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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授们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回应时，学生开始接手这个问题。5月13日，中央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各系代表会议，决定不但支持教授的要求，而且提出他们自己的一项要求。他们要求提高每月的食物津贴。公立学校对学生食物津贴的发放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候逃亡到西南的学生与家庭消息隔绝，私人的资助中断。中央大学的学生要求每月津贴升至每人10万新法币。他们指出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5月，南京的物价已经上涨了4倍，所以他们的食物津贴应该是12月时发放的2.4万新法币的4倍。而事实上，他们只收到6万新法币或更少。医学院的学生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证明了以南京目前的物价水平，每月6万元新法币的食物津贴只能获得每日1859卡路里的伙食，而人体每日的必需卡路里是2584。然而，学生的要求被拒绝。教育部要求他们安静地投入学习。
同时，其他事件的压力也在积聚。比如，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即刻生效的新命令，要求全国所有应届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终考。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发起了抗议活动，并立即得到了其他城市的支持。
上海法科大学的学生在5月4日因为张贴通告和标语与警察产生了冲突。在接下来的厮打中，有两名学生和一名警察受伤。于是全体学生罢课。市长吴国桢同意承担受伤学生的医疗费，但是拒绝在调查结束前采取措施惩办警方。学生不满意这一解决方法，随即动员上海地区的34所高校和中学，获得他们的支持，并于5月9日再次将他们的要求呈至市长办公室。
在这一阶段两起最戏剧化的事件是杭州英士大学以及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征用了火车，试图将他们自己运送到南京以向政府请愿。交通大学是内战时期活动在学生运动前沿的一所技术和工程学校，它的问题涉及教育部下令废除航海与船舶工程系。学生认为这是南京的反动分子试图肢解他们的学校。
教育部拒绝了要求撤回命令的请愿。在首都参加了请愿的学生代表带回未来将有更多科系被削减的传闻。交大学生计划一起去南京，发誓只要学校的威胁不解除就不返回上海。5月13日早晨，2800名交大学生几乎倾校出动，携带着铺盖和20天的口粮聚集在上海北站。铁路官员不允许他们使用客车，但是几个大四学生搜索了调度场，发现了一台他们可以开动的老式火车头。他们把几节运货车厢连在火车头上，学生爬上车，火车开往南京。与此同时，沿线第二站的一部分铁轨被拆除，以阻止火车行进。学生没被吓倒，连夜修理铁轨。武装护卫站在旁边，但是并没有干涉。最后，大约在早上7点30分，市长吴国桢通过扩音器宣布教育部长朱家骅已经在晚上从南京启程，同意接受学生的要求。这是少数的几次学生赢得干净利落的胜利之一。
<h4>政府与学生的行动与反应</h4>
接下来的一星期，许多学院和大学举行一系列连续的罢课和示威。这些罢课和示威围绕着种种议题，有的问题事关大局，有的问题仅局限于个别学校。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课。罢课开始于5月17日，抗议内战和政府对师生生活状况漠不关心。北大和很多其他大学紧随其后，举行自己学校的罢课。学生走向街头，公布抗议与罢课的原因。5月18日，成群的学生在市中心进行宣传活动的时候被青年军208师士兵袭击并殴打。[29]8名学生受伤。在当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来自11所学校的学生聚集一堂，计划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回应此事件。
会议计划在5月20日举行一场大游行，当天还将有许多游行在各城市举行。此外，来自天津和唐山的学生代表在5月18日左右在北京碰头，组成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
政府做出反应，想要阻止计划中的5月20日示威。5月18日，行政院在南京召开会议，公布《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该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罢课、游行和请愿。当地执法当局被授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执法。第二天，7000学生手持破饭碗在上海的街头行进。当天傍晚，该市警备总司令从南京返回，对新闻界宣布，只要暂行办法在有效期中，就不会再有示威活动。他说，该指示来自于蒋介石本人。根据美国大使馆消息，蒋介石告知一批大学相关人士他已经发出了禁止示威的命令，并准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其执行。他还告诉这批人士，共产党领导了学生的抗议。这意味着最初在1945年11月和12月被昆明当地代表采用的手段现在被中央政府官方批准。
