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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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在哪儿？指给我它确切的位置。”我昨天定格了画面，冲动地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那条绿线——它经过哪儿？这儿？”我站在电视机旁，用手指划过屏幕，越过村庄，在山间停住，“这儿？”我仔细地辨认山村的轮廓和居住地的外围，像是真的期待在漆黑的夜晚阴影和闪烁的灯光中间找到一条真正的绿色分界线，也许它就像在地图上那样由点线标记而成。
“在这儿。”我听见哈米在我身后偷笑着说。
然后我转身，看见他用手指轻敲自己的头：“就在这儿。”
除了奥马尔、维达和玛万之外，哈米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没有出现在这部家庭影片中：珊娜和丈夫还有孩子们一起住在希伯伦；拉姆斯——一名医院药剂师，和家人住在安曼；还有瓦西姆——一名政治法律学毕业生，住在柏林。在3月的早些时候，这部影片被寄来三周之后，瓦西姆作为学生代表团的一分子到访华盛顿。在回柏林的路上，暂停纽约八天。
哈米和他手足们的相似性在录像里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让我着迷，而这种相似在我见到瓦西姆的时候倍加明显。他33岁，比哈米大5岁，他和哈米不只在面部轮廓、身高和身形上相似，连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听上去都很像哈米。
“不，抱歉，这不是哈米。”他有一天下午在我为了获知餐厅地址而打去电话的时候打断我，在我咕哝着自己没衣服穿之后——我只穿着内衣和袜子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衣柜，在衣架间翻找。瓦西姆接着用那令人迷惑的相似的声音说：“他在洗澡。请问你是？”
“哦，”我片刻之后含糊不清地说，大笑着试图盖过我的尴尬，“是莉雅特，我以为你是——”
“哦，是的，莉雅特，”他了然地说道，慎重地提到我的名字，带着十足的好奇，“我是他哥哥，瓦西姆。”
两小时之后，在特里贝卡的“安达鲁西亚餐厅”外面，我们握了手。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运动夹克、时髦的腰带和鞋，瓦西姆看上去像是他弟弟更老练、更优雅的那个版本。哈米站在我们中间，骄傲地咧着嘴笑，穿着他惯常的牛仔裤和匡威鞋。他的右臂环着瓦西姆的胳膊，左臂搂着我的腰。瓦西姆的卷发很短，也很闪亮，用发油梳向后方。他戴着薄薄的金属框眼镜，当他新刮过的皮肤浮过我的脸颊做空气亲吻时，有一阵难闻的须后水的味道。
“你们长得都好像，”我评价道，睁大眼睛从一个兄弟看向另一个，“这太神奇了。”我再次在心里过了一遍那部录像，还有家族成员的影像。“你有没有问过你哥哥，欢迎你们以后一起来我的住处看那部录像？”我问哈米。
“噢，当然，”哈米在反应过来之后灿烂地笑了。他用双臂紧紧围住我，带着一种隐秘的感激，然后对自己的哥哥说：“玛万给我寄的那东西，记得吗？”
瓦西姆的眉毛挑过了眼镜：“我们能在你那里看？”
“你甚至今晚就能来。”我回答，哈米的手又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如果你不是太累的话。”
当瓦西姆进入饭店坐在我对面时，我发现了一些他们的不同之处：他的眉毛的拱形更宽，鼻子的坡度也有些不一样，还有他们下颌骨的形状。他有着他们妈妈的那种杏仁棕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但他在薄镜片下的神情和哈米完全不一样：警惕的、老练的，还有轻微的神经质。里面还有一种永远在评判一切的痕迹，他的嘴角有一丝不满。即使是他在笑的时候，脸上也依然带有一些让人不安的感觉。
他清了清喉咙：“莉雅特……”他从自己镜框的上方检视我，又咳嗽起来，“这是希伯来语，对吗？”
“是的，嗯……”我的不安在这笨拙的翻译下很明显，“它的意思大概是‘你是我的’。”
他靠近以便听得更清楚：“你是我的？你属于我？”
“它在希伯来语里听着更好听些。”
