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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底，中央政府迁回南京，并致力于对共产党首次的大举进攻。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依旧驻扎中国，协助政府重新占领华北和东北的军事重地。美军还帮助遣送在华日本部队及人员回国，并作为马歇尔使团调停努力的一部分，帮助监督政府军和共军1946年1月13日的停战协定。到1946年底，停战协定已经废止，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依然有大约1.2万名美国士兵滞留在中国。[18]
贯穿整个1946年，美国人的行为屡屡成为新闻和评论的主题。原本在政治上有分歧的《和平日报》和左翼《文汇报》都报道了数起违规驾驶、抢劫、酗酒、强暴甚至谋杀的事例。中方屡屡向美国军队首领投诉，尽管案件被调查，罪犯被惩处，但是这些事件仍在继续。
1946年秋，中央政府宣布共产党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者。随着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攻击，马歇尔使团调停失败，延安对美国人的态度越来越激愤，要求剩余美军撤离中国。
国民党政府更倾向于对美军的所作所为淡化处理而不是杜绝，以免冒险开罪于它头号的资助及支持者。美国与政府的这层关系是导致所有反对内战的人们对驻华美国人持愤慨态度的深层原因。美国人并不像1946年马歇尔使团极尽渲染的那样，扮演着公正的调停者。他们事实上在不同实质方面，都在协助发生冲突的两党中的一方。
政府与共产党在原日占区进行着抢占重要据点的竞赛，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美国人用空运以及别的手段，输送了将近50万的国民党军队。5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平、天津、青岛及其近郊。到1945年末，美国人为政府39个师配备了成套装备。美国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援助项目输入了50亿美元，这笔款项的绝大部分送到了国统区。1946年6月，美国签署了一份租借法案信贷协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用以购买民用设备和供给。1946年8月，国民党在华中对共产党发动战争后，美国又签署了一项协定，批准将价值90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以赊账的方式卖给国民党政府，只索要17.5亿美元。这些物资包括小型轮船、车辆、建筑材料、空军供给和设备以及通信设备。[19]
在那些反战人士眼中，美国是唯恐天下不乱。当共产党称这样的帮助和支持只会坚定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时——当然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反战人士赞同共产党的说法。美国军队的纪律问题更加严重。
工商界人士的不满也使得这个时候反美气氛愈演愈烈。1946年11月4日，中美政府签署了一份《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非官方的媒体不约而同地批评这份条约，认为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将如此广泛的商业利益给予一个强大如美国的伙伴，这一行为很愚蠢。[20]甚至在签署条约前，全中国的商人就已经在抱怨美国商品的不正当竞争。当然，也有足够的国内因素造成工商业的混乱无序。然而，美国商品是有目共睹的直接受益者。它们激发中国商人发起“国货运动”。该运动在1946年底获得了官方认可。
<h4>开始事件</h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平强暴了一位中国女子。路人听到了她的喊叫并且似乎目睹了至少部分的情形。警察当场逮捕了其中一名男子，将那名女子沈崇带到警察局。沈崇在警察局供述她被强暴。第二天，有的北平报纸发表了来自亚光新闻社关于该事件的短小报道。那天晚些时候，警察局发出了一份简短声明。除了沈崇不是通常会与美国士兵在这种事件中有纠葛的女孩外，这一事件与1946年发生的大多数其他事件相比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沈崇是一名北京大学学生。至少五家北平报纸在12月26日版报道了此事。
<h4>官员与学生的反应</h4>
12月27日，从来都急于对此类事件轻描淡写的中央通讯社发表文章指出，女孩身边学生一口咬定的说法为蓄意扭曲事实。新闻报道称她“似乎”出身良好，20岁，是北平一所中学的学生，受到美国人威胁的时候是晚上10点30分，她独自走在街上。这篇辩护达到了预料的效果。关于此事件的美国领事报道称，“良好家庭出身”的中国女孩未经陪同去看“夜场电影”实在不合常理：沈崇在受到强暴的时候正从电影院回来。
学生方面称她确实出身于良好家庭。北大学生的出身大都不差。她的祖父曾经是某省总督，她的父亲是南京交通部的一名官员。她不是20岁而是19岁，当年1月来到北平，被北京大学预科（先修班）录取。她去看电影，约晚上8点30分离开电影院时不但被威胁而且被强暴。在北大，张贴于民主墙上的愤怒评论开始增加。民主墙类似于中央布告栏，在这个校园内指定的地方，各种新闻、心情和意见都能自由发表。
北大最近才刚完成了从战时昆明校园到北平的搬迁，学生团体的选举还没有举行。有人说这是由于大学“反动”训导长陈雪屏的故意阻挠，他与国民党右翼“CC系”的关系众所周知。尽管缺乏学生团体干部来领导组织活动以响应该事件，北大还是行动起来了。12月27日下午，历史学会召开了北大各系和各学会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次的会议提供了在北平举行抗议的领导班子。12月30日被定为举行抗议罢课的日子，抗议美国士兵暴行的北京大学学生预备委员会成立了。学生的初步要求为：（1）涉及案件的美国人由中美联合法庭审理；（2）美国军事首领发布公开道歉，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3）所有的美军立刻从中国撤离。
