衣领：“照顾好你自己，答应我。”
他的眼神严肃，充满忧虑。他眨眨眼，顺从地点头。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在突如其来的恐慌中紧紧贴着他，“还有——”
他用力地环住我，勒得我生疼，他的双臂松了一下，接着又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腰间。“你也是，”他的心脏在我的脖子旁边跳动，“别坐公交车，好吗？”
我透过眼泪大笑：“好啦。”
“不要坐公交车。”
“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