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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班还有两三个小时。费玛想着要把床单换一换，同时干脆也把衬衫、内衣、茶巾和浴巾都换了，在上班去诊所的路上将它们统统扔进洗衣房里。他走进厨房，正准备把毛巾从钩子上取下来时，发现水槽中堆满了脏碟子，滴水板上有一只煎锅，里面的残余也没洗，桌子上一个丢了盖子的罐子中，果酱已经结成块了。窗台上，一只烂苹果招来了一群又一群的苍蝇。费玛用食指和拇指小心翼翼地将苹果拈起来，好像苹果能够传染疾病给他，然后把苹果扔向满满的水槽下面的那个垃圾桶。可垃圾桶也是满得不能再满了。烂苹果从垃圾堆顶部滚下来，最后在那些旧罐子和洗涤液瓶子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要想拿到它，只有四肢趴在地上才行。费玛下定决心，这次绝不妥协，不能像往常那样放弃努力，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逃犯捉拿回来。如果成功了，他就将此视为绿灯，一鼓作气地把垃圾桶拿到楼下倒掉。回头上楼时，他还要记住把报纸和信件从信箱里钩出来。接下去就是洗碟子，收拾冰箱，还要冒着上班迟到的危险把床单换掉。
可是，当他趴在地上在垃圾桶后面寻找那只失踪的苹果时，他发现了半个面包卷和一张油腻腻的人造黄油包装纸，还有昨天停电时烧掉的那只灯泡，这时，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只灯泡也许根本就没有烧坏。突然，一只蟑螂朝他晃晃悠悠地爬过来，看上去疲惫又冷漠。它并没有试图逃跑。费玛顿时产生了追逐蟑螂的冲动。他仍然趴在那里，从脚上脱下一只鞋，挥舞着，然而他马上就后悔了：他想起当年斯大林的特工们就像这样，用锤头向脑袋上一击，将流亡的托洛茨基[1]杀了。他吃惊地发现，生前最后一组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与刚才还在这里求他结婚的父亲长得还有些相像呢。那只鞋僵在他的手里。他惊讶地观察着小动物的触角，那些触角正在缓缓地画着半圆。他看到一簇簇短小坚硬的刚毛，像胡须一样。他研究着那些似乎长满了关节的细长的腿。长翅膀的巧妙组合。他对这只动物的精密而细腻的艺术性充满了敬畏之情，好像它已不再是那么令人憎恨，反而显得无比完美了：一个受仇视的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饱尝迫害之苦，只能生活在阴沟里，却善于顽强生存的艺术，在黑暗中敏捷又灵巧；一个沦为远古憎恨牺牲品的种族，这种憎恨产生于害怕，产生于纯粹的野蛮，产生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否正是由于它动作敏捷、态度谦卑、相貌平常和生命力强大，我们内心才感到恐惧吗?是对一看到它就激起我们心中杀戮的本能的恐惧?是因为对一种既不会叮又不会咬、与人类总是保持距离的动物居然具有神秘的长寿力感到恐惧吗?于是，费玛崇敬地、默默地向后退去。他重新穿上那只鞋，并不理会袜子发出的恶臭。他轻轻地关上洗涤槽下面的碗橱门，免得让小动物吃惊。接着，他咕哝着直起腰杆，决定把家务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因为要干的家务太多了，所有的家务又似乎都繁重得不行。
他把电水壶的电源开关打开，准备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又把收音机调到音乐节目，及时听到了福莱[2]的《安魂曲》，那哀伤的序曲使他朝窗外伯利恒群山的方向凝视了好一会儿。父亲刚才提到的那些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人，一百年后将生活在他脚下的这间公寓里但对他和他的生平一无所知的那些人，他们对1989年初究竟是谁居住在这里就真的一点儿也不好奇吗?可他们为什么要好奇呢?他的生命中有没有对父母都尚未出世的那些人们有用处的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至少可以提供给2089年某个冬日的早晨站在这个窗前的人们作为思想食粮呢?