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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44]
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都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管怎样，在11月初，当蒋发布这些命令时，大部分伤害已经造成了。《新民报》指出，公众感激总统对政府官员的警告。但该报接着猜测：几句公正的话就能赢得民众如此的感激，如果委员长的命令能得到有效执行，光复区人民会给予他怎样坚定的支持啊。“不幸的是”，文章总结道，“委员长下属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努力。整个国家的事务不能依靠委员长一个人的善意解决。”[45]
<h4>上海—南京地区</h4>
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发出了遏制腐败的命令和警告，但大部分负责执行命令的地方官员仍然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例如，许多接收官员随身带有大量的政府货币（法币），他们知道中央政府无法立刻为光复地区提供所需数量的法币，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他们有意推迟了法币和伪币之间的兑换。胜利日之后，伪币的价值迅速下降，但仍作为法定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了几个月。这一期间，接收官员的商业活动对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伪币贬值的过程中，许多人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们不得不贱卖自己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资产。购房者通常是内地来的带有大量法币的政府接收官员。对这种行为最温和的一种评论是：“一定有许多追求暴利的奸商混进了接收官员的队伍。”[46]
到9月下旬，已经有大量这样的批评见诸媒体。中央政府下令，重庆各政府机构派出的接收人员不得携带大笔的法币。命令还禁止上海—南京地区的接收人员从事商业活动、以强行制定的价格购买黄金或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购买房产。
即使这样，情况也没有好转。到10月底，在上海，“重庆人”已经成为贪污者的同义语。因为，新接收官员抵达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伪人员的财产据为己有。国防部的接收官员和经济部的接收官员为争夺4家面粉厂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并不是要将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中国所有者，而是打算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财产。[47]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央宪兵大队的第23团，表面上看，这是一支由高中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于1945年8月下旬抵达上海，是最早进驻上海的军事单位之一。这支部队的成员犯下了许多劣行：以搜捕叛徒为名非法逮捕平民、强占私有房屋和车辆、没收大批必需品。在经警告无效后，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0月12日发布命令，逮捕了这个团的指挥官，并对该团的劣行展开正式调查。[48]
虽然对第23团的惩罚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个别措施并不足消除所有混乱，扭转整个局势。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最糟糕的结果是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工厂设备被拆除了，仓库里的大量商品和原材料要么被卖掉，要么为了未来更大的利润而被囤积起来。《大公报》认为最初接管了许多工厂和仓库的军事单位要为上海的经济混乱负主要责任。军队经常拒绝把他们接收的资产上交给“合法的当局”。由于军队拒绝发放工厂仓库里的原材料或归还运输工具，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当电话局的工人进行通信维护时，他们发现，许多电话机和其他设备已被转移，并安装到了军官的办公室里。同样，铁路工人发现他们无法进行必要的维修，因为大量的材料和设备被军队拿走了。[49]
在上海海关11月开始清查工作之前，许多违规行为都没有被正式“发现”。监察院江苏特派员的一份报告披露了接收过程中的一些不法行为。该特派员承认，海关工作人员在进行调查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在将仓库上交给海关人员时，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呈交市郊的仓库的名单。海关刚展开调查不到几天，就有两个仓库被神秘地烧毁了。一些官员和政府机构干脆拒绝将他们接收的仓库移交给海关调查员，甚至不允许海关人员检查它们。有这样一个例子，调查人员在检查一个仓库时，突然开来了几辆来历不明的卡车。一些人将仓库货物搬上卡车，然后开车扬长而去，整个过程是当着调查员的面进行的。[50]
一些报纸试图更详细地报道特派员报告中提到的案例。上海《大晚报》报道，11月7日晚上，一个仓库的30桶油突然消失了。11月11日晚上，一伙武装人员闯进了另一个仓库，搬走了里面的货物。然而，政府拒绝披露有关这些案件任何更详细的情况。被神秘烧毁的两个仓库分别是11月20日烧掉的上海火车北站的第二仓库和11月26日烧掉的九龙路的坂田仓库。据推测，有人为了销毁仓库遭到盗窃的证据而有意放火，但两起火灾发生后，地方当局都没有进行调查。[51]
根据市民提供的情报，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在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即10月29日至11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处理了超过500件试图隐瞒敌人资产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涉及的资产包括400万吨铜和铁、500多台机器、80卷新闻用纸、5家工厂以及大量布匹、大米、面粉和白酒。
