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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以及后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同样有着充分的理由。共产党曾告诫党员，在对待知识分子时，要避免使用冒险政策，应该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这一训令清楚地反映了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状态。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结成联盟，这一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正是这种根深蒂固、无法消除的分歧导致了此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长期的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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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6页。获得共产党的消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观察》和其他自由主义刊物仍然发表了有关共产党地区的大量文章。这些报道要么是对曾在共产党地区生活过的人的采访，要么是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或邻近地区待过一段时间的记者的亲身经历。这些文章可被视作关于共产党活动的官方描述的补充。
[2]杨人楩：《论内战》，1948年3月20日，第5页。
[3]这些文章见《观察》：（1）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页（参见此处）；（2）《北望满洲》，1948年3月13日，第15—16页；（3）钱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页（参见此处）；（4）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页（参见此处）。
[4]洪苏：《长春烽火》，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11日。吕德润：《春天里的秋天》，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20日。
关于第一支部队，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些残余部队，包括周保中本人，在抗战期间被迫逃往苏联境内，直到1945年8月才和苏联军队一起回到东北。关于第二支和第三支部队，总司令朱德于1945年8月11日，下令4名中共将领带领他们的军队进入东北，配合前进中的苏联军队。这四名将领包括当时在河北和察哈尔拥有军队的非共产党张学思，以及三名共产党将领：河北、热河、辽宁交界处的李运昌；山东和河北地区的万毅；晋绥地区的吕正操。万将军和吕正操都是东北的辽宁人。见胡华等人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新参考资料》，第401—402页。
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于1946年1月1日，共有4个军区。这4个军区、军区指挥、政委分别是：（1）热河，辽宁（西满）：吕正操、李富春；（2）吉林—辽宁（东满）：周保中、林枫（3）吉林—黑龙江（北满）：高岗、陈云；（4）辽东（南满）：程世才，萧华。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见周而复：《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上海《群众》，1946年7月7日，第21页。
[5]参见《观察》的下列报告：沈阳记者：《沈阳晚寒》，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长春记者，1947年3月1日，第18页（参见此处）；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6]汗奇：《东北十日》，《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第25—28页。
[7]沈阳记者：《哈尔滨归来》，《观察》，1947年9月13日，第21—22页；袁云岚（音）的信件，沈阳，1948年2月17日（《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2页）。
[8]高超：《法币出关与流通券币值所激起的波浪》，《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7页。
[9]何永佶：《从印度分治说到中国前途》，《观察》，1947年7月12日，第4—5页。有关东北难民问题，参见第五章“政治无能：难民”一节。
[10]钱邦楷，第14和16页〔参见此处〕。
[11]下列文章见《观察》：（1）朱东润，朱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我从泰兴来》，1946年10月5日，第8页；（2）特约记者：《亦是边区》，1946年11月9日，第19—20页；（3）江南记者：《江南情》，1946年12月28日，第15—16页；（4）何彭：《在内战最前线》，1947年9月27日，第18—19页；（5）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形势》，1948年3月6日，第15页；（6）西安记者：《陇东之战结束以后》，1948年6月19日，第16页；（7）兰州记者：《关于西北最近局势的报告》，1948年7月17日，第15页。
[12]参见此处。
[13]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4日。
[14]上海《时与文》，第2卷，1947年11月28日。
[15]特约记者：《空心战与穿心战》，《观察》，1948年5月8日，第13页。
[16]参见此处。河南西部相似的报道见野军：《揭开豫西的内幕》，《观察》，1947年11月15日，第17页。
[17]江沙：《在菏泽解放区所见》，《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3—16、18页；以及3月13日，第12—13页。
[18]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观察》，1947年3月22日，第15页；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4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
[19]见第七章。
[20]郑岳春：《苏北土地问题的三个阶段》，上海《经济周刊》，第3卷，1946年10月31日。
[21]《土地改革·地道战》，《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4页。
[22]《从战局看政局》，《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6页。
[23]吴世昌，第5页（参见此处）；朱东润，参见此处。他不赞成像分田地那样“分店产”，将私营企业主的资产和股票分给雇员——他声称在江苏泰兴县的农村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24]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1日。
[25]署名“张强立”的信件，西安，1947年10月30日，载于《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2页。
[26]李子静，第15页，参见此处。
[27]参见此处。
[28]范长江：《我们与苏北难民在一起的日子》，上海《文萃杂志》，第36期，1946年6月27日。
[29]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23日。
[30]在没有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一致，苏军对日开战的条件是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期间损失的在东北的原有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将旅顺港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在大连商港的特殊利益；南满铁路的部分控制权。蒋介石在6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被告知这一决定，他随后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并在1946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接受了这一决定。《雅尔塔协议》的内容直到1946年2月才被公布。见罗伯特·C．诺斯（Robert C. North）：《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15—222页。
[3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324—340页。
[32]这一事件的动机和行凶者的身份仍是一个谜。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反动派和日伪残余势力的阴谋”（《新华日报》，1946年2月27日）。包括左派的《文汇报》在内的许多人声称，张莘夫是被苏联士兵刺死的（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8日）。蒋介石随后暗示，中国共产党要为这一事件负责（《苏俄在中国》，第170页）。
[33]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3日。
[35]这一消息得到了充分证实。甚至是《和平日报》都声称：“这是一部分反动分子干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蒋总统的威信和推翻人民协商会议的决定。”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7日。
[36]上海《立报》和《时代日报》，1946年2月27日。
[37]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