当权者在平息这个问题上显得很笨拙。北大的训导长发表声明，怀疑沈崇本校学生的身份。谣言开始流传，说她其实是一名共产党特工，是八路军的成员，有意引诱海军陆战队来制造事端。还有其他传闻，说她是一个拉客妓女，她之前已经与两人相熟，在袭击发生之前，她已经与他们相处了整整三个小时，诸如此类云云。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采取了相对平和的说法：该事件是法律问题，不应该成为反美游行和罢课的理由。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则像此时期几位对学生抗议运动抱有些许同情的政府官员一样，两头不讨好。开始，他致信美国海军总部抗议两个美国人合谋强暴。然后他拜访了美国领事馆，表达了他对规模渐大的公众抗议的抱歉。最后，他宣布医学检查关于沈小姐是否被强暴的判定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学生认为以上言论又是官方想蒙混过关。
同时，北平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开始像北大的学生那样做出回应。12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食堂墙壁上出现了一则抗议通告。第二天傍晚，在社科课程讲座之后的讨论时段，讨论转到眼下正在发生的话题上。学生决定发动请愿，要求学生自治联合会采取行动。到了28日中午，学生团体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当天傍晚，会议投票支持北大学生的要求并在30日罢课。几乎所有的教职工都支持学生的行动。
在燕京大学，作为一所美国资助的机构，它的声援迟迟才来到。但是29日学生自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支持北大学生的主要要求。一些清华的学生参加了燕京大学这次的会议，经过大量劝说，会议决定燕京大学也加入第二天的联合抗议。12月30日，来自8所高校的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21]他们行进在城市的几条街道上，但是抗议活动基本局限于高喊反美口号。虽然美国海军兵营的墙头架上了机关枪，游行直到结束，没有发生什么紧急事件。
<h4>运动的扩大</h4>
与“一二·一”运动不同，抗美示威不局限于一个城市。1月1日和3日，在天津，几千学生游行，向市政府递上请愿书。在上海，1月1日举行了大型抗议示威。上海市长吴国桢召见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到市长办公室“谈一谈”。校长并不接受规劝，重申了他对学生反美示威的支持。早些时候，他还宣布他个人将参加1月1日的游行。作为一名校长，此举在以往还没有先例。
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同样支持学生，称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所有中国公众的意见。浙江大学的学生不但抗议美国军队的行径，而且要求结束内战——表示如果不是内战，美国人将没有理由留在中国。在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三天的罢课。美国大使接见了一个学生代表团，表示了他们对该事件的遗憾。到1月底，与事件始发地远隔千里的广东、昆明和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的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
同样，与“一二·一”运动不同，当局总体上不使用暴力来镇压学生运动。也许官方如此克制的一个原因是抗议的反美主题博得了广泛同情。上海11家市民团体，包括商业和妇女联合会，在12月30日发表了共同的声明，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中国妇女联谊会南京分会发电报给北大，表示对学生抗议运动的支持。
在重庆，商会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事件的愤怒，要求工商界声援学生要求美国士兵彻底撤出中国的要求。假如此要求可以实现，会议推断，内战将加快结束——美国的介入只能延长内战。另外，这将减少三分之一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品数量。到1月17日，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那天，甚至官方和国民党报纸也谨慎小心地要求惩处被告。
公众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后平息下来，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还在继续组织联络。12月31日，上海17所学校组成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相似的全市范围内的联合会也在北平和天津出现，1月28日，这些联合会合并成一个总会。总会的要求明显比最初北大学生会议在12月27日采用的要求涉及更广泛，包括：中央政府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立刻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平津、南京和杭州的抗议联合会代表在2月赴上海计划组成全国组织。该组织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
<h4>结果</h4>
反美运动的最初目标实现得很有限。中美联合法庭审判的设想落了空。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下士威廉·皮尔森被军事法庭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十年监禁。然而五个月之后，该案件被美国海军当局在华盛顿复审，他推翻了原先的定罪，理由是对于强暴的指控难以证实。复审还指出当初做出判决时，全中国学生要求定罪的示威制造出一种氛围，使得被告不可能受到公允的判决。
至于更广泛的目标——责令所有美国军队从中国撤出以及停止内战，就像“一二·一”运动提出的富有雄心抱负的目标一样，超出了学生能力范围。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决定放弃它作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调停者的角色，涉及调停的美国人员将尽早撤离。但是在1946年12月18日，美国已经在国内宣布了继续在中国减少驻军的计划。[22]因此在马歇尔使团正式中止的过程中，学生在加快其终结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还存有疑问。然而还有下列美国军事机构依旧留在中国：青岛海军的分遣队和同样在青岛的美国海军训练团以及南京的军事顾问团。[23]
