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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站着人。然而，那礼貌的敲门声并没有成功地盖过屋内震耳欲聋的嘈杂声。直至敲门声变得又长又重的时候，我才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
真空吸尘器发出雷鸣般的噪声，音箱里放着涅槃乐队的歌——是最高音量，这一切营造出了一种乱哄哄的效果。现在正是11月中旬，一个刚刚进入下午时段的周六。我在早晨处理完一些事情，现在正忙着打扫卫生。在吸干净了长沙发椅和硬木地板之后，正在吸地毯。耳朵里不但充斥着气流空洞的咆哮声，还回荡着音乐声，但是，正是这单调的噪声不知为何带给了我平静。在几分钟之内，我心无杂念，专注地握着吸尘器的软管，清除那些夹杂在纤维里的灰尘和猫毛。脑袋空空，极度平静，集中全部注意力在嵌入地毯中的那些顽固的、带着淡红色的蓝色污渍上。
在吸尘器的噪声减弱后，我迅速地振作了起来。歌曲已经进入尾声，歌手在轻声呢喃，配乐也渐渐弱了下去。在距下一首歌的前奏还有三到四秒的间隔里，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安静和耳畔空荡而颇感不适的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刺耳的门铃声，像是一个重获听觉的失聪者，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Rak...”我结结巴巴地用希伯来语应门，“Rak rega...”我充满疑惑地瞥了一眼表，更正了自己，“稍等。”
不过是下午1:30，可那色彩寡淡、灰蒙蒙的窗外却让人感到黄昏似乎已逼临眼前。透过水汽蒸腾的窗户，从十二楼向第九街的街角和大学城望去，只能模糊地辨认出第五大道上那些高大、华美的建筑，以及冒着烟的烟囱上方那一条像钢铁一般泛着寒光的狭窄的天空。
那穿透力极强的门铃声再次响彻公寓，只在我关掉音乐的时候停了一小会儿。“请等一分钟……”我迅速在门廊的镜子里检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歪向一边的马尾，脏兮兮的T恤，运动裤，球鞋。我气势汹汹地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两个40岁上下的男人，都身着制服、系着黑色的领带。右边的那个胳膊下面夹着公文夹，比左边的那个高出一头，正站在我的面前，姿态像是一个将要去拉货的牛仔，要么就是他的两只手上各拎了一只隐形的行李箱。不论是正不耐烦地敲打着黑色皮质公文夹的瘦骨嶙峋的手指，还是他横肉纵生的脸上显露出的宽慰的表情，都证明了他们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你们好。”我用惊讶的语气有些勉强地说道。
“嗨，女士，我们很抱歉打扰您。我是罗杰探员，这是我的同事尼尔森探员。我们来自联邦调查局，可以进去几分钟问您一些问题吗？”
是左边的那个人在说话——那个像狙击手一样的人。他的制服看上去比他既笨重又结实的身体小了整整两号，他语调温和，把每个单词都说得十分缓慢，还拉长了音节的尾音，就像在嚼自己的舌头似的。我僵住了，像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名字和职业，也理解不了他话里的含义，直到他那个没耐心还板着脸的高个儿朋友伸手从夹克内侧的口袋中掏出我只在电影和电视剧里见过的东西——一个镀金的、带有浮雕的警徽。
我一定是咕哝了什么，还诧异地、不知为何带着懊恼地眨了眨眼睛。这个动作连带着我那木讷、像聋哑人似的反应，让他们开始觉得我不怎么懂英语。那个高个子的越过我的头顶，将公寓迅速扫视了一遍。一个念头在我心中转瞬而逝，接着，那觉得他们认为我是个清洁工的猜想便被他们紧接着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和高音量的说话声佐证了。
“只是几个问题，麻烦了。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他像在对孩子说话似的，把每个单词都重读，让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我们可以进去吗？”
我的尴尬，或者是那种被羞辱的感觉，让我的声音硬了起来。我听到自己的口音因为声音的颤抖而加重了：“我可以知道……”我清了清喉咙，“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高个儿“牛仔”眼中闪过一丝解脱。“你很快便会知道的，”他说，并恢复了自己权威的口气，“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女士。”