毫无疑问，一百年之后，喷气驱动的汽车将司空见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记住约珥和特迪，或者尼娜和尤里与他们的那帮子人，或者塔马和那两位妇科大夫。到那时，连茨维·克鲁泡特金的史学研究很可能也都过时了。能够保留下来的至多不过是某部过时巨著的一个脚注而已。费玛对茨维的嫉妒似乎没有来由，没有目的，荒唐可笑。他执拗地否认这种嫉妒，甚至对自己也不予承认。他给茨维打电话，冷不丁地问他一个关于阿尔巴尼亚流亡国王的问题，或者为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或巴尔干历史辩得不可开交，让两人都怒火中烧，费玛用没完没了的争论来淹没茨维恶毒的抨击。毕竟，在学士学位课程考试中，费玛的成绩要比他的朋友略胜一筹。而且，他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茨维就曾引用了费玛的某些闪光的见解，尽管费玛竭力抗议，茨维还是在脚注里对他作了鸣谢。要是他能够克服疲倦就好了。他在心里仍想着要来一次飞跃，把在公羊年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在两三年之后赶上那个爱穿花里胡哨的上装、总讲些枯燥乏味的老生常谈、已经被糟蹋掉的守旧的教授。克鲁泡特金所有的学术大厦将不会有一块石头得以保存下来。费玛会像飓风一样将其全部粉碎并夷为平地。他将制造一场地震，奠定新的基础。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至多，下个世纪末的某个学生会在一个括号里顺便提及尼森克鲁泡特金学派的一种已经过时的方法，这个学派在20世纪晚期、在社会经验主义衰退阶段的耶路撒冷有过短暂的流行，社会经验主义因为极端感情主义和拙劣学术工具的使用而遭到破坏。这位学生甚至不愿费神去区分他们两人的差别。他会用连字符将他们两人的名字连起来，然后就用括号将他们括起来。
下世纪将居住在这所公寓里的那个学生在费玛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名字，叫约泽尔。他在想象中可以看到这位学生正站在相同的窗户前面并向外凝视着眼前那些相同的群山。他对他说：不要嘲笑了。多亏了我们，你现在才站在这里。有一次，拉马特甘[3]举行植树仪式。拉马特甘首任市长老亚伯拉罕·克里尼茨站在上千个孩子前面。这些孩子来自各个幼儿园，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棵小树苗。市长也握着一棵小树苗。他的任务是要给孩子们作一次演讲，但他不知道说什么为好。突然，一句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的演讲词冲破他混乱的思维从他嘴里迸发出来：“哦，亲爱底（的）孩几（子）们，你们是树苗，我们是肥料。”就像囚犯在自己牢房的墙上刻字一样，将这句话刻在这里的墙上，留给那位傲慢自大的约泽尔看一看，这样做是不是有意义呢?迫使他想起我们?可到了那时，这些墙肯定已被重新粉刷过，重新抹过灰泥，甚至可能都推倒重建了。百年之后，生活将更有活力，更有力量，更有理性，更为快乐。想起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只将其看作一种荒唐可笑、周而复始、不足挂齿的部族冲突而已。就如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历史一样。我想，约泽尔不会像我这样浪费时间，上午在追捕蟑螂，晚上到锡安广场后面那些脏兮兮的饭店里去吃东西。这些地方到时很可能都被夷为平地，代之以充满活力和乐观主义风格的建筑。他们不吃油腻的煎鸡蛋、果酱和酸奶，大概每隔几小时吞吃两三颗胶囊就行了。再也没有肮脏的厨房了，再也没有蚂蚁和蟑螂了。人们白天将忙于有用的和激动人心的事情，晚上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和享受美好的事情。他们将生活在理性的光辉里，万一有爱情的搏动，他们大概会有某种方法可以通过远距离交换细微的电脉冲，以便事先判断有无必要把这种爱情转化为肌肤上的亲昵行为。冬雨将从耶路撒冷永远地销声匿迹。将被转移到农作物地区。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将被安然无恙地送到雅利安人那边。没有人身上会发出怪味，没有东西会散发出怪味。“痛苦”这个词在他们听起来就如同我们听到了“炼金术”这个词一样。
