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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细说起来，这四种人走路的距离还是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都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为了获取精神上的经典，有可能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的脚印。
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挥洒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
我们与他们在犍陀罗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们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想，法显和玄奘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插入了别国的历史。那么，是插入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入大乘佛教时代的中段。大乘佛教经三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的龙树的整理阐扬，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见到过壮丽的“迦腻色迦大塔”，叹为观止。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这也就是说，他来对了时候。
玄奘来的时候，已是大乘佛教时代的后期。他比二百多年前的法显幸运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重振大乘佛教，对玄奘也优礼有加。那么，玄奘来得也正是时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
他们都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要比带回来的典籍多得多。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多种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无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