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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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在这里写出来有两个目的：首先，举例说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第二，进一步阐明（尽管是通过自由派的眼睛看到的）国民党统治的性质。接下去将正面表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这些政治信仰正是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辩论国家和社会的性质的时候，希望能从内战的混乱中横空出世的。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证站不住脚，存在于潜在假定中的错误完全暴露出来——这些谬误是由一个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既无法攻克又无法接受的困境造成的。

比起正面表达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自由派知识分子当然更多地在苦口婆心批评国民党。然而这种苦口婆心与它所基于的假定是一致的，这个假定即：战争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形式结束，而政府可以被说服进行自身的改革。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他们似乎不愿意相信政府大可以忽略他们的批评——虽然他们的论证出于善意，不证自明。由于缺少确凿信息，以及自身倾向的原因，他们与战场隔绝开来，对正在进行的军事形势没有清晰的把握。无论如何，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从他们提出的正面解决办法这个角度来看，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是徒劳的。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解决办法付诸实现时，他们措辞巧妙的批评最终退化为幼稚的泛泛之谈。

<h4>目标：总的原则</h4>

他们所主张的总的原则非常简洁明了，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和民主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这之外，分歧开始出现。围绕着这两个目标在中国大背景下的性质和应用似乎总是产生无休止的争论。引起争论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关于社会主义，储安平表示：“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107]傅斯年倾向于强调常规改革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常规改革措施包括：去除所谓“豪门”的特权，通过累进所得税系统平均税负。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有效地实现，他将“百分之百地赞成”。[108]

燕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郑林庄教授的见解可谓典型：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有经济的自由，却无经济的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则正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经济正义，实在含有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这些条件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除非把自由企业的原则进行变更，否则是不易实现的。……我们相信，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同时我们更相信，凡是赶不上潮流的，终必将被时代所淘汰。[109]

社会主义同样被看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模式，是实现经济公正的一种手段。所以国立中央大学的丁骕教授尽管谴责苏联在领土和组织上的扩张，害怕中国将成为其下一个目标，但还是主张中国采用苏联模式的经济系统。他声称，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10]

考虑到理解上的不同、信奉的理念各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认为以上这些见解能够代表20世纪40年代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自由派的共识。比如，虽然他们都提倡社会主义，是否每个人事实上想的都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最基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在下面的内容中一目了然，这就足够证明我们的观点了。

然而，假如我们一定要在自由派反复提到的建议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的要点，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它也许将等同于1948年春国民大会前夕公开发表的、99名南京教授的集体要求。他们将内战归咎于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使用武力来获得政治权力。他们严厉批评共产党因为投身于世界革命而减少了对国家的忠诚，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他们要求以下措施：

政治改革：

1．承认政治和经济平等原则

2．尊重言论自由

3．吸纳贤能进入政府

4．遵守法律

5．去除冗余机构，建立健全的文职系统

6．惩治公务员的腐败

7．分散权力，加强区域自治

经济改革：

1．清算官僚资本，征用私有银行在海外的存款

2．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则平分田地

3．所有银行国有化

4．所有公用事业国有化

5．货币改革，抑制通胀

6．改革税制，设立资本税和遗产税

7．改善公务员和军队人员的待遇[111]

有诚意的辩论开始了，所提出的建议超出了上面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协议的范畴，特别是讨论中包括了怎样将这些建议最好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问题。施复亮、严仁赓、张东荪和樊弘，在1947年底、1948年初《观察》上的文章互动是上面所说的辩论的充分表现。

也许因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施复亮的观点似乎总是能引起反响。他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都确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借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顶点，原因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基本概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施认为，因为中国还没有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不可能直接从“封建”阶段，经过被破坏的阶段，跃入社会主义。他主张在过渡时期实行一套方案，他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这样一套经济方案，有着“新民主”政权，由劳动阶级领导，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后建立起来。它需要：对土地系统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将国有部门扩大到包括银行、重工业、主要交通事业和一些轻工业；保护国有企业和工业，对小生产者进行援助；实行先进的劳动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制定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不鼓励个人财富的过分积累，鼓励将生产企业的利润投入再生产。[112]

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方案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表述的方案大体上甚为相似，因此将使得施同事中的激进派满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在一篇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施，在第二篇文章中，坚决抵制了施试图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小化的倾向。严首先反对施允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继续存在以扩大生产，哪怕这种剥削关系已相当程度上柔化。严的第二条主要反对意见是施将经济系统变革的愿望寄托在“新民主政权”的未来形式上。严怀疑工人、农民、富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能够通力协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特别是在允许富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他声称，他们也许今天被剥削着，但是他们自身都含有剥削的性质。于是他赞成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我觉得或许我们能够一次同时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113]。

