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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值班室的时候，正好碰上普拉克警长和吉尔黑尼先生。两位绅士正在讨论自行车的话题。
“三挡变速车完全不行，”警长说，“就是个时髦玩意儿，弄得你腿生疼。有一半的事故都是这种车造成的。”
“可是，爬坡时很够劲，”吉尔黑尼说，“就像多了一对保险栓，加了一台小型汽油机。”
“这种车很难调。”警长说，“你可以把耷下来的铁边带用螺钉固定好，可是到最后，脚就再也踩不到踏板了。而且，刹车也很别扭，就像破颚板似的。”
“你净瞎说。”吉尔黑尼反驳道。
“或者说，像小提琴的琴栓，”警长说，“像春天冷被窝里皮包骨头的老婆。”
“也不对。”吉尔黑尼说。
“或者说，像生病时肚子里的黑啤。”警长说。
“得了吧。”吉尔黑尼说。
警长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然后转身跟我聊了起来，再也不搭理吉尔黑尼。
“他跟你说了一大堆吧。”他说。
“嗯，说得挺详细。”我揶揄道。
“这人可有意思了，”警长说，“就像个会走路的大商场。别人还当他全身缠着电线，靠蒸汽发动呢。”
“是啊。”我说。
“他还懂音乐，”警长补充道，“人很情绪化，这对脑子可不好。”
“说起自行车的事。”吉尔黑尼说。
“自行车会找到的。”警长说，“我会把它找回来，再依法交还给失主。你想帮我一起找车吗？”他问我。
“好啊。”我回道。
警长对着镜子查看了一会儿牙齿，然后穿上绑腿，拿起手杖，意思是说他要上路了。吉尔黑尼把着门，让我们先出去。就这样，三个人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考虑到晚饭前未必能找到车，”警长说，“所以我留了一份有关福克斯警官个人信息的正式备忘，这样，他一看就能马上掌握情况。”
“你用的是锯齿踏板吗？”吉尔黑尼问。
“福克斯是谁？”我问。
“福克斯也是我们的警官，”警长说，“可谁也没见过他，也不了解他，因为他一直在外巡逻，从不下班。他总是深更半夜才来签到，那时候就连獾都睡着了。这人疯疯癫癫的，从来不审问谁，就只管做笔录。要是哪天锯齿踏板流行起来，那自行车的末日也就到了，人命会像苍蝇一样不值钱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我问。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警长回道，“也没掌握可靠的信息，只知道有一年的六月二十三号，他和麦克鲁斯金在私人房间里待了一小时。打那以后，他再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我跟你说过吗？关于锯齿踏板的问题，我已经问过奥戈尔基督察。我说，既然只能在药铺买到，而且还要求登记，保证你不滥用，为什么不禁用，或者像砒霜一样列为特殊商品？”
“可是，爬坡时很够劲。”吉尔黑尼说。
警长往干燥的路面连吐了几口唾沫。
“‘这得要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才行，’督察说，‘国会特别法案’。”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问，“往哪个方向？还是说，从什么地方往回走？”
眼前的乡间甚是怪异。四周环绕着青山，不远也不近，一道波光粼粼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把我们团团围住，弄得人心烦意乱。路走到一半，眼前的景色才逐渐明朗。到处是山丘和空谷，还有广阔、秀丽的沼地。到处能看见农夫手执长柄的农具在劳动。田间地头的人声在风中飘荡，大路上传来隆隆的马车声。几间白色的房屋散见于各处，觅食的牛群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挪动着。就在我观望的时候，突然，树上飞出一群乌鸦，不无凄凉地飞落在田间，那里有一群毛色光润的绵羊。
“去我们要去的地方。”警长说，“朝这个方向走，隔壁就是。世界上有样东西比锯齿踏板还危险。”
说完，他离开大路，带我们穿过一道树篱。
“你可不能这么贬低锯齿踏板，”吉尔黑尼说，“因为我家前后几代人都用它，而且个个都得以善终。也就剩我那大表哥，喜欢鼓捣蒸汽打谷机的进气管。”
“只有一样东西比这更危险，”警长说，“那就是活动板。活动板非常烫，谁要是吞下去一块，肯定活不长。这东西会间接导致窒息。”
“吞锯齿踏板就没危险吗？”吉尔黑尼说。
“如果有活动板，那你就得预备些够劲的裤腿夹，”警长说，“还要很多红色的封蜡，把活动板粘到上颚上。瞧那片树丛，根部貌似很可疑啊。我看，都不用出示搜查证了。”
那是一丛低矮的荆豆，看着并不起眼，就像部落里的女性成员，高高低低的枝条上粘着干草屑和羊毛。吉尔黑尼跪在地上，两手拨开草丛，像低等动物似的翻找着。不一会儿，他搜出个黑乎乎的东西，细细长长，像一支巨大的自来水笔。
“快过来，我的打气筒！”他嚷道。
“果然不出所料。”警长说，“这打气筒是一条很有利的线索，对我们的侦查和治安工作或许会有所帮助。你把它藏兜里，说不定有歹徒在监视、跟踪我们。”
“世界这么大，你怎么知道打气筒在那个角落？”我这问题也太天真了。
“你对高车座怎么看？”吉尔黑尼问。
“问题就像叫花子敲门，你没必要睬它。”警长回道，“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有黄铜车叉，高车座根本就不是问题。”
“高车座爬坡时能使上劲。”吉尔黑尼说。
正说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周围到处是白色、棕色的奶牛。我们穿行在牛群中，牛群则安静地注视着我们，慢慢变换身姿，像是要展示它们肥硕两胁上所有的图案。这些牛想告诉我们，它们跟我们很熟，很关心我们的家人。当从那最后一头牛身边经过时，我摘下了帽子，以示我的感激之情。
“高车座，”警长说，“是一个叫彼得斯的人发明的。这人一辈子侨居海外，骑骆驼，骑各种高大的动物——长颈鹿、大象和一种跑得跟野兔一样快的鸟。那鸟下的蛋有蒸汽洗衣机里的圆盆那么大。圆盆里放了药水，能把男人裤子上的焦油给洗下来。他参战回来那会儿，也认真想过低车座的问题。然后有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很偶然地想到了高车座。这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这人的教名我不记得了。有了高车座，才有后来的低车把。低车把一夹住车叉，血液就直冲脑门，内脏器官可吃不消。”
“哪种器官会吃不消？”我问。
“两种都会。”警长回道。
“应该就是这棵树吧。”吉尔黑尼说。
“有可能。”警长说，“你把手伸到下面去，随便摸一下，看看那里除了树本身的空虚，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