闸北警察局的案子是这一时期曝光的另一个案件，该局的局长串通其他警察，从一个封存的仓库盗窃了50袋糖。另一个案子是以前隶属日本海军军械局的培林上海冷藏厂案件。抗战胜利日后，中国海军接收了这个储藏有大量鱼和肉类的冷藏厂。11月下旬，有人发现接管的海军军官动用了部分库存，供应自己的部队以及战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5600万法币的价格将剩余库存卖给了通顺码头。[52]
敌伪资产处置局成立两个月后，上海的一家报纸承认，该局的确已经责成海关检查和接收敌人的仓库。该报也指出，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腌鱼和棉布在公开出售，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直在询问处置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人们还很少知道处置局和海关调查员的工作的具体进展。该报评论道，处置局现在是时候提交一份说明他们接管的500间仓库库存情况的详细报告了。鉴于维持人民生活和城市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资短缺，公开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个月之后，市民终于知道一些库存商品到哪里去了。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被指控非法出售价值40亿法币敌伪商品。人们先是得知了一起较小的案件，有市政府官员被指非法出售了130辆汽车。此后，市政府的一个前雇员透露了上述数额惊人的倒卖敌伪资产的信息。[53]
据报道，苏州的商业机构必须向接收政府支付1000万伪币，才允许重新开业。许多小城镇被勒令每月向驻扎在附近的亲政府的非正规军缴纳大笔“赞助金”。[54]政府官员亲自到附近的农村地区寻找平民房屋，并以种种借口非法占有它们。官员经常强迫当地商人降低商品价格，然后卖给他们。[55]
从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先后有四批接收官员被派往徐州。而在此之后，对敌伪资产的接收仍然没有结束。第一批接收官员是第十战区先遣指挥部派遣的；第二批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官员；第三批是国防部的官员；第四批则是粮食和经济部的官员。这些官员收缴了包括大米、面粉、香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大量物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机器被拆走以及原材料的损失，工厂无法恢复生产。[56]
<h4>湖南车辆案件</h4>
由于上海—南京地区是最早被中央政府人员接管的地区，人们有理由期待那里发生的不法行为不会在其他地方重现。但让人们失望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在1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湖南公路局的负责官员介绍了有关接收该省敌伪车辆的腐败情况。大部分的敌伪车辆最初由交通部监管的机构——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公室负责接收。运输委员会获得了大约3500辆汽车。其中的1000辆被移交给了湖南公路局。
根据湖南公路局的报告，该局的接收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11月3日至12月上旬。在这一时期，公路局从陆军第四供应服务站手中接收50辆卡车，但实际只接收了这些车辆中的80%，另外20%神秘地失踪了。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中旬至1946年1月，公路局从湖南战争运输委员会办公室接收250辆汽车。公路局指出，它们实际只收到了大约一半的车辆。最后一个阶段是从1946年1月至4月中旬，公路局从战争运输委员会那里接收另外700辆汽车，但这些车辆一定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因为它们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像是汽车”了。公路局接收的车中没有一辆是可以上路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批“资产”，公路局不得不将这些旧车拆开，把能用的零件卖给湖南的各家汽车修理店和五金店。同时，湖南公路局总共只有60—70辆汽车维持全省的交通运输。
在这些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意识到公路局的报告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单独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运输委员会的代表声称该委员会从敌伪那里接收的3438辆汽车，包括1000辆转交给公路局的汽车，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好无损的。[57]与此同时，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讯困难。这些问题通常被归咎于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短缺以及军队糟糕的后勤。显然，这些困难并不都是由人们通常说的“军事情况”造成的。
<h4>东北地区</h4>
考虑到东北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政府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接收人员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1946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了东北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宁孟岩的观点，宁孟岩认为，接收官员忽视当地居民感受和需求是政府在东北地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58]日本投降几乎两年之后，国民党在奉天（沈阳）的报纸才开始讨论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并对政府派往东北地区的接收官员的“奇特行为”感到遗憾。这份报纸呼吁政府立刻撤职查处所有仍然占据要职的腐败官员。[59]
尽管苏联搬走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设备，但仍有许多机器留了下来。《大公报》报道，抚顺煤矿80%的机器没有被损坏，鞍山昭和钢铁厂剩下的机器能每月生产2部火车头和100根铁轨。炼钢设备也是完好的。锦西地区的工业设备被保留下来。辽阳纺织厂的一部分机器仍然是可以使用的。虽然大部分火力发电机被苏联人运走了，但水力发电机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人撤走后，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是相当可观的。[60]苏联军队刚一离开，国民党官员就立刻声称他们拥有这些“赃物”的所有权。[61]《和平日报》沈阳版在报道当局对敌伪工业资产的处理时指出：“一些取得工厂所有权的人并没有让工厂重新开始生产，而是拆除厂里的机器设备，把它们当废铁卖掉。”[62]
