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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降临，风把窗玻璃背后的景物吹得东摇西摆。街上的指示牌和交通灯在狂风中乱晃，树梢拍打着它们。大学城一角的垃圾桶已经被掀翻，风卷起一切，吹飞干叶子和报纸的碎片。前一秒，大风才呼啸着把所有的树顶都拖向一边，使街灯也跟着摇晃，下一秒，它就迅速地换了方向，又再次席卷而过。风速渐强，它挑衅似的晃动着街上的车辆，把越来越多的袋子、铁罐和废纸高高卷起，像是在对抗着眼下和谐的秩序，对抗着笔直的、编号整齐的大街小巷，对抗着这城市绘制出的水平和笔直的线条，对抗着这里完美的设计。
我听到哈米从卧室走出来的声音，他的匡威鞋底的橡胶在镶木地板上摩擦出声。我已经在客厅待多久了？5分钟，10分钟？窗户在夜里变成了一面镜子，我在它上面看到他的影像越来越近，直至来到我身边，我们一齐向外面的街道望去。
“所以，那是什么时候？”他终于发问了，他的声音打破了我们共同营造的静默，“你是什么时候参军的？”
我想跟他说我没有讨论政治的心情，但我担心那像是一种逃避。除此之外，他也许会以为我当兵的时候无恶不作，但事实上我只是在拉马特甘的一名副福利士官。多大的事？又不是一个严肃的阿拉伯杀手。
“1991年到1992年，”我干巴巴地说，窗户里的影子呈现出一种苦相，“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甚至不清楚我们是怎么聊到这儿的。”
但我确实是清楚的，我非常清楚，这是不可避免的。昨天，当我们等地铁的时候，他问我是怎么认识安德鲁的，我回答时甚至没有想到我们曾在同一个基地服过役。我告诉他，安德鲁没有家人在以色列，所以以前会在周五跟我回家吃饭。每个人都爱他，他变成了家里的一分子。我东拉西扯，像是叽里呱啦地说话和开玩笑能让他忘记我在开头是怎么说的一样。“安德鲁甚至会在我和我男朋友待在集体农场的周末去拜访我的父母。”我告诉他。接着，我停下了，因为我第一个男朋友艾维查曾经是一架直升机的副驾驶员。我想象着他飞过拉马拉，在哈米母亲的房子上空驾驶直升机迅速掠过。
“是我在提问。”他提醒我。
他的影像依然盯着窗外，我有一种想触摸他的强烈欲望，想靠在他身上，想再次进入他的身体。像是有一部分的我昨夜埋在了他身体里，而此刻的我想完整地进入他的身体。我颤抖起来，从昨晚开始的缺觉突然渗入骨髓，让我十分不适。
“等等，1991年？”他从窗户前转身面向我，诧异道，“我1991年的时候在监狱，待了4个月，在约旦河西岸的小村德哈赫利亚。”
我的心骤然下坠：“监狱？”
“那儿有几个女兵，所以我们可能——”
“为什么？”我的声音受到了惊吓，变得又细又虚弱，“你做了什么？”
就像他可能想象我是一名穿着IDF制服的士兵，武装着来复枪一样，我看见他的脸从一辆装满了囚犯的巴士车的车窗向外看，像是电视里一闪而过的新闻画面。我看见他和其他的囚犯一起戴着手铐，双眼蒙着黑布。
“只是因为乱涂鸦，”他不屑一顾地说，伸了伸懒腰，将手臂朝天花板探去，“我和我哥哥奥马尔，他们逮到我们在画一面旗子。”
“乱涂鸦？”
“在希伯伦的一面墙上。”
“然后，就因为这样……”我确实震惊了，觉得难以置信，但心里清楚，这因为惊讶而倒抽的凉气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安心，“四个月？”
“是啊，那些渣滓，”他打着哈欠说，“乱涂鸦违反了那儿的法律。”
但是，你以为他曾经做过什么？我嘴里有种酸涩的味道，反问着自己：一次恐怖袭击？愧疚万分，像是他也许意识到了自己曾出现在我一闪而过的幻想中：在一群戴着手铐、蒙着双眼的人中间，在恐怖分子和可疑的破坏者中间——我转身面向窗户，眯着眼看在风中摇摆的树梢。
“你那时多大？你应该是已经……”
他又打了个哈欠，点点头，说：“15。”
他的哈欠打得更长，也更频繁，它们威胁着要传染给我。
“画巴勒斯坦国旗和使用国旗上的任何颜色都是违法的。”
我止住了一个哈欠：“等等，你的意思是？”
“红色、绿色、白色和黑色，你不能用这几个颜色。就算你在画没什么要紧的东西，比如一个西瓜。”他窃笑了一下，捂住嘴，“他们会因为这种事逮捕你。”
我本可以让思绪沦陷在他不经心的、打着哈欠的语调中，我本可以再靠近一些，拥抱他，挤进他的双臂中，让它们再次环绕着我。我本可以咕哝点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一瞬间，当我想起自己在地铁上给他背诵我小时候在阿拉伯电视广播里听到的台词时，看到他脸上出现的表情让我感到快乐，我几乎要笑出声来。我那时背诵道：“Sabakh al'kheir, saydati wasaadati fi urshalayim al-kuds.”我模仿着曾经每周五下午都会播放的阿拉伯电影中那戏剧性的台词，“Mish mumken! Mish mumken!”和“Inti Taliya! Taliya, Taliya!”而他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