北平当局在开始时很克制，不使用武装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青年军的袭击是极少见的例外。这显示了北平当权者内部，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对于如何更好地对付学生存在着分歧。北平对《临时办法》发布的反应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发布的第二天，北大校长胡适在采访中表示，《临时办法》很明显是针对南京和上海学生请愿的强硬行为的。当然，他继续说道，政府没有对北平学生简单的宣传活动耿耿于怀。天津《大公报》表示：“由于公告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蒋总统的公告将当地当权者置于困难的地位。”李宗仁将军——蒋介石的北平行辕主任，召集100多位教授以及大学的行政人员，开会探讨形势。会议一致同情学生。
李宗仁将军决定对5月20日的游行采取不干涉政策。所有当天在街头的士兵和警察均不持有武装。他们遵从命令靠后站立，听任学生领袖指挥几千名学生游行，但是不明身份的便衣袭击了学生，在某路段从建筑的顶端向他们投掷石块。在其他地方，一名学生被严重打伤，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几位学生被报“失踪”。
然而，李宗仁将军继续对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5月21日，一支代表团拜访了他的办公室，主要要求惩办最近暴力行为的责任人。根据报社的记载，李宗仁将军对学生的所有要求，包括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都予以同意。许多学生相信李宗仁是有诚信的，但是看起来李宗仁对其名下所管辖的警察和军事机构没有完全的控制力。[30]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虽然有之前的担保，暴力事件依旧继续发生，局势恶化。最后在5月27日，北平行辕宣称《临时办法》从今起将在北平全面实行，计划在6月2日举行的总罢课将被相应处理。
在学术界，当政府的立场强硬起来后，对学生的支持开始增长。5月28日，一份由585名平津地区大学和学院教授和员工签字的、正式支持学生抗议运动的声明公开发表。声明还要求立即结束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学生和教授同意不再举行公开示威，因为在街头，学生的安全得不到保证。6月2日，在北大校园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校长胡适称赞学生的适可而止，并表达了不相信他们像中央政府指控的那样，是被共产党操纵的。然而在校园之外，铁丝网被拉起，站立的士兵手上持有刺刀步枪。
同时，在执法当局处于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南京，不存在《临时办法》的宽容执行问题。那里的学生拒绝在《临时办法》宣布后取消游行。他们继续制订计划，准备发动来自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协会的国立学校请愿团上街游行，以解决教育上的危机。他们的要求与原先中央大学教授在4月提出的要求大体相似。
当游行队伍准备在5月20日早晨出发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被士兵和警察封锁。只有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走出校园，他们按原计划开始了游行。当他们沿着主要游行路线在珠江路尽头转弯时，他们又发现400名警察封锁了路口。游行领袖要求获准继续通行。被拒绝后，他们决定“为了保障人民请愿和游行的正当权利”突破警察的防线。警察奉命驱散人群，他们拿出警棍、皮带和消防水龙头来对付学生。50人受伤，数人被捕。但是，在混乱中还是有很多人冲破了封锁带。大约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了国府路，机枪手和骑警已经聚集在那里。学生最终在这里停下来，站立着与士兵和警察对峙了六个小时，其中有段时间在大风雨中度过。学生领袖暂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要求，提出关于刚才发生事件的新要求。作为疏散的条件，学生要求释放刚才被捕的全部学生，警备司令部负责伤者的医疗费用，骑警撤离。这些要求最后被接受，学生回到校园宣告胜利。
学潮再次横扫了全国的大学、学院和中学。但是这次，《临时办法》使得学潮与同样兴师动众的警察活动两相碰撞，从而激化了抗议水平。罢课、游行和宣传队伍口径一致：抗议内战、压迫和警察的暴行。
5月23日和27日。南京。正式请愿被呈至政府，要求更多的教育经费，废除《临时办法》，解禁三家由于反政府立场于5月24日被停办的报纸。5月22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反内战游行。两天之后，浙江大学学生游行抗议南京事件，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发动了三天的罢课，整个昆明市的学生开始了五天的罢课。在上海，37所学校组成了“五二〇惨案”的后援委员会，发动了罢课。超过70所学校响应了号召。除了释放在南京被捕的学生，政府对学生的主要要求置之不理。同时，学生们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并为又一系列的全国示威拟订方案。当局方面则着手阻止他们。