站在厨房里，我给自己倒了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我没理由紧张，我的护照还没过期，但他们依然坐在客厅里，正等着要审问我的那两个人让我焦虑。我一边从橱柜里又拿出两个杯子，一边想着是不是该给安德鲁或者乔伊打个电话。他们都是正直的美国公民，也都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最终，安德鲁被选定了：他是我19岁时在以色列认识的老朋友，会是证明我守法、可靠的上佳人选。但是，光在内心构想我要在电话里怎么跟他解释这一切就已经让我再次感到口渴了。
等我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发现探员们已经把椅子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放回到地板上，那些椅子是我早前为了清洁地板而反扣在桌上的。高一些的探员已脱掉了外套，正背对着厨房坐着。我看到那个绝非善类的探员站在真空吸尘器的旁边，正巡视着屋内。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吗？”真空吸尘器旁的探长问道。
一阵痉挛穿过我的手，让托盘上的玻璃杯也晃了晃。“是的，这是我朋友的公寓，”我说，把头歪向杜迪和夏琳的结婚照，“他们现在在远东，正享受着一次长游，我为他们看家和照顾猫。”弗兰妮和佐伊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他的目光在水槽和书架下的猫粮上停留了一会儿。“你是怎么认识这对夫妻的？”他又看回那张照片，“这是他们租的房子，还是他们自己的房子？”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我说，一动不动，“我已经认识杜迪好多年了，自打我在以色列时起，他是我儿时的伙伴。他的妻子是个美国人——”
这个探员咕哝了些什么，环顾四周，说：“你是从以色列来的？”
“是的，长官。”
他漫不经心地向窗外望去，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利用这个空隙走到桌子附近。
“你在这儿住了多久？”
“大约两个月。”我把托盘放下，松了口气，“他们计划在春天来临之前回来。”我郁闷地想起自己的烟抽完了，“但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就是这儿的人，”我用眼睛搜索着无线电话，打算打给安德鲁，“你可以问问他——”
“问他？”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颤抖了，“关于我……”
他转过身，再次看向窗户：“现在还不需要。”
“非常感谢您。”“高个儿”用他低沉、微弱、几乎像是无线电般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什么？”
“谢谢你的水。”他越过水杯向我投来一笑。他有一口好牙，像牙齿美白广告里的牙似的又白又整齐。
我神经质地点点头，从钱包里取出护照，翻到签证那页。尽管知道我的签证还有五个月才到期，我刚刚还是在厨房里再次检查了一遍护照上的时间。
他把护照翻过去，瞥了眼蓝色的封皮，再次返回打开的那页，说道：“所以，你是以色列国的公民，本-亚-米……女士。”
“本雅蜜妮，”我迅速补充，就好像这么做有什么用似的，“莉雅特·本雅蜜妮。”
他的眼睛扫过我紧绷着的脸，落到我那张傻笑着的护照照片上，灰色眼睛上隐形眼镜的光圈清晰可见。
他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椅子：“请坐。”
“好的。”我轻声说，顺从地把椅子拽过来，椅脚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一声，“我是以色列人……”
询问只持续了不到15分钟，大多数的问题都是那个凶巴巴的探员问的。他的高个儿同事从皮质文件夹中抽出一张表，淡绿色FBI徽章的水印印满了整张纸。他用蓝色的笔在左上角写下时间。然后，从我的护照上抄下我的名字——用的是大写字母，字和字间距很远。接着，他小心地抄下代表我生日的那六个数字。他的字写得既工整又漂亮，十分流畅，就像他让我重复自己的住址、公寓电话和房子主人姓名时从喉咙里倾泻出的声音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他写下一些神秘的首字母缩略词，还在页尾的选项里打了好几个钩。在继续写另一张表时，他突然抬起头仔细地打量起我的脸。我避开他的目光，低头盯着桌子。我能看到他写下“黑色”，和另一个“黑色”——也许是我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接着，他把我皮肤的颜色描述为“深橄榄色”。
这时，那个很横的探员加入了我们。他倒着拿起我的护照，从后面翻开，停在英文介绍的那页。他把护照前前后后地翻了一会儿后，犹豫了一下，又把护照翻回了原来的位置。
“我看到你是在以色列出生的，”他说，“1973年。”
“是的。”我从椅子上直起身来。
“那么，说明你现在已经二十——”
“九。”
“结婚了？”
我的指甲焦虑地挖着手掌：“没有。”
“有孩子吗？”
我僵硬着，握紧双拳，把双手伸到大腿下：“没有。”
“你的住址？”
“在以色列？”
“是的，女士，在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