又遇上一次停电。两三分钟之后，灯又亮起来。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我要冲进银行赶快缴费，否则他们就要切断我家的电源，让我坐在黑暗中。我还欠食品杂货店一大笔钱。昨天在路对过施奈德夫人的店里买她的炸小牛肉片时付的是现钱吗?我是不是又记账了?我忘了把那本书带给迪米。是什么在拦着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还不站起来，撤出去，把耶路撒冷留给那些后来的人呢?问得非常好，他低声说道。
这一次，他将自己的内阁召集到雅法路上的舍阿雷泽代克医院旧址，这是一幢壮观的弃楼，自医院迁入新址后就开始败落了。借着台灯光，在破长凳和生锈床架的废物堆里，他让部长们围成一个半圆。他请每位部长依次向他简要介绍各部的形势。然后，他让在座的人都目瞪口呆。他宣布，他打算在黎明时分飞往突尼斯，对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发表讲话。他将把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苦难的主要历史责任公正地放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那些极端主义的领导人的双肩上。他不会不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愤怒。但是，他会提议摆脱流血冲突这种恶性循环，在妥协和媾和的基础上共同建设一个理性的未来。谈判的唯一条件只能是双方完全停止暴力。黎明时分，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任命尤里·格芬为国防部长。加德·埃坦接受了外交部长的职位。茨维主管教育，尼娜主管金融，瓦尔哈夫提格主管社会福利，特德和约珥主管科学、技术和能源。信息和国内安全临时由他亲自负责。从现在起，他的内阁将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命过程将在六个月内完成。届时，和平即将降临。紧接着，我们大家就能够重返各自的岗位，不再干预当选政府的工作。我本人将彻底隐退。我将更名改姓、销声匿迹。现在散会，我们从边门一个一个地离开。
要不要把迪米也安置进来呢?
寒假的一个上午，迪米在罗梅马的那个化妆品工厂的实验室里。费玛赶来接他去圣经动物园时，却发现老人早将自己和孩子关在实验室里，教孩子怎样利用丙酮制造炸药。费玛对父亲教坏小孩子的做法非常生气：我们现有的杀人犯还不够多吗?为什么还要毒害他的心灵呢?可迪米像个调停人一样温和地说了一句话，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爷爷的炸药只用来涂指甲的。”
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窗户左边大约四英尺开外的墙上，在一个灰泥开始脱落的拐角，费玛看到一只灰色的蜥蜴，它一动不动，同他一样，正在渴慕地凝望着伯利恒群山。或者正在观察一只费玛看不见的苍蝇。很久以前，在伯利恒群山上面和其蜿蜒的峡谷中间游荡着士师[4]和国王、征服者、预言上帝何时抚慰何时烈怒的先知、改革世界的救主、骗子、梦想家、祭司和自以为听到什么声音的人、叛徒、民族救星、古罗马的长官、拜占庭帝国的总督、穆斯林将军、十字军亲王、禁欲苦修者、隐士、创造奇迹的人、受苦受难的人。时至今日，耶路撒冷教堂里的钟声仍然回响着他们的记忆，教堂光塔的顶部仍在呜咽地诉说着他们的名字，耶路撒冷城仍在用神秘的咒语召唤他们回来。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城市似乎没有留下一个活物，除了他自己、那只蜥蜴和电灯。
