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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而言，吸引最多关注和得到最正面评价的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战争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知识界拒绝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原因之一是民众为战争承担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农民横征暴敛，政府低价购粮借粮，官员投机，征兵腐败，军队纪律涣散，抢夺平民。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非完全无可指责。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无论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多么大的苦难，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仍然设法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增强了它在农民中的力量。当国民党官员和他们在农村的同盟者继续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取私利时，共产党则通过战争在农村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2]自由主义作家将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以下几点：合理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确保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的相对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廉洁；以及共产党军队严格的纪律。
<h4>东北地区的情况</h4>
正如第五章提到的，“二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缺陷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讨论了。同样为人们所知但并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是，共产党十分有效地利用了政府犯下的错误。国民党的东北收复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强化和扩大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总而言之，为实现这一目的，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9个行政单位，但几乎所有的高层职位都由外省人担任。由于仍对东北军队持有怀疑，在1946年苏联人撤走后，政府没有让东北军队参与接收。政府在当地的同盟者包括地主和其他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他们是唯一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在东北仍有极高威望的少帅张学良的人。在1946年末或1947年初，在十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被捕的张少帅被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台湾。
按照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些措施引起的普遍不满。共产党意识到，绝不能和中央政府一样，对东北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共产党尽可能地安排东北本地人担任政治和军事职务。曾由张作霖和张学良统领过的残存的老东北军中的大部分人都转投了共产党，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共产党对他们表示欢迎，允许他们作为一支非共产党军事力量保持独立的身份，但必须接受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挥。张学思被委以重任，他同时担任了辽宁省省长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副主席的职务。[3]
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中，本地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到1946年年中，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林彪部队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30万人。这支部队包括三股力量。第一支是由周保中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日本入侵东北后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联军的幸存者大部分转入了地下活动。仅有几个小分队在他们藏身的山区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些人被捕入狱，一直被关押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残余的地下人员和监狱里的幸存者重新组织起来，与苏联军队进行了合作。到1946年年中，经过重新命名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的人数到达了15万左右，其主要构成是东北本地居民。
人民自治军是林彪东北部队的第二股军事力量。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华北由张学思领导的老东北军。1938年后，这支部队开始游击战，与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以及晋察冀交界处的共产党进行了合作。1945年，当这支部队离开华北，向东北进发时，它的人数只有3000左右。然而，部队回到东北后，许多以前的同志重返了队伍。到1946年年中，据估计，这支部队的人数到达了2.5万。
东北共产党军队的第三股力量是八路军，它实际上由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组成。在1945年10月和11月，这些部队——其中一些由东北将领指挥——从山东（乘坐舢板）、热河、河北、绥远（依靠步行）转移到了东北。[4]
沈阳和长春记者的报道常常给人这样的感觉，即所有的军队——苏联军队、共产党军队和中央政府的军队——都是不受欢迎的。[5]然而，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报道和故事，几乎所有有关政府军和苏军的评论都是负面的，中国共产党得到的评价则要好过平均水平。例如，我在前一章曾提到过，1947年初，一名来自农村的作家在自己的老家——离四平街（四平的原名）120华里——待了10天。政府军和苏军都给当地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一个短时期内控制了该地区，他们的表现显然好得多。的确，他们撤退时从日本人创办的150个床位的县医院搬走了X光设备和输血设备，但他们并没有侵犯农民的个人财物。
在日本占领的整个时期，东北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军队。但他们很快了解了这两支军队的差别。现在他们对共产党“抱有更大的希望”。这位作家用略带讽刺的口吻描述满足这些纯朴的百姓有多么容易，但他依然承认，一队暂住在自己家里的共产党士兵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十分尊重老人，对16岁的孙女也很有礼貌，离开时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东西。[6]
不仅如此，关于共产党对待战俘——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政府文职人员——的报道也大多是正面的。[7]共产党的优待政策据说在劝说敌人投降上特别有效。俘虏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加入共产党军队还是回家。那些愿意回家的人在遣散之前会得到香烟和旅费。
1948年4月，这名记者哀叹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指出，政府仍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它还可以赢得人民支持，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军事决战。他写道，之所以会有今天的局面，是因为共产党军队已经“深入到了人民中间”。[8]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公务员、商人和其他有钱人不希望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逃到了国民党控制的松花江以南城市，但更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因此，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东北之所以没有发生与1947年2月的台湾暴动类似的动乱，是因为所有想反抗政府的人已经投向了共产党一边。[9]一位作家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总结：
须知共产党之掘铁道、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他带来的，而是老百姓替他办的。共产党在东北没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没有枪，是中央干不好送他的枪，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共产党没有人才，是中央不要的弃才。[10]
<h4>其他地区</h4>
除了东北以外，民众还将其地方的政府军队与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比较。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在几乎每个战区都会遇到和东北相似的事情。《观察》发表了许多报道，赞扬共产党军队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尽管一些报道的作者并不赞同共产党在其他方面的政策。这些地区包括苏浙皖地区、长江以北的江苏泰兴县、冀中部、陕西西部、甘肃和晋南。[11]
