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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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交谈是随意和随机的,总是乔六月说,罗想农听。有时候乔六月谈文学作品,《静静的顿河》里的葛利高里,雨果如何描写巴黎圣母院,也有时候说说南京的法国梧桐树,中山陵的桂花,当年他因为做了什么被打成右派,那个满嘴胡言的努日金为什么四处鼓吹“李森科”的半吊子科学。有一次他说到了杨云为乔麦子接生的事,他把身子坐正,肩膀倾上前,笑吟吟地看着罗想农:“你猜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是你坐在灶膛后面烧火的模样!你那么一点点小,脸瘦得没有一个巴掌大,浑身都在发抖,就像只被弹弓打伤的小麻雀。”
罗想农恍然大悟地想,原来是这样,乔六月那时候是觉察到他的惊慌和混乱,才特意坐到他身边,陪他烧开了那一锅水。
黄昏中的光线是粘稠和沉缓的,乔六月的面孔一点一点地隐入到窗外涌进来的雾霭中,只剩下眼睛和鼻尖三个等边形的光点。因为是仰躺,他脸上的肌肉被拉平,黝黑的皮肤绷得更紧,说话的时候,能看到一块块肌肉在皮肤下面滑动,传递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他的身上有粮食和泥土的气味,农田化肥和除草剂的气味,沾在鞋帮上的田边猪笼草和拉拉藤的气味。门外,有两个女人在笑骂着什么,好像是一条狗要追着舔他们孩子的屁股,她们跺脚把狗骂走。食堂里的司务长吹响了哨子,高声吆喝大家赶紧去打大麦糁子粥。还有一个更威严的声音,喝斥几个女工今天没有把化肥撒完,工作时间爬到江堤上看一户人家娶新娘子了。罗想农能够辨认出来,这是农场革委会主任袁大头的声音。
罗想农双肩收缩,蜷起身体,舒服地打出一个喷嚏。他的脑子里突如其来地出现了父亲罗家园的形象。父亲知道他跟乔叔叔共度的这些快乐时光吗?父亲无疑是爱他的,可是父亲跟他之间从未有过心灵和智慧的交流。十五岁的男孩子需要这个,他必须从他的身边挑出一个成年人,做他精神上的父亲,他在成长中希望拔腿追赶的偶像。
罗想农所做的,实际上也是他的母亲杨云很多年前做过的。他们景仰和爱慕的是同一个人。罗想农和杨云身上有最相似的东西,只不过杨云从来不知道,或者说,她不肯在心里这么想。
他的弟弟罗卫星,频繁出入乔家却是另有原因:这孩子迷上了画画。
画画跟乔家有什么关系呢?有,乔麦子的母亲陈清漪,下放农场之前是小学美术教师。农场的文革运动开始后,陈清漪凭着她的一点美术功底,居然练出了一手绝活:她能够爬上梯子,在向阳的墙壁上,在场部的黑板报栏里,在礼堂里的“毛主席语录”画框中,维妙维肖地画出伟大领袖的巨幅肖像。
有一回,陈清漪站在梯子上,为场部影壁上的领袖像做修补,涂抹一层新的红油漆。她感觉梯子下面有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低头,是罗家十岁的小儿子罗卫星。这孩子把书包扔在一边,头仰着,全神贯注看她的动作,一根手指伸出来,在虚空中描划线条,煞有介事。
她爬下梯子,问他:“喜欢画画?”