他摸摸自己耳垂上小钻石似的耳钉：“有趣。”
哈米看上去很吃惊：“真的？你是我的？”
“我告诉过你这个，”我嫌弃地说道，然后带着假装的不开心靠回自己的椅子，“你从来记不住——”
但是，他用一个拥抱打断了我：“你在说什么？我记不住……”
“你从来记不住任何事。”
“你是我的。”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他亲亲我脖子的侧面，“我的，我的……”
瓦西姆的眼神——我越过哈米的肩膀已经注意它一阵子了——追随着一个在餐桌间穿行的服务生。我从哈米身边离开，用手抹过他亲吻留下的痕迹：“那么，你的名字的意思是？是什么？”
瓦西姆的注意力被刚从洗手间回来坐在他身边的莫汉摩德所吸引。莫汉摩德是同一个学生代表团的朋友，正在比尔泽特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是一个害羞的、胖胖的、30岁出头的男人，留着法式的山羊胡子。几分钟之后，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也到了。他们带来温暖的拥抱、亲吻和对自己的晚到表示的歉意。
泽布拉是哈米和瓦西姆的姐姐维拉的老朋友，他们自从两家在希伯伦成为邻居的时候就认识了。泽布拉是一位美丽的30多岁的女士，她爸爸是巴勒斯坦人，妈妈是英国人，她在史坦顿岛的私立学校教书。克里斯蒂安，她的丈夫是英国人，她是一名小儿科医生。几年前，哈米刚来纽约的时候，他只认识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他在我们相遇后不久就对我讲起了她们。当时，他说他要去拜访在史坦顿岛的朋友。泽布拉的爸爸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巴解组织的资深成员，在她13岁的时候，她爸爸在黎巴嫩被以色列突击队暗杀。“所以，”哈米道歉道，“尽管我真心希望你能一起去，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但几周之前，在他从泽布拉家吃完午餐回来时，他带回来了用特百惠盒子装着的烤鸡、粒粒面和红薯饼。他说他跟泽布拉说起了我，所以她送了这些好吃的给我。
相聚最初的紧绷感被餐厅里欢乐的气氛和绝佳的食物所打破。这是一家价格适中的摩洛哥餐厅，装修得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场景。这个餐厅靠近大众之夜，餐厅的主人是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的朋友。“这是我们能订到一张桌子的唯一原因。”泽布拉解释说。剩下的桌子全被那四十几个法国游客占据了——中年的男士和女士，从南非移民来的退伍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次纽约团体之旅。餐厅里混杂着阿拉伯语、法语和银器的叮当声，这里红蓝相间的墙上装饰着灯罩、铁栏杆、铜壶和很厚的大水罐，大厅中回响着嘈杂的说话声。
似乎，虽然，不是餐厅的主人或者这里的穆斯林客人——客人们大部分是穆斯林，当泽布拉重复她的朋友——这餐厅的主人告诉她的话：我是这里唯一的犹太人——正在注意着禁酒令。服务生都穿着彩色的土耳其式长衫，端出了越来越多的桑格利亚冷酒和一瓶瓶的红酒。然后，伴随着肉桂、姜、红辣椒和藏红花的热气腾腾的香味，服务生端着圆锥形的黏土陶锅走来，里面装满了羊肉和鱼肉，还有大盘的蒸小米和巴斯蒂亚馅饼。在他们把食物摆在我们面前之后，桌上全是惊喜的赞叹声和饥饿的咕噜声。
在哈米最初把我介绍给泽布拉的时候，我担心她看见我在这里会不开心——她不住地说阿拉伯语，也并不掩饰因为我在场所以得使用英语而感到心烦。（“但是，那你为什么会阿拉伯语？”她眉毛讽刺地上挑，像是在说：毕竟，你们以色列人更应该熟悉弗兰德语或者古希腊语，不是吗？）她似乎在回避我，她的目光在其他用餐者身上徘徊，对我的在场感到不便。我的不安则在食物被送上来之后就消失了。
泽布拉越过哈米的肩膀带着忧虑的表情盯着我的盘子。“把那个盘子递给我，拜托，它看上去太空了。”她指示哈米，又在我的盘子上堆了更多的小米、羊肉和像是薄皱纸一样的巴斯蒂亚馅饼，我们以前都用它来把汤汁吸干。“快吃，快吃，”她催促我，监督着，“别害羞。”带着一丝微笑和从高挑起的眉毛里显露的霸气，“你现在是我们的一员了。”