在他年轻一些的时候，每当他走在耶路撒冷的小巷里和布满鹅卵石的荒地上，他也常常想象自己能听到一种声音。他甚至尝试用语言记录那些他在想象中听到的声音。在那些日子里，他也许还能够拨动某些人的心弦。就是现在，在托拜厄斯或格芬家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上，他有时也还能让一些人，特别是女人感到痴迷。有时，他会抛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一时间满屋子的人都会屏住呼吸。然后，他的见解就被人们传播开来，偶尔还会登上报纸上的专栏。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造一个新的词组，用以前人们从未用过的词语来阐发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表达一个鞭辟入里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耶路撒冷城会不胫而走，直到几天之后他会在收音机上听到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些看法这时就不再和他有关了，就将和他的名字割裂开来，而且经常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作为一种温和的责备，他的朋友们喜欢跟他说，有那么一两次他显露了自己真正的预见力，例如1973年就是这样[5]，当时，他四下奔走，为让以色列饱受折磨的盲目主义和迫在眉睫的灾难悲叹，都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还有在入侵黎巴嫩[6]的前夜。还有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之前。每当他的朋友们提起这些预言时，费玛便会做出不敢接受的样子，带着一丝悲哀的苦笑回答说：没什么，字在墙上都写着呢[7]，连孩子都能看得懂。
茨维·克鲁泡特金有时会把文学副刊或文学期刊里引用《奥古斯丁之死》的某些文章抄给他看。那时，某些批评家不厌其烦，把他的那些诗歌从湮没的旧纸堆里拽出来，在赞成或反对现行诗坛潮流的论战中作为辅助性的弹药。每当这时，费玛总会耸耸肩膀，咕哝着说：好了，茨维卡，扔掉它算了。他的诗歌，如同他的预言一样，对他似乎已变得遥不可及，和自己毫不相干。根本就不知道为何痛苦的心灵为什么要痛苦呢?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只是表象的存在?当你已经忘却丢掉的是什么东西时，你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丢掉的东西呢?在他的公羊年里，就在同瓦莱塔旅馆老板娘的短暂婚姻期间，费玛有一次坐在码头旁的一家水滨小餐馆里，看两个渔民玩十五子游戏[8]。事实上，与其说他在看那两个渔民，倒不如说他在看坐在他们中间一把椅子上直喘粗气的那条德国牧羊狗。狗的耳朵向前竖起来，一副认真的样子，好像它正在倾听下一步走棋。它紧盯着两个棋手的手指、滚动的色子和来回移动的筹码。对费玛来说，它的那双眼睛似乎充满了痴迷、恭顺和惊奇。为理解晦涩难懂的东西而做出这般专注的努力，费玛还根本没有见过，之后也没有见过，仿佛在渴慕破解这个游戏的过程中那条狗已达到了一种遗形物外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在看待未知事物时所应采取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理解，或者至少要理解我们在理解上的无力。有时，并不完全信奉上帝的费玛把宇宙的创造者想象成一个具有中东血统的耶路撒冷商人，六十岁左右，身体瘦削，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被香烟和亚力酒[9]消耗得弱不禁风，下身穿着绽了线的棕色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并不十分干净的白衬衫，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他那瘦得皮包骨的脖子上，但他从来不打领带，脚穿一双棕色的破鞋，外套一件有些嫌小的破烂的老式夹克衫。这个造物主昏昏欲睡地坐在兹克伦摩西区他那个零星服饰用品商店门口的一张柳条凳上，面对着太阳，一双眼睛半睁半闭着，脑袋耷拉在胸前。一颗已经熄灭的香烟头挂在他的下嘴唇上，一串琥珀珠链僵在他的手指中间，手指上有一颗宽大的戒指，不时闪烁着光芒。