罗卫星不好意思,手藏在身后,嘴巴抿着,脸飞红。
陈清漪喜欢这个跟乔麦子年纪相仿佛的清秀的男孩儿。她吩咐他:“你过来,帮我提着油漆罐。”
这样,罗卫星就成了陈清漪私授的学生。陈清漪应邀到农场各处画领袖像和刊头画,罗卫星只要不上课,一定会跟过去,提油漆桶,拎颜料箱,腋窝下夹着长长短短的油画笔,还有板尺,刷子,炭条,刮刀,一切有可能用到的用具。
不出门画画时,陈清漪在家里教学生基本功,从线条开始。罗卫星学画有耐心,用铅笔在废报纸上画直线条,嚓嚓地一口气画上几百根,画完才把迸着的一口气吐出来,歪头琢磨自己是否有进步。
陈清漪碰到杨云时,对她说:“罗卫星的线条感觉非常好,他将来能够画出来。”
杨云笑眯眯地:“真的啊?那就拜托你费心了。”
每当有人夸奖罗卫星,杨云总是一副陶醉不已的样。如果换了是罗想农,杨云仅仅点个头,不置可否地一笑,弄不清她赞同还是不赞同。
初春的一天,暖阳晒得人额头出汗,田里的麦子和蚕豆拼了命地拔节生长,渠岸边的杨柳树长出了一串串毛毛虫一样的花穗,迎春花开得金黄灿烂。
罗家园沿着沟渠,视察式地走了一圈之后,过桥往麦田,去看妇女们撒化肥。罗家园在农场有特权,他可以劳动,也可以不劳动,看他自己高兴。他有点老了,又被人夺了权,在农场干部群众的心里算是个走霉运的人,这个人的劳动表现如何,睁只眼闭只眼吧。他这天穿的是一件军装式棉袄,棉袄的扣子敞着,露出里面同样是军绿色的、带两个口袋的对面襟绒衣。按照老习惯,他走路背着手,头略略往前勾出去,眼睛低垂着往两边看,不放过一垄庄稼一根草,随时都准备挑出毛病的模样。他的腰背已经有点佝偻,头发花白得不均匀,东一块西一块地间隔着,远看很滑稽,滑稽中又透出沧桑和悲凉。
走上两块水泥板搭成的桥,一抬头,他站住不动了,心里后悔踏上这条路。
他的对面,同时间站到桥面上的,是农场的革委会主任袁大头。
文革运动前袁大头在场部当会计,是农场上少有的能说会道的人,运动中扯起造反旗,把原来的党委书记王六指拉下了马,“三结合”之后自己当主任,让王六指当了他的副主任。革命两三年,袁大头成了农场一霸,讲话说一不二,谁敢违拗他的意思,不谈别的,一场批斗会,一顶高帽子,任你是钢打铁铸的汉子都要服软认输。
罗家园下放到农场后,骨子里还没有放下架子,还把袁大头认作自己的下属,所以一来就跟对方硬碰硬地顶了两次牛。
一次是冬天,冬季征兵的事。这回部队要招小兵,十六岁的,招去培养了搞通讯,很好的前途。农场分到一个招兵名额。罗家园一心一意要把罗想农送过去。罗想农年纪小了点,十五岁多,十六岁不够。这样的情况,如果场里肯帮忙,私底下改个户口,也就混过去了,农村中这样的事情很普遍。袁大头不肯帮忙,因为私下里他已经把招兵名额当人情送给了县里的当权派。罗家园跑到袁大头家,拍着桌子骂他混蛋,骂他狗眼看人低,骂他屁本事没有,就知道溜须拍马舔人家屁股沟。袁大头掌权多日,从未遇到罗家园这样强势的挑战者,脸白得哆嗦,当即叫人拿绳子捆起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不是和事佬王六指好说歹说两边劝,罗家园真要被糊上一身大字报。
这事过去不久,春节之后,农场扩建种猪场,把地址选在乔六月的良种试验田边上,跟场部隔着一片果园和一条灌溉渠。罗家园听说后,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大冷天地跑到工地上,拦着挖地基的人不让下锹。袁大头听人一汇报,认定罗家园是无事生非跟他对着干,找了条化肥袋赶过去,不由分说往罗家园头顶一套,像套了个野物一样,让几个大小伙子抬手拖脚地送到杨云面前。
“杨医生啊,”袁大头坏坏地笑,“老局长这两年是不是被造反派被斗坏脑子啦?往后再有这样的事,我就不往你面前送啦,直接送精神病院去。”
罗家园扯掉化肥袋,呼呼地喘粗气,脸色像死灰。
杨云一声不响地盯住罗家园,盯了半天,一句话没说,提了药箱就走。
袁大头越发地幸灾乐祸:连杨云都是这么一副态度了,说明罗家园的威势确实到头了。
现在,两个人在桥上冤家路窄,罗家园心里恼火,却不能掉头往回走,那就摆明了是怯懦。他咳嗽一声,头抬起来,肩膀端起来,目不斜视地开步往前。对面的袁大头当然不甘示弱,同样是头昂着,胳膊甩着,摆出一副螃蟹横行的架势。
水泥桥只有两块桥板,仅容两个人交身而过,交汇的一瞬间,罗家园的棉袄袖子和袁大头披在肩上的军大衣的袖子摩擦在一起,嘶啦地一声响。
罗家园突然回头,喝道:“你站住!”
袁大头被吓住了,下意识地回身,不知所措。
罗家园才想起来,自己跟对方实在无话可说。他沮丧地摆摆手,示意袁大头接着走路。
袁大头这回不干了,牛气冲天的革委会主任岂能接受这样的戏辱,他马上把一个难堪还给了罗家园:“老罗,种猪场选址的事,我还真要跟你道个歉,这事算我糊涂。”
罗家园警惕地盯住对方的脸。
袁大头笑得腮帮子抖抖的:“我才听人说,杨医生和乔技术员的关系不一般啊!你说我怎么就做出这种笨事呢,把种猪场和种子田放一块儿,不是存心给人家提供方便吗?也怪你老罗,当初不该发闷火,直截了当对我说明白,换个地址,不就结了?多大事?”
