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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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1224号房间的内线电话里没有传来任何回应。我走向前台。一个表情僵硬的接待员正在整理信件。他们总是在整理信件。
“梅菲尔德小姐在这里登记入住，是不是？”我问。
他先把一封信放进信箱，然后才回我的话。“是的，先生。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知道她的房间号。她没接我电话。你今天看到她了吗？”
他稍稍对我产生了一点关注，但我仍然不动声色。“我想没有。”他扭头瞥了一眼，“她的钥匙不在这儿。您要给她留言吗？”
“我有点担心她。她昨晚就不太舒服。也许她正在上面，病得没办法接电话。我是她的一个朋友。我的名字叫马洛。”
他上下打量着我。他的眼睛里透出几分精明。他走到在出纳室方向的一座屏风后面，和某人说了几句话。不多久他就走了回来。他面带微笑。
“我想梅菲尔德小姐并没有生病，马洛先生。她点过一份丰盛的早餐，午餐也吃了很多。她还接过好几个电话。”
“多谢，”我说，“我要给她留言。就写我的名字，还有我稍后会再打过来。”
“她可能正在外边的花园里散步，或是在下面的海滩上，”他说，“我们这里有一片温暖的海滩，被一道防波堤很好地保护着。”他朝身后的时钟瞥了一眼：“如果是的话，她也不会在那儿待很久。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
“谢谢。我会再回来。”
进入酒店大厅得先上三级台阶，再经过一道拱门。有些人在大厅里只是闲坐，这些酒店休息室的忠实坐客，通常都上了年纪，一般都腰缠万贯，往往除了瞪起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人群之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就以那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两位神情严肃、烫发染成淡紫色的老夫人正在和一幅巨型拼图较劲，那幅拼图被放置在一张特别定制的大号纸牌桌上。更远一点的地方，一场凯纳斯特纸牌戏[1]正在进行——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女人身上缀满钻石，就像许多冰块，足以给莫哈维沙漠[2]降温，而她的脸上还涂满脂粉，多得足够去粉刷一艘游艇。两个女人都叼着长长的过滤嘴抽烟。和她们在一起的那两个男人表情阴郁，一脸疲惫，很可能是因为签支票签得太累了。再远一点，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坐在能透过玻璃朝外远眺的位子上，手牵着手。那个姑娘的手上戴着一块钻石、一块祖母绿宝石和一枚结婚戒指，她不时地用指尖抚摸它们。她看上去有点神志恍惚。
我出门穿过酒吧，在花园里四处探寻。我沿着那条穿越悬崖顶部的小路行走，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昨晚我在贝蒂·梅菲尔德的阳台上俯身朝下张望的那处地点。我能认出那里是因为那面墙陡峭的倾斜角度。
那片海滨浴场和那道弧形的小防波堤有一百码长。从悬崖上可以沿着台阶走下去。人们在沙滩上四下躺着。有些人穿着泳衣或者泳裤，有些人则只是坐在毯子上。小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尖声叫唤。贝蒂·梅菲尔德不在这片海滩上。
我重新走回旅馆，在休息室里坐下。
我坐着抽烟。我走到报摊前，买了一份晚报，浏览一遍后就把它扔掉了。我溜达到柜台旁。我的留言还待在1224号信箱里。我走向内线电话，打电话找米切尔。没有回应。我很抱歉。米切尔先生没有接电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接待员说你想见我。马洛先生——”她说，“你就是马洛先生吗？”
她看上去娇嫩欲滴，就像一朵晨间的玫瑰。她穿着一条深绿色的宽松长裤，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绿色风衣，还围着一条宽松的佩斯利[3]涡旋纹花呢披肩。她那头秀发上缠着一条发带，显出一副像被风儿吹起的迷人效果。
侍者领班站在六英尺开外的地方，正竖起耳朵听着。我说：“是梅菲尔德小姐吗？”
“我是梅菲尔德小姐。”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您现在有空去看那块地产吗？”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腕表。“是——是的，我想可以，”她说，“我应该去换件衣服，很快就好，不过——嗯，没关系。”
“这边请，梅菲尔德小姐。”
她走到我身边。我们穿过酒店大厅。我在那里开始感到自在起来。贝蒂·梅菲尔德满怀恶意地朝那两个玩拼图的老女人瞥了一眼。
“我恨酒店，”她说，“十五年后再回这里，你会发现同样的人还是坐在同样的位子上。”
“是的，梅菲尔德小姐。你认识一个叫克莱德·安姆尼的人吗？”
她摇摇头。“我应该认识他吗？”
“海伦·弗米利耶？罗斯·戈布尔？”
她又摇了摇头。
“想喝点什么吗？”
“现在不想，谢谢。”
我们走出酒吧，一路经过步道来到汽车旁。我为她打开那辆奥兹车的车门。我把车倒出停车位，然后径直驶上格兰德大街，朝山上开去。她将鼻梁上那副镶金边的墨镜往下滑了滑。“我发现那些旅行支票了，”她说，“你真是个古怪的侦探。”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她的那瓶安眠药。“昨晚我有点被你吓着了，”我说，“我数过这些，但我不知道瓶子里原来一开始有多少。你说你吃了两粒。我可吃不准你会不会一激动就吞了一大把下去。”
她接过瓶子塞进自己的风衣里。“昨晚我喝得有点多。酒精加上安眠药真是一个糟糕的搭配。我好像是晕过去了。仅此而已。”
“当时我可不敢确定。那玩意儿至少要吃三十五格令[4]才能致人死命。即便如此，死亡过程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我那会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处境。你当时的脉搏和呼吸似乎都很正常，但也许稍后它们就会不正常了。如果我叫了医生，我难免要作一大堆解释。若是查出你服药过量，就算你终于醒过来了，医生还是会去通报重案组的那帮小子。所有的自杀企图他们都会追查。但假设我当时猜错了，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开车了。到时我又会在哪儿待着呢？”
“这只是个念头，”她说，“我不会为一个念头而担惊受怕。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人是谁？”
“克莱德·安姆尼就是雇我来跟踪你的那个律师——他遵照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指示办事。海伦·弗米利耶是他的秘书。罗斯·戈布尔是堪萨斯市的一个私家侦探，他说他正在试图找到米切尔。”我对她描述了一下他。
她的面庞变得冷硬如石。“米切尔？他为什么会对拉里感兴趣？”
我在四号大街与格兰德大街的拐角处停下来，等一个坐电动轮椅的老傻瓜以四英里的时速往左转。埃斯梅拉达到处都是这种该死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找拉里·米切尔？”她痛苦地问，“人们就不能彼此相安无事各管各的吗？”
“别告诉我任何事，”我说，“只要继续问我一些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就行。这对我的自卑心理有好处。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没有更多工作要做。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很简单。我对那五千块的旅行支票又感兴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