费玛停下来，夸张地表示着自己的礼貌，犹犹豫豫地斗胆问道：我能否打扰阁下片刻，向阁下请教一个问题呢?老人布满皱纹的、苍老粗糙的脸上抽搐了一下，掠过一抹嘲讽的表情。或许只是一只嗡嗡叫的苍蝇?阁下能否屈尊思考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10]?伊万与魔鬼的辩论[11]?米佳的梦魇[12]?或者宗教大法官的一段经历[13]?不?阁下会怎样屈尊回答这个问题呢?虚空的虚空[14]?不知阁下是否又要诉诸古老的论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15]我是自有永有的。[16]老人好像打了一个饱嗝，散发出烟草和亚力酒的浓烈气味，举起两个像抹灰工那样坑坑洼洼的手掌心，然后把两只手掌心空着摊放在膝盖上。只不过他手上的戒指忽闪了一会儿，接着就暗淡了下去。他在咀嚼什么东西?微笑?打盹?费玛放弃了自己的请求。道歉之后，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不是奔跑，不是急急忙忙，然而却像正在奔跑、也知道自己正在奔跑、还知道奔跑是徒劳无益的这么一个人。
站在窗口，费玛看太阳奋力挣脱云层。一种难以描述的变化就要降临街道和山峦。与其说是一片光亮，不如说是各种色调的轻微的震颤，仿佛空气本身正在经受着犹豫和怀疑的折磨。充斥这帮人——尤里、茨维、特迪，还有其他人——生活的一切事物，激发他们的憧憬或者热情的一切事物，对费玛来说，就像花园里光溜溜的桑树下正在腐烂的枯叶一样可怜。这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块被遗忘的应许之地——不，不是土地，也不是应许的，更不是被真正遗忘了，只是正在向你召唤的什么东西。他问自己，如果自己今天就死，他会不会在意呢?这个问题没有在他心里激起任何反应：既没有激起忧虑，也没有激起欲望。死亡好像同瓦尔哈夫提格所讲的故事那样枯燥无味。然而，他的日常生活也是墨守成规、沉闷乏味，就和他父亲的说教一样。他顿时从思想上认同了老人，不是关于印度人身份的问题上，而是父亲说，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没有欢乐，也没有目的。施勒密尔和他的朋友确实值得同情，而不是嘲弄。可是，对他来说，他们到底是谁呢?当然，他，也就是费玛，脑袋里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智，只不过由于疲倦，他一时还不能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智。就像一个人正在等待精确的计时。或者正在等待捣毁地幔的一记重击。比方说，他可以辞去在诊所的工作，从老头子那里弄一千美元，乘一艘货船离开家园，到外面开辟新的生活。去冰岛。去克里特岛。去塞费德。他可以成天把自己关在马格迪埃勒的那家旅馆里，写一部戏剧。或者写一部忏悔录。他可以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挑选一些追随者，发起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将粉碎那种无动于衷的情绪，像野火一般席卷民众。或者，他可以加入某个现存的政党，花五六年时间投身公共事务，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让人们对国内局势有全新的认识，直至让最冷淡的心也被他震动，最后他就亲手掌舵，把和平带给这片土地。1977年就有一位平民，名叫兰格或者朗格，他奋力拼搏，通过选举进了新西兰议会，到1982年年底就大权在握了。[17]或者，他可以谈恋爱，要么就参与父亲的生意，把化妆品工厂逐渐转变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要么，他可以迅速攀登学术阶梯，超过茨维和他的那帮人，当一个教授，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他可以再出一本诗集，让整个耶路撒冷都为之倾倒。“让整个耶路撒冷都为之倾倒”，多么荒唐可笑的表述。要么就把约珥赢回来。还有迪米。要么，他可以把这座废墟卖了，然后用所得的钱修复一幢位于上加利利群山之中一个遥远村庄边上的弃房。要么正好相反：找一帮建筑工人、木匠、装潢的师傅，把整座公寓翻修一新，把账单送给父亲，然后翻开新的篇章。