一位记者考察了苏浙皖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和第6师的军队纪律，并做了相关报道。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部队行军时，没有任何军官会携带自己的妻子或小老婆；共产党军队不会强迫民众提供劳役；军官和士兵享受同等待遇。不仅如此，新四军总是尽可能地与民众建立友好关系。他们通常会以比现行价格略高的水平从当地市场购买物品。当地商人因此称新四军为“四大哥”。但这位记者提醒到，一旦“四大哥”在一个地方稳定地驻扎下之后，就会逐项实施自己的政策，首先登记当地的住户，然后征税，最后是招募士兵。[12]
大部分讨论过此事的作家都承认，共产党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好的策略、聪明的手段和严格的部队纪律。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控制了整个地区，而政府军想守住“点和线”——即主要城镇和交通动脉——都很困难。由于共产党“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能够获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粮食和人力补充。[13]同样地，自由派周刊《时与文》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天津南部战区的情况。这篇文章指出，政府军只有通过武力才能从老百姓那里取得粮食。另一方面，共产党则不存在这样的困难。仅仅凭共产党征集人员手中的“一张纸条”，民众就会把所需物品运到指定的地点。[14]
“原因很简单，”另一位作家写道：
国民党无法改正其缺点和打败共产党，因为国民党受到了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限制。也因为共产党军队已经在解放区改变了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共产党已经能够建立它所需要新的社会秩序。共产党能高效地征粮征兵，组织地区自卫。共产党不需要分配专门的军队防守由它控制的村庄和城镇。[15]
另一位记者写道，政府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在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国民党已经了解到，政治要比军事更加重要。但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推翻旧有的社会体系，这决定了它最终的命运。[16]
1946年夏，一名国民党公务员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山东菏泽度过了三个月，他对共产党推翻旧社会的努力做了最积极的评价。这名公务员是因为黄河改道被派往这一地区开展救灾工作的。由于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政治以及寻找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上。在最终离开时，他看到的许多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财富的平均、共产党官员简朴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他们的“行政工作作风”。他发出感叹：“这些共产党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提到了他们的真诚、执行任务时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在会议上坦率地承认错误和相互批评。他写道，他们不会像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承诺一件明知做不到的事。当然，他承认，“较低级的干部难免会做出空洞和机械的回答……但有思想总比没有思想好，尽职尽责和充满自信也比疏忽大意和自我欺骗要强。”
共产党会计程序和处理公文的简单高效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到，与“我们糟糕的、充斥着虚假报表和账目的会计制度”不同，共产党只记录实际的收入和支出。由于无须在大量无用的公文和档案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共产党官员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他们必须完成的具体工作上。
他还指出，当地人民显然十分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他们积极参加公共工程建设，帮助军队运输补给，以及类似的事情。他遗憾自己没有能尽更大的努力找到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民众的方法。尽管如此，他总结到，共产党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他们人性化地对待普通民众，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然后听取他们的意见，由此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的力量。特别让他感到吃惊的是，穷人们居然敢站在斗争大会的讲台上，公开地反对那些曾经侮辱、欺骗、压迫他们的人。他在河西亲眼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斗争会，其中有几次会议批评的对象是镇上天主教堂的德国神父和修女。
根据他的观察，在镇上和周边地区，除了地主和当时已经数量很少的富农，唯一不喜欢共产党的群体是商人。共产党试图控制当地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贸易，许多商人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对于许多非生活必需品，例如香烟、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消费品等等，共产党颁布了“进口”禁令。由于“绅士”阶层的消亡和布鞋的普及，皮鞋生意变得日益艰难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花钱，餐馆的生意兴旺了。的确，一些商人和附近的国民党地区进行黑市交易。共产党试图“特别友善”地对待商人，因此通常对这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惩罚，偶尔会有一个商人被戴上写着“大坏蛋”字样的绿帽子游街示众。至于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似乎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的。[17]
<h4>土地改革</h4>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成功改变归因于土地改革。[18]尽管对共产党采取的方法有种种疑虑，自由作家仍然认可共产党的说法，即土地改革是其在农村主要的力量来源。[19]一名曾在共产党控制的苏北地区待过的学校老师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未听共产党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可以确定，如果不是因为内战，共产党不会如此快地从抗战时期较为温和的减租政策转向土地改革——内战的爆发使共产党必须在农村进行这种改变。“一旦农民得到自己的土地之后，”这名观察员指出，“他自然会想到，保住自己土地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取得胜利。事实上，农民非常担心地主的报复，这也是他们积极加入共产党军队的一个重要原因。”[20]
《观察》的一名记者认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其在农村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但无论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十分明显的：
在解放区，无论在军事用途还是在社会生活层面，土地的性质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关于土地的传统观念。这种变化是解放区巨大军事实力的根源。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他们（共产党）可以轻易地得到其所需的粮食和人力资源。
这名记者总结道，如果共产党真想控制农村，土改运动无疑是使其在农村扎根并壮大力量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国民党在这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21]
尽管如此，自由知识分子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共产党在农村的支配力量。例如，不断有知识分子呼吁政府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农村问题、适合自己的方法。但政府甚至根本没有花费力气去寻找这种方法，这让他们感到绝望和痛苦。1948年2月，一名作家写道：“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同时也承认，政府至今仍未提出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且，即便政府有这样一个方案，也没有力量在农村实施它。[22]
一些人批评共产党的土地划分和再分配政策从经济角度而言是有缺陷的。吴世昌认为，每个农民仅能分到两三亩土地，这还不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他认为，只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机械化和集体化，农业产量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23]
尽管如此，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在农村实施了怎样的政策，而是他们的执行政策的手段。最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困扰的不是阶级斗争运动和土改大纲本身，而是这些政策执行的方式。《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表达这一观点，这篇文章指出，现在全国人民都热切期盼两件事：第一，他们希望共产党信守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的，不进行暴力的土地改革的承诺；第二，他们希望政府落实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原则，即限制私人资本和平等分配土地。[24]大量有关批斗大会、清算、殴打和处刑的骇人听闻的报道出现了，而且这些报道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们无法被解释为是过分狂热或思想错误的当地干部的个别行为。很显然，暴力是共产党农村改革代价的一部分，这让许多人对共产党产生了畏惧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