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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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71、175页。
2 同上，185—188页。
3 同上，182—183页。
4 同上，193—194页；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67—68页。
5 芮玛丽（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拼搏：1862—1974年的同治中兴》，第九章；孔飞力《太平天国观念的起源：一场中国叛乱的文化交叉范畴》，第四章。
6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37—238页。陈玉成是陈承瑢的侄子。
7 同上，202—203、210—212页；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73—74、77页。译注：原文如此。其实当时太平军屡屡增援庐州，但未成功。后因芜湖、镇江危急，杨秀清决定撤出皖北将士驰援。11月10日，太平军撤出庐州，参加援芜之列。但此战损失亦不小。
8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6—198、254—256页；魏斐德（Wakeman）《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骚动》（Strangers），第十四、十五章；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97页。译注：当时南昌城三面临水，曾国藩有水师，太平军缺乏水师，无力合围。
9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31—132页；威廉斯《天京》，178—180页。
10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41—44页。
11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06—207页，对交通的论述；以及209页。
12 《太平叛乱》，199—200、203页。
13 《太平叛乱》，200、204、213页。
14 《太平叛乱》，205、215、217页。萧朝贵借耶稣之口，对洪秀全虐待妻子提出警告，早在1849年就已出现过；见《天兄圣旨》卷一，13b页。
15 《太平叛乱》，205—207页，记录了这时期的一个变化。
16 《太平叛乱》，214—215页。
17 《太平叛乱》，217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19页。
18 见《天兄圣旨》卷一，5页，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中旬中的复述。
19 同上，卷一，13页，道光二十九年一月十八日。
20 同上，卷二，14页，道光三十年八月一日。
21 《太平叛乱》，217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19页。
22 《天兄圣旨》卷一，3b—4页，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3 麦都思（W. H. Medhurst）是这个汉语文本的第一个作者，经过小心谨慎的增删，他把它译成了英文，洪秀全讲话的完整内容在1855年9月22日、9月29日、10月6日《北华捷报》上。亦见《太平叛乱》，344—364页。
24 《太平叛乱》，201—203、219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20b页；《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7节；《太平叛乱》，234页；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59—160页。
25 《太平叛乱》，204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7页，其中记载顶天侯秦日纲要搀抉或“肩负”东王，同时韦昌辉要抉送或“陪护”洪秀全至天王府。
26 《太平叛乱》，218页，系据《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20页修改而来。
27 《太平叛乱》，214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17页。
28 费煦班《中国的印象和目前的革命，它的进展与前景》，239页注释，将洪天贵作为三兄；《太平叛乱》，202页注释，引用太平天国统治时期一个名叫谢捷和的南京居民的说法，将冯云山称为三兄。译注：洪秀全长子初名洪天贵，后改为洪天贵福。
29 《太平叛乱》，377—378页。
30 《太平叛乱》，379、391页；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93页。
31 《天父圣旨》，5—9页，所标日期为太平历四年（译按：即1854年）一月二十七日。拷起来的是陈承瑢、蒙得恩和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受谴责之后得到宽恕的是卢贤拔；卢贤拔参与制定十款天条，见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61页；被处死的是陈宗扬。
32 见《天父圣旨》，7页，上帝（杨秀清）特意使人忆起早期黄日镇和周锡能两案件。周锡能案件亦见《太平叛乱》，89—97页；黄日镇案件见《太平叛乱》，102、443页。
33 《天父圣旨》，3—4页；亦见瓦格纳《中国公众领域的运作：神学和太平天国宣传技术》，133—134页，翻译和分析上略有不同。
34 《天兄圣旨》卷一，5b—6页；王庆成《天父天兄圣旨》，7页；瓦格纳《中国公众领域的运作：神学和太平天国宣传技术》，131页。
35 《太平叛乱》，200—216页，证明杨秀清引用四处《论语》中的不同篇章，引用《大学》中的一处。
36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30—231页，这段译文最初由简又文翻译，然后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卷二，1084页汉文稍作改动而来。
37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66—267页；《太平天国全史》卷二，1271—1276页。
38 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73页；这个报道的大部分由包令和麦都思写成，包含在克拉克和格里戈利的《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57—171页中。他们的完整长篇手稿，经删节和修改后保存在PRO/FO671：2中。
39 PRO/FO17：214，198v—199页，在格里戈利的《大不列颠和太平军》中，180—186页全文也引用此段话，引文在181页；关于信封，见克拉克和格里戈利《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70页。
40 PRO/FO17：214，页203r、203v；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86页。这段中两个关键讨论，见瓦格纳《天国观念》，44—46、65页，以及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103—108页。
41 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87—188页。
42 同上，190—191页。
43 PRO/FO17：214，207v页；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89—190页；克拉克和格里戈利《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71页，记录了包令在“宗教会议”上的发言。
44 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93页。译按：这句经文出自《约翰福音》第5章第39节。
45 克拉克和格里戈利《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65、168页。
46 《天父圣旨》，12b—13页，日期为太平历四年（即1854年）六月一日；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98—100页；瓦格纳《中国公众领域的运作：神学和太平天国宣传技术》，136—137页。
47 《天父圣旨》，12b—13b页，日期为太平历四年（即1854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