太阳忽然从吉洛山脉上空的流云里露出脸来，在其中一个山峦上撒下一片柔和的宝光。这一回，费玛并不觉得“宝光”这个说法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但他宁愿不用。但不是在他大声说出“宝光”、感受到一阵内心回应和愉悦之前。他接着又说“就是这样”，于是，他又体会到了一种伴杂着嘲讽意味的愉悦。
楼下花园里的一片玻璃在燃烧着，好像它已经找到了方向，在示意费玛跟它走。费玛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父亲的话。去年的雪。一把尘土。然而，他说出来的不是“去年的雪”，而是“去年的骨头”。
伏在墙上一动不动的蜥蜴和厨房洗涤槽下面的蟑螂有何共同之处，又有何不同之处呢?表面上看，它们谁也没有浪费生命的财富。即使它们也逃脱不了巴鲁赫·农贝格关于没有感觉地活着、没有欲望地死去这一条铁的定律。但至少没有幻想着攫取权力、给这片土地带来和平。
费玛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极力不惊动正在沉思的爬虫。即使朋友们和他自己都认为他是个手脚粗笨的傻瓜，他还是试着一声不响地打开了。此刻，他坚信小动物正在注视空中的某个点，而这个点也是他这会儿应该观看的。眼前的小动物带着一种焦虑和慈爱的神情从不到三英尺之外的地方凝视着费玛，它是从进化王国里哪一个遥远的省份而来呢?从远在词汇和知识产生之前，远在一度游荡于群山之间的那些国王、先知和救世主存在之前就到处都是向外喷发烟雾的火山、丛林、从地面升腾起来的水雾的哪个阴暗又原始的地带而来呢?像一个关心你健康的远房亲戚。对，一只完美的小恐龙，已经收缩到庭院蜥蜴一般大小。费玛似乎引起了小动物的好奇心，要不然它为什么在那里慢慢地左右摇晃着脑袋，好像在说：看到你我真是吃惊。或者，好像正在为费玛此刻不明智的行为感到遗憾，为自己无法帮他感到遗憾。
它确实是一个远房亲戚：毫无疑问，它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个遥远的分支。你我之间，伙计，我俩和托洛茨基之间，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头颈项脊椎骨好奇心食欲四肢性欲分辨明暗和冷热的能力肋骨肺衰老消化和分泌系统感受疼痛的神经新陈代谢记忆危险意识错综复杂的血管迷宫生殖机制设计成最终要自我毁灭的有限再生机制。还有具复合水泵功能的心脏和味觉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和逃亡隐藏伪装的天才和方向识别系统和大脑，很显然，还有孤独感。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供我们讨论、比较、互相学习、互相传授。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把我们三人都联系到植物界的一种更为遥远的亲缘关系上。比如，把你的手放在一片无花果的叶子上，或者葡萄叶上：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它们在外形上的相似，否认手指、传输营养和排泄废物的纵生的导管和叶脉在扩展性上的相似。还有，谁能说在这种亲缘关系的背后，我们所有人和矿物质之间，或者我们所有人和无生命世界之间，是否潜藏着一种更为微妙的亲缘关系呢?这一点有谁能说得清楚呢?每一个活细胞都是由一团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这些无生命的物质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生命，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搏动着极其微小的电荷。电子。中子。或许也有一种既不能融合也不能分离的雌雄体模式?费玛笑了。他决定最好还是和一百年后站在眼下的窗户前面、也凝视着一只蜥蜴的年轻的约泽尔妥协。我对未来的约泽尔来说无足轻重，可能还不如一颗盐粒重要。我身体中的某种东西，一颗分子、一颗原子、一颗中子，有可能还真的留存于这个房间，有可能真的就留存于一颗盐粒之中。假如从现在算起的一百年后人们还在用盐的话。
但他们为什么不用呢?