东北地区的接收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资产会被第一个看到该资产的接收官员据为己有。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描述了1946年3月23日他在沈阳看到的情景：
接收情况十分混乱……一则有争抢工业设备的情形，二则抢占公共建筑和房产。眼下政府人员正在争夺家具。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空无一人的楼房已被某大员派人把守起来。某军官已接收了数千栋房屋。国民党的一个事业单位——中国文化署——已派员到此，正忙于接收日本印刷所和书店。某政府部门代表方才抵达，但大失所望，只因可接收之物已所剩无几。然而一些部门索性将其他政府部门的封条撒掉，代之以自己的封条。此事令当地人民不胜惊讶，“中央政府的人”比其他人“没啥好的”。[63]
另一位当时在沈阳目睹这一切的记者这样评论贪污可能导致的后果：“我担心，我们不仅将失去东北，还将失去民心。”[64]
一年之后，沈阳出版的官方《中央日报》承认，只有一小部分接收工作的完成是令人满意的。例如沈阳一个区的接收情况。这个区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日本资产，于是中国政府顺理成章地接收了这个区的房屋。但在等待处理期间，这些房屋并没有被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而是很快成为少数几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947年9月，一些“新主人”已经开始出租这些房屋，收取租金了。[65]
<h4>“打苍蝇”</h4>
国民参政会于1946年3月29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强烈批评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惩治腐败的接收官员，指责政府有意包庇这些官员。参政会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批评本省糟糕的接收情况。广东省代表韩汉藩说，海南的接收工作完全是一片混乱。空军官员占据了许多农场，海军则得到了国营招商局。一群军官占领了所有加油站，另一群军官夺走了所有汽车。结果“有汽油的人没有汽车，有车的人没有油”。广东省的另一名代表张良修在报告中说，政府将“大批诈骗犯”派到了广东，他举了四个实例证实自己的指控：（1）广东省省长和新一军指挥官同意将接收的一部分日本人房屋划归给参政会，但在参政会接管这些房屋之前，军队搬走了里面所有的家具。（2）陆军后勤部的船运监理会强占了所有可以使用的船只。（3）军事人员拆除并搬走了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所有的水电设备。（4）曾在日占区开展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工现在开始接受汉奸的贿赂，帮他们掩盖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
另一个代表王立哉指控山东的接收人员伪造敌伪资产的清单，许多官员通过出售隐瞒下来的敌伪资产发了横财。湖北省代表刘叔模揭露了汉口的政府官员是怎样以权谋私，把接收资产据为己有的。会议提议由中央政府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日本敌伪资产的接收和处理情况再进行一次审查。[66]
这一提议促使中央政府成立了几个“接收行动调查小组”。这些调查小组在这一年的夏天开展工作。调查小组被授权调查任何受到指控的接收官员及其渎职行为，确定具体案件中的相关责任，并提出处罚建议。可以想象，调查的结果只是让政府的声望受到进一步的打击。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当然还有上海地区的调查组查出了许多新的渎职案件。虽然公众对这类报道早就习以为常了，但一些几乎达到夸张程度的重大贪污案件仍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一个案件的嫌疑人是海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刘乃沂，经查实，他送给自己3个情人超过100盎司黄金、1万美元、15斤珍珠以及150件名贵的皮草。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涉及经济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张兹闿，据说张收受了1000盎司黄金的贿赂，作为交换，他掩饰了某个匿名的政府官员对一家纺织厂的非法接收。[67]
调查人员还发现，日本人移交给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一开始都附有详细的清单，日本人保有这些清单的副本。由于大部分接收官员拒绝提交原始清单，日本人将五大箱的清单副本交给蒋介石以帮助调查。[68]
尽管证据确凿，政府又一次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调查组没有权力强制实施他们的惩罚建议。调查完成之后，这些案件通常只是简单地转交给地方当局，再由地方当局提出起诉。一些地方官员甚至禁止新闻媒体公布调查组发现的证据。大多数情况下，渎职官员只需接受公众舆论这一非正式法庭发出的道德谴责，但对贪污者而言，良心是不值一钱的。民众对调查本身进行了公开的讽刺。一个记者在上海的一份新杂志《观察》上写道，腐败的组织是很难清理自身的。他提出警告，如果调查人员仅满足于拍打苍蝇，政府在未来必将面临更严峻的局面。[69]
左翼《文汇报》的批评更加直接，但它指出，如果政府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调查并纠正以前的所有错误，仍可能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70]然而，三个星期之后，政府宣布调查任务已经完成，调查组可以撤销了。《大公报》的评论认为，调查组的工作对恢复公众的信心几乎毫无帮助。“从整个接收过程以及随后的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由官僚统治的国家是无法制止腐败的，”该报社论写道，“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廉政的政府，我们应该发展人民的力量……并让人民将他们的力量运用在政治上。”[71]
因此，可以这样总结，政府的声望在战后的接收时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