在5月20日之后的两个星期，报纸充斥着包括殴打、擅自逮捕和劫持学生的事件报道，施暴者为包括警察、青年军、卫戍部队和便衣的各执法机构。几个城市，包括沈阳、天津、开封、福州和重庆，宣布戒严令。除了三所上海被禁的报纸，天津临时实行新闻审查。[31]学生领袖，特别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成了政府反击的主要对象，很多被便衣劫持后失踪。学生领袖、积极分子和疑似“共党分子”都上了黑名单。这些学生，不是在校园外被抓，就是在对学校宿舍的夜袭中被搜捕。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后，安插在学校中的学生告密者和特务引领突击队搜遍房间和床铺。
这类事件中最声名狼藉的一宗发生在武汉大学，在那里学生反抗者并不特别活跃。6月1日早晨，几名学生和至少五位教授被叫醒，带往等候在外的警车。整个校园在这个过程中清醒过来，一大批学生包围了一辆警车，阻止它的离去。警察数次开火，原意在人群的头顶对空鸣枪，火力却击中了寝室。三名学生中弹身亡——有两名站在寝室的台阶上，还有一名从窗口向外张望。还有五位受重伤。对死伤者的检查表明他们的伤口系达姆弹所致，而达姆弹在国际法律中是被禁止使用的。该事件激起的怒火促使蒋介石发出谴责声明。他宣称在这起事故中，遇难学生不是共产党分子。武汉卫戍司令部警探队的头目最终被认定其对下属管束不力负有责任。他被从岗位上撤职，不久后他的尸体在长江被发现，据说是自杀。
在重庆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也是发生在6月1日早些时候，近200名学生、记者和报纸编辑被作为疑似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在此过程中，2名学生被枪杀。在福州，30多名学生在5月31日晚被逮捕。同样，在中山大学，数名教授和学生被拘留。在上海，上海法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宿舍受到袭击。在大同大学校园，便衣警察打断了会议，对学生团体干部多人进行殴打后逮捕了他们。
另外，宣传队的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事实上是主动招致逮捕，因为他们经常在校园外举行活动，因而等于是故意违反《临时办法》。有一次，当交大学生收到消息他们的一支宣传队被逮捕时，他们往同一地点又派遣了另一支队伍，继续第一支队伍的工作。学生推断这将提供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乡亲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就像预想的那样，警察同样逮捕了第二支队伍。成员们不畏强暴，在警察局内依旧斗争到底。[32]
镇压立刻达到了目的。6月2日反内战日那天，街上基本没有活动。但是数起逮捕事件以及伴随其间的暴力远远没有将学生吓倒，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对政府法令和当地官员命令的藐视和违抗表示出学生和政府间的针锋相对。正是基于此，让毛泽东在5月30日写道：对国民党斗争“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
<h4>尾声</h4>
五月事件的余波在1947年夏天依旧在继续。北平和上海的学生领袖快速行动，充分利用已经在学生中形成的势头，目标是将各专门的抗议联合会改组成更长期的组织。在平津地区，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在6月初被重组为华北学生联合会。6月14日，代表们来到上海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筹建全国学联。建立全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决定据说在6月15日左右的会议上做出。建立日期后来被定为6月19日。[33]在同一天，南京社会部和教育部命令联合会解散，理由是它没有在两个部内注册登记。学生不顾命令，在7月宣告联合会正式成立。政府随后宣布联合会为共产党外围组织。联合会随即转入地下，此后一直存在着，直到1949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北平重新建立。[34]
7月，被捕学生家长上海同盟成立。仍有50名于5月被捕的上海学生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却被羁押在狱中。家长们呈递了抗辩书，请求上海高级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警备司令指责家长们的要求不合理，因为学生是根据戒严令被捕的。1945年11月，为应对工业从战争时期恢复至和平时期期间发生的工人动乱，当局宣布了戒严令。自宣布以来，戒严令就从来没有正式解除过。很多学生在校园内被逮捕，或是在城市街头被绑架，并不是根据《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被定罪，因为《临时办法》只处理公共示威。