他说完,啧了一下嘴,爆发出更加响亮的笑,一颗大脑袋在肩头上摇来晃去,脖子里安上弹簧一样。
罗家园两眼瞪成两颗玻璃球,愤怒地挥了一下手:“袁大头,我操你妈!当年搞四清我怎么就没有把你吊起来枪毙了你!”
袁大头耸耸肩膀,把散开的军大衣掖得紧一些。“罗局长哎,”他咧着嘴巴说,“后悔吧,往后有你好看的。”
他一溜小碎步走下桥,走出老远后,还能听到他嘎嘎的笑声。
罗家园迎着初春的阳光,一个人在桥上站了很久,那副诧异和迷惑的模样,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他在仔细地回想,可以从哪儿把那东西找回来。
杨云在种猪场上班,她很享受这份工作。早晨她总是比两个上学的儿子出门还早。出门前,她用木梳子沾着脸盆里的水,把隔夜睡得翘起来的头发抿下去,左手按住头发,右手把发夹送到齿间嗑开,贴着头皮捅进发根,在耳朵上方夹紧。然后她从晾衣绳上取下前晚洗干净的围裙和袖套,迭起来放进花布拎包,准备到猪场之后再拿出来穿用。最后是换上一双长筒胶靴,裤腿塞进靴筒里,掖实。
她很怕人家说她身上有猪屎味,所以她洗头,洗澡,洗衣服,洗得很勤,家里的肥皂票总是不够用。后来她改用皂角洗头洗澡,把石碱砸开洗衣服。皂角养头发,她的一头短发越洗越黑,有一回罗想农在河边涮鞋,远远看到杨云沿着灌溉渠岸下班回来,夕阳照在她的头发上,亮灿灿的,跳跃着无数金光闪烁的点,衬得她那张脸既生动,又年轻。罗想农脑子里一下子跳出父亲那颗黑白斑驳、花里胡哨的脑袋,心里就感觉怪怪的。
罗家园现在有了一个无法克制的习惯:每天都要步行两公里到新建的种猪场转上一圈。他背着手,佝偻着腰,脑袋伸在前面一冲一冲的,脸吊出有一尺长,嘴唇紧闭,活像满世界的人都欠了他的大钱。他走出家门,先到场部宣传栏前面逗留一下,在印制粗糙的、五颜六色的传单中浏览一番,看看有没有关于批判他“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新的大小字报。这些东西,有些是农场造反派们捣鼓出来的,有些是青阳城里的红卫兵们行军下乡“点燃革命火种”的样本。要是找到了他的打上了红叉的名字,他会歪了脑袋读一遍,啧一下嘴,再走开。
然后,他顺着环绕场部的灌溉渠,走二里路左右,过水泥小桥,折往良种试验田。灌溉渠是大跃进那年他亲自带着民工们修起来的,宽广,笔直,渠岸遍栽杨柳和洋槐。实际上,农场地处江边,水资源丰富,仅仅为了灌溉农田,用不着修这么气派的一条人工渠道。可是大跃进年头人人都要大放卫星,作为农业局长,他手里必须要有一个示范工程。因为修这条渠,那年的秋粮无暇收割入仓,食堂里的存粮吃得一干二净,隔年春天,渠岸上的新发出来的嫩洋槐叶都被人捋尽了,吃光了,树皮也剥光,树死得七零八落,现在长在渠岸上的钻天杨,是后来补种上的。
良种试验田在灌溉渠外,乔六月下放到农场之前还是一片芦苇杂生的江滩地,乔六月来了之后自告奋勇开垦出来用于水稻育种。他带了几个人,翻地,斩断芦根,挖排水沟,晒田,苦干了两年,如今的试验田成了农场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随便抓把土都能够捏得出油。试验田秋播小麦,夏插稻秧,长什么什么得劲。时常有四乡八邻的生产队长转悠到田边,观察乔六月怎么下种,怎么追肥,有时候也开口讨要种子,但是农场禁止良种外流,队长们喜欢紧了,风高月黑夜会派人下手来偷,白天侦察好了地块,夜里拿个麻袋来,剪上百十来穗装回去,来年那个队里也就有了芦席大小的一块种子田。这样,庄稼成熟的季节,良种田要搭窝棚看夜,就好像果园和瓜地的防贼措施一样。
乔六月有点于心不忍,他认为种子培育出来就是为全人类用的,别说附近的公社生产队,就是非洲亚洲的国家有人要,那也应该给。但是他又说,良种培育其实是个漫长的过程,队长们把种子偷回去,不会种,两年一过就要变异,可惜了。
这么说起来,防偷又有了必要,否则乔六月将永远看不到他的最终培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