施复亮与张东荪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施复亮曾说他和与他辩论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侧重点和解释方式的不同。这个说法在张东荪的例子中更说得过去。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张，像施一样，将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加生产上，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迈开的第一步。张同样感到社会主义不是速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就社会改革一项来说，就绝不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实现。他同样相信，在这里他与施不同，自由主义及它在经济上的对应资本主义，不管多么柔化，都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保证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这样的国家制造出新形式的不公。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它们只能增加人们的疾苦，因为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们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压迫人民。这些压迫的势力同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包括享有特权的官僚资本、地主、高利贷者以及落后的封建社会的遗弃者，如几乎不从事生产的、经常依靠勒索和抢劫谋生的流浪汉和游民以及佃农和雇佣劳工。

张总结道：一个“渐进的”计划经济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希望。有了计划经济，所有一切，包括政治和教育，必须同样被计划。这些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所有束缚生产的剥削关系必须被消灭而鼓励生产的剥削关系可以被允许在过渡时期存在。相反地，有益于生产的社会改革将被鼓励，干涉生产的将不被支持。张坚持每个国家必须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推荐两个明显已经被成功应用的理论样板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使得苏联后来迈入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及瑞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114]

比起施复亮，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更多。樊教授在诊断中直来直去，毫不含糊，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样的风格：

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

从政治上说，我以为，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动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阶级手中，但叫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地限制他们的剥削，予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段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和自由。[115]

樊教授的希望是中国能够转型成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是他很仔细，特别强调了“自由”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常有人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变成苏联附庸的担心。很多左派，包括共产党，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来否认中国和苏联之间必然有这样的关系。一般的论调是中国必须找到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变中国的责任完全担负在中国自己身上。[116]

对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他们同时信奉社会主义理想和民主主义理想。孙宝毅在1947年张君劢同意让自己的民主社会党加入国民党政府后，与他断绝了关系。孙宝仪批评张君劢过分信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张曾经说过，事实上不可能从经济民主——他在这里把经济民主等同于苏联的经济系统——进化到西方实行的政治民主。孙这边辩论道，按照张的定义，从政治民主进化到经济民主同样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政党全都由资本家控制。

然而孙真正反对的，是张的“非此即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投票，我们也需要饭碗，孙断言。既然英美和苏联的系统都没有同时给我们这两样，那让我们从每个系统中提取我们想要的，将其余的拒之门外。[117]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赞成如此概括他们的理想。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吸取什么？拒绝什么？怎么吸取？怎么拒绝？

张东荪是少有的几个致力于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内在复杂性的人之一，但是他也没有对解决的办法给出直接的回答。在强调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时，他建议平等和自由必须受限制，只能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生产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还需要问自由是否被限制，平等是否被损害吗？他似乎对此也不是特别关注。“至于制定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由和平等”，他写道，“那是计划制定者的事，这里不做细节讨论。”还有一点是他不愿意放弃的。他称之为文化的自由，或者是文化和思想的绝对自由，他将它作为进步的政治系统的保证。一旦文化自由的种子播种下去，他总结道，它就不会停止生长。这将在中国培育自由的传统。[118]

张的一些见解涉及很多通常与民主相联系的制度，这些见解与他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论述是一致的。他辩论道：英美的立宪制政府无法在中国存活。比如不可能举行自由选举，因为会被现有的有权势的党派操纵，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宣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一起代表了国家的所有利益。因此，“当这些党派共同协商，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党派间的事，事实上它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为此，他着力强调了两个概念——妥协和制衡，称它们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119]

另外一个对这些观点中的一些所见略同的是梁漱溟。他论述到，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英美式的政府无法在中国建立。他坚称竞选从根本上与人们的习俗和行为不兼容，一部民主的宪法绝不可能在中国存在。然而像张一样，梁不愿意完全放弃希望。他建议一组专家能够发明另外形式的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有西方式宪法的民主政治系统，以此符合中国的国情。[120]

然而大体上，将对这一主题的见解付诸笔端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上面几位那样，对中国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未来抱悲观看法。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持“阻碍不过尔尔，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谷春帆表达了一个相当典型的观点：虽然对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作为政府体制的一种具有缺陷，但这些缺陷是能够被克服的——虽然是逐步地克服。[121]

另一位作者，郭叔壬也同意这个观点。郭特别批驳了张东荪和梁漱溟的观点，提醒他们立宪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他概述了美国自身在政治发展上所经历的困难：很多州在联邦宪法通过后还是与它有冲突；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不公，而宪法无力于阻止这种现象；政治和行政部门经常有腐败，选举也时常被操纵。但是诊治办法逐渐才能找到，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艰难。基于美国经验，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操纵就怀疑体制本身，就放弃将它付诸实施的努力。……这个体制的理想必须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个系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缺陷，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克服。”[122]

事实上，较之借鉴美国，向英国取经的倾向更明显。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英国工党为中国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最佳范例。它在1946年的成功用事实支持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这个论点。“如果英国工党成功掌权，”储安平写道，“那么世界人民会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道路。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同时依旧承认人们的自由意志。”[123]

<h4>方法：联合政府</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