但是从更广义重要性的角度看，这次运动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的、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反美和反政府的情绪。这些情绪已经在风行的论调下酝酿了几个月。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重大的事件，围绕其进行的学生抗议在短短几天之内成为表达普遍不满的载体。在此过程中，反美示威动员了足够强大的群众基础来支持全国学生运动新成立的组织。
如上所说，协调一致的学生运动最初在市内的学校间发展，然后扩张为跨市运动，最后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独立于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的学生运动。几个月后下一轮学生示威期间成立的全国学联，其雏形即始于本次运动。因此，北平强暴事件为全国性学生运动提供了契机，明确及正式地标志着国民党对学生阶层控制的终结。
<h4>反饥饿反内战运动[24]</h4>
学生运动在2月和3月暂时平息，但在4月和5月又继续进行，焦点直接集中在生计艰难和内战问题上。这次的运动没有单独的引发事件，而是从几个来源——包括刚刚结束的反美示威积累的势头中，汲取力量。
1947年的上半年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的调停努力在1月的正式退出象征着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最终破灭。政府和共产党军队正公开地进行全面战争。这意味着“二战”之后企盼经济恢复的梦想化为泡影。2月，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良计划，冻结了决定工资涨跌的生活费用指数。基本商品的价格被设以上限，但是价格在继续上涨。从2月到4月底，各类物价指数上涨了50%到100%。5月5日到10日五天内，商品价格的总指数上涨了15%。米市陷入混乱：上海大米价格在5月4日到8日之间上涨了20%。由于运输困难，政府征收军粮和紧急经济改良计划造成的混乱，充足的大米无法从生产区运抵城市。在改革措施执行最为有力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最稳固的长江沿线城市，缺粮情况最为严重。在许多城市，米店关门，还发生了抢米事件。工人加大对政府施压的力度，要求解冻生活费用指数。[25]
经济一片混乱，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有的学生不得不因为无法筹够学费放弃学业，还有的学生缺乏充足的食品和衣物。有数篇文章报道了营养不良、小米和包心菜聊以果腹、学生没有足够体能参加体育馆锻炼的消息。通胀使得教授的薪水缩减至“二战”前的小部分。有几位教授甚至自杀，据说是因为穷困逼迫。对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来说，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在学生圈中成了流行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老师都认为内战是国家经济困境和他们自身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强烈反对拨给教育的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率过少，只有差不多4%，而相比之下军事支出却占压倒性比率。[26]
与八年抗战时的态度不同，知识界如今拒绝忍气吞声地接受内战招致的个人牺牲。这就是1947年5月学生示威爆发时的大环境。示威开始于南京—上海区域的国立学校[27]，要求为“解决教育危机”。在北平和天津，主要口号为“反饥饿，反内战”。
<h4>初始发展</h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称国民党右翼“CC系”策动了这次学潮。美国大使馆的报道引用了“有资格的观察员”和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作为这则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是消息提供者都同意学生运动和抗议很快争取到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而“CC系”恰恰失去了对“公众支持”的控制。左翼分子掌握了主动权。“CC系”领袖、前教育部长陈立夫依旧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教育事务，他与他的继任者朱家骅关系不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影响到国立学校的决定，像早该预料到的那样，这些决定激起了学生的敌对反应。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信息以外，很不幸，该外交报告对“CC系”所负责任的确切性质语焉不详，对“有共产党参与其中”的论断也不置可否。然而所有消息都同意的一点是广泛支持与“左翼”目标的趋同。这一组合将“扰乱”转变成了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学生反战抗议。抗议按如下的步骤发展。
4月26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将现在占全国预算4.5%的教育拨款增至15%。另外，他们还要求：（1）增加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2）将薪水与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涨相挂钩；（3）政府给予学校外汇兑换额度，以便他们能购买急需的国外书籍和日用物资；（4）国民党资助的运动和组织，如三民主义青年团，[28]其经费不得计入全国教育经费。几天之后，青岛的山东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沈阳的东北大学的教授们都罢课抗议教育支出的短缺，要求重新调整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