要是可以把这些幻想说给什么人听听的话，迪米则是唯一的人选。
不管怎么说，让他的头脑充满先知、蜥蜴和葡萄叶总比充满用指甲油制成的炸弹要好。
忽然，蜥蜴蠕动着爬走了，将自己藏到阴沟里，要么就是阴沟后面。蜥蜴消失了，就是这样。福莱的《安魂曲》放完了，接下来的是鲍罗廷[18]的《波罗维茨人之舞》，费玛不喜欢这首曲子。耀眼的阳光刺得他两眼生疼。他关上窗户，开始找一件针织套衫，但是太迟了，他已经来不及拯救他的电水壶了。电水壶里的水烧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会儿正散发出一股烟味和烧焦的橡胶味。到底是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它带去修一下，还是去买一个新的，费玛看来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他自言自语道。
他嚼了一片胃灼热药片，做出了不予处理的决定。他给诊所打了个电话，告诉塔马他今天不去上班了。没有，他没有生病。对，他能肯定。安然无恙。对，有点私事。不，没有什么不舒服，他不需要任何帮助。不过还是谢谢你，请对他们说我很抱歉。他翻看着电话簿，你瞧，在字母T的下面，他发现在米瓦谢鲁特镇（这是一个郊区）竟然有两个姓塔德莫的，一个叫安妮特·塔德莫，另一个叫耶罗哈姆·塔德莫。
接电话的正是安妮特本人。费玛说：
“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昨天在诊所的接待员。埃弗雷姆。费玛。还记得吗?我们在诊所里聊过。我原以为……”
昨天的谈话安妮特记得很清楚。她说她非常高兴。她建议到市区见面。“一小时之后怎么样?一个半小时?你觉得合适吗，埃弗雷姆?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打电话来的。你就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了。我就是有一种直觉。昨天我们见面时，噢，还有些话没有说完。那么，一小时以后行吗?就在萨维扬餐馆?不见不散。”
【注释】
[1] 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托洛茨基集团领袖，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后被开除出党（1927）、逐出苏联（1929），曾组成“第四国际”（1938），在墨西哥遭暗杀，著有《不断革命》等。
[2] 福莱（1845——1924），法国作曲家，作有钢琴曲、歌曲、室内乐曲等，代表作有《安魂曲》、声乐套曲《美好的歌曲》等。
[3] 拉马特甘，以色列城市，在特拉维夫东北。
[4] 士师，指在以色列历史中自进入迦南到君主制度成立前这段期间领导人民抵抗外侵的民族英雄。参见《旧约·士师记》。
[5] 这里指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的情况。战争爆发的第一天（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故又称赎罪日战争。
[6] 即黎巴嫩战争（1982——1985），指以色列国防军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的战争。
[7] 墙上的字，喻指凶兆或灭亡前的预兆。典出《旧约·但以理书》五章。
[8] 十五子游戏，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投色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9] 亚力酒，一种亚洲产烈酒，用椰子汁、糖蜜、米和枣酿制。
[10]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米佳、伊万和和阿廖沙分别是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次子和幼子。
[11] 伊万与魔鬼的辩论，见《卡拉马佐夫兄弟》十一卷九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12] 米佳的梦魇，见《卡拉马佐夫兄弟》八卷八章《梦魇》。
[13] 宗教大法官的一段经历出自《卡拉马佐夫兄弟》五卷五章《宗教大法官》。《宗教大法官》是伊万为了向阿寥沙说明自己的思想而杜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6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是实行宗教裁判所制度最可怕的时代。基督出现了，他使躺在小棺材中的一个七岁女孩起死回生，又使一个盲人老者重见光明。人们热烈地欢迎他。而宗教大法官看到基督后，却命令人们把基督作为破坏稳定和秩序的人囚禁起来。夜里，宗教大法官到牢房去看望基督，与基督谈话，但基督却痛苦地沉默不语。宗教大法官被这种沉默所震慑，放弃了清晨烧死基督的企图，把基督从牢房里放了出来。
[14] 见《旧约·传道书》一章二节。
[15] 见《旧约·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
[16] 见《旧约·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17] 实际是指兰格，即戴维·兰格（1942——），新西兰政治家、总理（1984——1989），1977年进入新西兰议会，然后青云直上，于1983年成为工党领袖，其非核武器防御政策使他在1984年的大选中获胜，成为新西兰在整个20世纪最年轻的总理，在第二任中辞职。
[18] 鲍罗廷（1833——1887），俄国作曲家，作品具有俄罗斯民歌特色。其杰作《波罗维茨人之舞》是歌剧《伊戈尔王子》第二幕芭蕾场景中使用的一连串合唱与乐队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