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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人在一起无话可说并不可怕，特别是在两人都不知说些什么的时候。可怕的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本来无话可说却偏要说，这种情况不仅不妙，简直十分讨厌，但其中也有例外，挑一个什么随便讲讲，不嫌烦的话，你就随便听听，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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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恋爱发生在十七岁暑假的最后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读了一本美国畅销书，作者名为西格尔，书名叫做《爱情故事》，那是一本中英对照读物，谁知竟让我走火入魔，英文那一半我几乎没看，一气读到夜里三点钟，合上书后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后我就直奔位于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想找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学音乐的女孩当老婆，此种异想天开的举动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不幸之处在于，我果真找到了。
那天中午我在街上的一个小饭铺买了三两饺子，吃罢直奔音乐厅，我兜里倒是有点钱，那点钱的来历是这样的，在我父亲交给我学费的一瞬间，我忽然一拍脑袋，对他说：“爸，我忘了，书费不是十五块，是二十五。”
我父亲抬起头来，用怀疑的目光望向我，我连忙补充：“可能是书涨价了。”
这样，我得到了在当时的学生来说相当多的一笔钱。
从中午开始，我站在音乐厅门口，把那个月要演出的场次和剧目记得倒背如流，连我从没听说过的指挥之类都没放过，六点半左右，人开始来了，我坐在靠边的台阶上，等着我心爱的老婆到来，事情的结果出现在我当晚写的日记中。
“前来欣赏钢琴独奏的人中，漂亮的单独前来的女孩竟然一个也没有，无法下手……整个下午连同晚上，我就像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渣滓，在音乐厅门前的停车场上荡来荡去……
我感到无聊……我很紧张……花了一块钱买了香烟和汽水。……第一句话该怎么说一直没想好……门卫可能已经注意我了……“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拦住十七岁的我，十七岁的我，朝气蓬勃，头脑会因一段被称之为感人的文字而发热，心也会为某种被称之为浪漫的情感所激动。所以，第二天放学后，我又去了，结果再次失望而归。
失望而归的结果当然是欲罢不能，不肯死心。十七岁的我认为，文字与现实同属存在，而且一样有效，一样可靠。显然，那个十七岁的我荒谬绝伦，不可理喻，但十七岁是个厉害的年龄，厉害之处在于，敢于想象的同时，也敢于行动。
于是，第三天，我照常出动不误。
同样的过程持续了大约有三个星期，每天放学后，我都跑到音乐厅门口孤独地等待着我想象中的老婆，她多次出现在人流中，叫我一次次产生出难以名状的激情和想象。大多数时候，她和一位我认为不适合作我老婆的女孩结伴而来，令人沮丧。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到音乐厅门前等我老婆这件事终于成了我的执拗行为，如果我不能从人丛中把她弄到手，那么我会一辈子站在音乐厅门口，我想在当时、在这件事上我是下了决心的。
在那个门口呆久了，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和人说话的机会，那就是卖望远镜。我在西单花了六元钱买了四个望远镜，当天晚上就卖光了，赚了四元钱，再往下一天，我卖掉了十二个，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除去花销，我竟然净赚了三百二十四元钱，在当时，这可是个大数目。
来音乐厅听音乐的漂亮女孩并不是很多，其中一些是固定的，我给她们分别编了号，起了名字，可惜的是，我老婆并不在名单之列。
名单中有一个女孩，排在第四号，眉心有颗美人痣，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因为她每隔几次都要到我这里来买一个望远镜，也不知她要那么多同样的望远镜有什么用，总之，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总和一个穿军装的家伙结伴而来，那个家伙身高体壮，但声音温和，每次付钱时都是真心而愉快的。
排在第二号的女孩，总和她妈妈一起来，她妈进门时总对她说一句相同的话：“快去上厕所，一开始就来不及了。”
半年时间说话就过去了，那是在八五年，北京音乐厅刚刚建成，听古典音乐在当时颇为时髦，误打误撞，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古典音乐这回事，当然，我时常能够从票贩子手里获得他们砸在手里的门票，进入音乐厅。我在里面听到不少音乐，还知道了一些现在人所共知的臭了街的名字，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等，加之那个时候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因此，这些名字在我眼里便有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我知道莫扎特在大瓢底时写出的音乐竟然与他有点钱时没什么区别，贝多芬一生不曾操过一个小妞，巴赫的平均律中的和声和对位要用到数学，甚至还知道，从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音乐竟然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总之，那一时期，我对书本知识十分好奇，书中提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照单全收，并且时常为之啧啧称奇。
寒假期间，音乐厅进入淡季，一星期只有两场演出，但姑娘中来了不少新面孔，一个下雪天，我通过望远镜，在夜色里看到我老婆出现了，她东张西望地往前走，长得叫我为之怦然心动，明显的表现是，我在迎上前时摔了一跤，刚巧摔到她脚下，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我爬起来，紧跟过去，她直奔售票处，在那里询问了半天，脑袋差点扎进那个售票的小窟窿，最后失望地转回身来，正和我撞个满怀，我抓紧时间，几近疯狂地问道：“要票吗？”
她点点头。
我摊开手：“我也没有。”
她连“神经病”都没说就从我身边走开了，把我身上背的书包撞得响了起来，当时里面足有十五个望远镜。
我看见她一晃三摇地穿过人群，向音乐厅的小门走去，急忙追上去，在她前面挡住去路，挡的非常不是地方，正是门口，进来的人把我撞得站立不稳。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问她。
她疑惑地点点头：“怎么啦？”
“我可以想办法弄到票。”我说。
“我钱不够。”
“你有多少？”
“四块一。”
当晚的最低票价是五元，是个外国交响乐团的演出。
我说：“你等等，我也许有办法。”
“为什么？”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再次问她。
“是。”她干脆地答道，“我拉低音提琴。”
我花了四十元买到两张票贩子卖的票，我们俩一齐进场，坐在第六排靠中间的座位上，开演后我递给她一个二点五倍的望远镜，自己又拿出一个四点五倍的，一同往台上看，她按住我的望远镜，问：“你是干什么的？”
顺着她的目光，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打开的包里的一堆望远镜，我刷地拉上拉链，把包往脚下一放：“你别管了。”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音乐厅睡去，演奏过程中，我不断换望远镜，我使完一个，她就管我要过去，这样，在中场休息时，我们俩人手里共有四个不同倍数的望远镜，都挂在脖子上，一人挂两个。
我们一起走到画廊，一幅幅看那里挂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贝多芬的一个情人叫爱丽丝的，背景一片模糊，爱丽丝体态肥胖，穿着一件好像豆包布的灯笼袖上衣，一手托腮，眼睛看着远方，脸上是健康的腓红色，下面一行小字：“贝多芬曾为她创作《月光》。”
我一指：“她这样的，在我国自由市场就能搞到。”
旁边一个女孩听了笑出声来，我未来的老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向下一幅画走去，没走几步就笑了起来，这一笑，越发不可收拾，直至笑弯了腰，我走到她旁边，也弯下腰，问她：“你没事吧？”
回去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从六部口走到西便门，又从西便门经菜市口走到虎坊路，再从虎坊路走到天坛公园西门，最后，我们在天坛医院家属楼前停住，她指了指三楼的一扇窗户，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家。”
抬头看去，她们家漆黑一团。
我点头，她钻进楼洞，随着达达达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