瓦西姆在酒和食物的影响下，也似乎更放松、更满足了。先前，当我们走过拥挤的餐桌时，我看见他冲大声嚷嚷的法国人做鬼脸。他把头歪向一边，还用一只手捂住耳朵，像是无法忍受噪声。在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嫌弃地环顾四周，说在柏林，他永远不会把食物放在这样的盘子里。他装模作样地转转眼睛，有一种谄媚的魅力，显然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异国风味的胃口。他似乎对哈米那一览无余的爱意已感到厌烦。当他的弟弟用爱抚和触摸把我包围的时候，他会移开视线，虽然哈米没有注意，也不会在意，就算是在我暗示和尝试着从他身边扭开之后。我想着瓦西姆是嫉妒或者感到有竞争了，才对我们这样黏在一起感到不适应。
他对哈米明显的占有欲——一种我能想象我姐姐在同样情形下一定也会有的感受——和我在他冷漠的注视及语调下不断减少的自信，即使是在对我感兴趣、问起我的名字时，他依然保持了冷酷，而这种冷酷一直持续到了这顿饭的末尾。
到服务生清理我们的餐盘，梳理我们的水烟袋中的煤，带着巨大的银壶和镶了金边的玻璃茶杯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架势十足地把新鲜的薄荷茶从高处倒下，带起一阵恼人的细雨。服务生还送上了杏仁、大枣和杏仁蛋白软糖，瓦西姆和泽布拉都已经开始自在地聊天了。他们大声地谈笑，脸涨得通红。他们和哈米一起回忆起在希伯伦的日子，而莫汉摩德和我——克里斯蒂安在上甜点前被她的传呼机叫去了医院——成了他们的听众。
我不记得是什么在转瞬间使空气紧绷了起来。对话是什么时候被拉去了那个方向，从那种轻松随意的闲聊频道把我们冲进那肮脏的流水中的？我们是怎么突然开始谈论政治的？瓦西姆和我是怎么开始无休止地争论的？
“你们以色列人，”他突然说，直直地看着我，“你知道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吗？”
先前，即使我们陷入一场角力，他也避免看我，把目光从泽布拉晃到哈米，从哈米晃到莫汉摩德。但现在，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观察，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聚焦在我身上。
“你们活在否定中，”他终于说出口，因为自己在这张桌子上挑起的预言而得意地露出微笑，“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嘴角的牙签跟着前后晃动，“你们拒绝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会变成那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他用舌头前前后后地把那根牙签卷起，很频繁地咀嚼它、吮吸它，“你们那么努力地想把巴勒斯坦人从你们的意识中驱赶出去，是因为你们无法再向前看了。你们在抗拒短短30或40年后就注定会发生的事。”
瓦西姆是一名富于技巧的演说者，自信、有魅力。尽管有着很深的喉音，他还是说着一口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雅的、无可辩驳的英语。他听上去像是习惯于演讲厅的那种人，显然很享受听到自己声音的效果。但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一名辩手，他根本就是一个病态的控制狂，傲慢的、充满恶意的、决心为了赢而不顾一切的家伙。
我第一次打断他以示反对的时候，他向下看着桌子，等着我说完。接着，像是在展示一节关于克制的课，他在重复自己的整句话之前停了一会儿，带着爱说教的家长式口吻。而这一次，他几乎没给我插话的机会，他提高音量，在空中挥舞着双手，坚持要把话说完。他的眼中有种不顾一切的神情。他对我的顶撞做出夸张反应，显得既震惊又无语，还环视餐厅，似乎是要给我对他的冒犯找一个证人。他的嘴里还哼出一声假意的嘲弄，肆无忌惮地打了个嗝，意在指出我的问题是多么的荒唐。如果我胆敢再反驳，如果我足够粗鲁去驳斥他的观点，他就会绝望地摇着头，呼出一大口气，甚至连嘴唇都颤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