家长重申了他们的要求并向警备司令发出一份愤怒的驳斥，对他使用戒严令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渐渐地，学生被释放。到了8月中旬，除了5名学生外，其他人都回到了家长身边。虽然学生没有被正式指控，家长们必须签署声明，承认他们的孩子犯有扰乱治安罪，并保证他们将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再在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时犯类似的错误。
在昆明，学生家长联合会在11月底仍在谈判，希望释放被捕学生和老师，宽大处理已列入黑名单但暂未被捕者。昆明只有约30名青年因为抗议活动入狱。但是省主席卢汉发布了很多“亲共分子”的名字，称这些人仍旧潜伏在学校中。
同时，对学生的惩罚措施也加大了力度。整个夏天，陆续释放了5月里被捕学生。在这段时间内，黑名单也在拟定中，当局试图逮捕“真正”的、据说是操纵学生抗议的共党分子。而这，变得越来越难。学生抱成团保护彼此。有时候，他们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脱或作为整体与袭击队对峙以阻止他们的搜查。交大的学生有一次就是这样反应的。那天晚上，警察在宿舍区聚集。他们掌握的黑名单上有16个名字。寝室中的所有人都被学校的紧急铃声叫醒。这是所有学校下令立即集合常用的办法。约2000名学生冲到外面，紧紧挽住手臂站立，与警察对峙，齐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中国学生最常唱的，根据《共和国战歌》曲调填词的歌。16名学生至少暂时被赦免。
在另一次行动中，很多上海学生收到了信件，信件以市政府的指示告诫他们，所有曾被逮捕或名字曾出现在黑名单上但躲过一时的大学生将不允许再继续留在校园内。7月中旬，超过80名大同大学的学生和31名附属中学学生被开除。其他学校，包括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到夏末，光是上海就有差不多500名学生被开除。据报道，南京、广州、昆明和北平的大学、学院和中学也开除了部分学生。又一次地，愤怒的家长们奋起保护他们的孩子。大部分牵涉其中的学生具有很高的学术能力，而且是各自学校学生协会的积极分子。
惩罚措施同时也被用在教职员工身上。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对学生的反战抗议予以支持。7月初，教育部长将重聘教职员工一事告知了各学院和大学校长。国立学校的教职员工每一年任命一次。在暨南大学，有30位教授及助教随后被解聘。官方声明称他们无法与学校“密切合作”。约30名复旦和20名交大的教师也被开除。这种处理办法被纷纷采纳。有的个案提及了对学术能力的质疑，但是总体来说，解聘的主要原因是要除掉“阻碍稳定的一切因素”。引号中的表述是中山大学校长被问及学校解聘若干教职员工时给出的原因。
招生是政府希望用以控制学生的另一条途径。国立学校一年级新生数被控制在最低水平，而有的学校过半的新生席位为新退伍的青年军预留。为了让青年军在复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政府将他们送进夏令营。他们在夏令营中的训练课程包括对最近“五月学潮”的检查以及回到校园后工作方法的简要介绍，为的是使他们能够抵消学生运动中占优势的反政府路线。根据一则报道，这次的行动由新成立的国民党青年部和政府的学生运动领导委员会联合监督管理。[35]
最后，在8月下旬，教育部开始制定计划削弱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权力和自主程度。12月8日，该计划正式宣布，教育部发出管理自治联合会的修订条例。新条例将自治联合会置于各学院或是大学的校长或训导长的管理下，禁止曾因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被处分或被留校察看的学生在自治联合会中任职，并严格限制活动范围。修订条例又另外引发了一长串学生和当地学校当局之间的争端。[36]
<h4>结果</h4>
结束内战的要求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性进展。7月，政府下达了全国战争总动员。教授的薪水在8月上调，但是就像先前的工资调整一样，薪水的上调并跟不上生活开支的上涨。9月1日，在给校长胡适的一封信中，北京大学的教授请求发放能够维系生计的薪水，他们写道：“最近的工资调整简直是开玩笑。”至于学生的津贴，国家经济部发布了一份新规则，彻底取消国立学校的津贴制度，只发放数量有限的政府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的比率被设定在新生数的1/10。除了这个打击外，很多私立学校的学费上调，使得很多学生无法在秋季返回学校。
然而，就像前两次运动一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不是因为实现了所提出的要求而变得具有重要意义。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使得学术界逐渐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做出了贡献。全国学联的组建完成了以几个月前的反美示威作为起点的程序。学生与政府的疏远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反复拒绝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故意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