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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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71、175页。
2 同上,185—188页。
3 同上,182—183页。
4 同上,193—194页;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67—68页。
5 芮玛丽(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拼搏:1862—1974年的同治中兴》,第九章;孔飞力《太平天国观念的起源:一场中国叛乱的文化交叉范畴》,第四章。
6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37—238页。陈玉成是陈承瑢的侄子。
7 同上,202—203、210—212页;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73—74、77页。译注:原文如此。其实当时太平军屡屡增援庐州,但未成功。后因芜湖、镇江危急,杨秀清决定撤出皖北将士驰援。11月10日,太平军撤出庐州,参加援芜之列。但此战损失亦不小。
8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6—198、254—256页;魏斐德(Wakeman)《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骚动》(Strangers),第十四、十五章;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97页。译注:当时南昌城三面临水,曾国藩有水师,太平军缺乏水师,无力合围。
9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31—132页;威廉斯《天京》,178—180页。
10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41—44页。
11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06—207页,对交通的论述;以及209页。
12 《太平叛乱》,199—200、203页。
13 《太平叛乱》,200、204、213页。
14 《太平叛乱》,205、215、217页。萧朝贵借耶稣之口,对洪秀全虐待妻子提出警告,早在1849年就已出现过;见《天兄圣旨》卷一,13b页。
15 《太平叛乱》,205—207页,记录了这时期的一个变化。
16 《太平叛乱》,214—215页。
17 《太平叛乱》,217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19页。
18 见《天兄圣旨》卷一,5页,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中旬中的复述。
19 同上,卷一,13页,道光二十九年一月十八日。
20 同上,卷二,14页,道光三十年八月一日。
21 《太平叛乱》,217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19页。
22 《天兄圣旨》卷一,3b—4页,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23 麦都思(W. H. Medhurst)是这个汉语文本的第一个作者,经过小心谨慎的增删,他把它译成了英文,洪秀全讲话的完整内容在1855年9月22日、9月29日、10月6日《北华捷报》上。亦见《太平叛乱》,344—364页。
24 《太平叛乱》,201—203、219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20b页;《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7节;《太平叛乱》,234页;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59—160页。
25 《太平叛乱》,204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7页,其中记载顶天侯秦日纲要搀抉或“肩负”东王,同时韦昌辉要抉送或“陪护”洪秀全至天王府。
26 《太平叛乱》,218页,系据《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20页修改而来。
27 《太平叛乱》,214页;《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集,载于《印书》,17页。
28 费煦班《中国的印象和目前的革命,它的进展与前景》,239页注释,将洪天贵作为三兄;《太平叛乱》,202页注释,引用太平天国统治时期一个名叫谢捷和的南京居民的说法,将冯云山称为三兄。译注:洪秀全长子初名洪天贵,后改为洪天贵福。
29 《太平叛乱》,377—378页。
30 《太平叛乱》,379、391页;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93页。
31 《天父圣旨》,5—9页,所标日期为太平历四年(译按:即1854年)一月二十七日。拷起来的是陈承瑢、蒙得恩和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受谴责之后得到宽恕的是卢贤拔;卢贤拔参与制定十款天条,见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61页;被处死的是陈宗扬。
32 见《天父圣旨》,7页,上帝(杨秀清)特意使人忆起早期黄日镇和周锡能两案件。周锡能案件亦见《太平叛乱》,89—97页;黄日镇案件见《太平叛乱》,102、443页。
33 《天父圣旨》,3—4页;亦见瓦格纳《中国公众领域的运作:神学和太平天国宣传技术》,133—134页,翻译和分析上略有不同。
34 《天兄圣旨》卷一,5b—6页;王庆成《天父天兄圣旨》,7页;瓦格纳《中国公众领域的运作:神学和太平天国宣传技术》,131页。
35 《太平叛乱》,200—216页,证明杨秀清引用四处《论语》中的不同篇章,引用《大学》中的一处。
36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30—231页,这段译文最初由简又文翻译,然后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卷二,1084页汉文稍作改动而来。
37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266—267页;《太平天国全史》卷二,1271—1276页。
38 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73页;这个报道的大部分由包令和麦都思写成,包含在克拉克和格里戈利的《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57—171页中。他们的完整长篇手稿,经删节和修改后保存在PRO/FO671:2中。
39 PRO/FO17:214,198v—199页,在格里戈利的《大不列颠和太平军》中,180—186页全文也引用此段话,引文在181页;关于信封,见克拉克和格里戈利《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70页。
40 PRO/FO17:214,页203r、203v;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86页。这段中两个关键讨论,见瓦格纳《天国观念》,44—46、65页,以及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103—108页。
41 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87—188页。
42 同上,190—191页。
43 PRO/FO17:214,207v页;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89—190页;克拉克和格里戈利《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71页,记录了包令在“宗教会议”上的发言。
44 格里戈利《大不列颠和太平军》,193页。译按:这句经文出自《约翰福音》第5章第39节。
45 克拉克和格里戈利《西方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文选》,165、168页。
46 《天父圣旨》,12b—13页,日期为太平历四年(即1854年)六月一日;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98—100页;瓦格纳《中国公众领域的运作:神学和太平天国宣传技术》,136—137页。
47 《天父圣旨》,12b—13b页,日期为太平历四年(即1854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