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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后，又有人来见他们——他们的伊朗律师。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这是一场毫无条理、令人沮丧的对话。反正保罗和比尔都对这些律师没信心，因为正是他们告诉罗伊德·布里格斯，保释金不会超过两万美元。保罗和比尔返回牢房时，依然困惑而抑郁。
他们在查塔努加室度过了剩余的下午时光，同勒伽巴、托里阿提和帕沙聊天。保罗详细描述了达德加讯问他的过程。三名伊朗人对自己的名字在讯问中被提及都备感兴趣。保罗告诉托里阿提博士，达德加提到博士时，暗示他在EDS公司领工资有利害冲突。托里阿提说自己也被达德加问过相同的问题，然后就被投进了监狱。保罗回想起达德加还问过帕沙写的一份备忘录。这只是为保存数据而做的例行操作，谁也不明白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勒伽巴对他们被捕的原因有一个假设：“国王拿我们当替罪羊，向民众显示他在切实打击腐败。但他选中了一个没有腐败的项目。他没什么好打击的，但如果释放了我们，就会显得他手软。倘若他去查查建筑行业，就会发现多得难以置信的腐败……”
这些都是粗线条的假想。保罗和比尔想要知道细节：谁下令打击腐败？为什么选卫生部入手？打击者认定卫生部出现了什么样的腐败？是谁告发了如今锒铛入狱的这些人？勒伽巴并不是想回避问题，他只是不知道答案。他的闪烁其词是典型的伊朗风格——问一个伊朗人早餐吃了什么，十秒钟后他就会阐释自己的生活哲学。
六点钟，他们返回牢房吃晚饭。晚饭很粗陋，不过是中午的剩饭捣碎后抹在面包上，只是茶更多了。
晚饭后，他们看了电视，勒伽巴翻译了新闻。国王让反对派领袖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组建文官政府，代替十一月起开始统治伊朗的将军们。勒伽巴解释说，沙赫普尔是巴赫提亚尔部落的领袖，他一直反对同国王政权合作。不过，巴赫提亚尔政府能否终结混乱取决于阿亚图拉·霍梅尼。
国王还否认了自己将离开伊朗的传言。
比尔觉得这些消息鼓舞人心。巴赫提亚尔就任首相将有助于国王继续执政和维持稳定，但反叛者终究能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发言了。
十点，电视节目结束。囚犯返回各自的牢房。狱友们将毛巾和布条挂在床铺上阻挡光线——这里同楼下一样，电灯会亮一晚上。勒伽巴说，保罗和比尔可以让来访者给他们带床单和毛巾。
比尔用薄薄的灰毛毯盖住身子，平静下来，努力入睡。我们得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了，他无奈地想，我们必须努力活下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h4>2</h4>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罗斯·佩罗手里。但在接下来的两天，他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
一开始消息还不错。12月29日，星期五，基辛格回话了，说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将想办法释放保罗和比尔。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首先得举行两次会议，一次是同伊朗司法部的人，一次是同国王内廷的代表。
在德黑兰，美国大使的副手、公使衔参赞查尔斯·纳斯正在亲自安排这些会议。
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利·普雷希特也在同阿尔德希尔·扎赫迪谈话。艾米丽·盖洛德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同肯尼迪参议员通过气。摩尔将军在联系伊朗军政府里的熟人。唯一令人泄气的消息来自理查德·赫尔姆斯，美国前驻德黑兰大使——他坦白地说，他的老朋友都不再有影响力了。
EDS公司找了三个律师做顾问，其中一个是美国人，擅长代表美国公司同德黑兰打交道。另外两个是伊朗人，一个与亲国王势力有来往，另一个同反对派关系密切。三个律师都认为，保罗和比尔被捕这件事严重违法，保释金也是天文数字。那名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说，他听过的伊朗最高的保释金是十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法官将保罗和比尔投入监狱的理由站不住脚。
在达拉斯，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汤姆·沃尔特——一个慢条斯理的亚拉巴马人——正在研究，如果有必要的话，如何支付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保释金的问题。律师建议可以采取三种形式支付：现金；或者伊朗银行开立的信用证；或者将留置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EDS公司在德黑兰没有价值如此之高的财产——电脑其实属于卫生部。因为银行罢工和局势动荡，也不可能将一千三百万美元的现金送去伊朗，所以沃尔特在筹备信用证。作为EDS公司面向投资人的代表，T.J.马尔克斯警告佩罗，一个上市公司支付如此高额的赎金可能不合法。佩罗熟练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将用自己的钱来支付。
佩罗一直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中的至少一种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法律压力、政治压力或者支付保释金。
但接着就传来了坏消息。
伊朗律师纷纷改口，称这个案子“牵涉政治”，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的伊朗搭档提醒他不要碰这个案子，因为这可能会让事务所得罪伊朗权贵。显然，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逮捕保罗和比尔的理由相当充分。
律师汤姆·卢斯和财务官汤姆·沃尔特去过华盛顿，并在摩尔将军的陪同下拜访了国务院。他们原本打算坐下同普雷希特好好谈谈，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释放保罗和比尔。但亨利·普雷希特态度冷漠。他同他们握了手——他们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陪同而来，他不得不这么做——但他没有坐下同他们谈，而是径直把他们推给了他的下属。这名下属说，国务院的所有努力都没能取得成果——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和查理【12】·纳斯都没能让伊朗当局释放保罗和比尔。
缺乏耐心的汤姆·卢斯勃然大怒。“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是国务院的职责，”他说，“而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只干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保罗和比尔送进监狱！”
但国务院官员并不认同。“国务院目前所做的事已超出了正常的义务。如果美国人在国外犯了罪，那就必须接受国外法律的制裁——国务院的义务不包括把有罪之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但保罗和比尔没有犯罪！”卢斯争辩道，“他们被扣押为人质，赎金是一千三百万美元！”但他是白费口舌。就这样，他和汤姆·沃尔特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达拉斯。
前一天深夜，佩罗打电话给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问查尔斯·纳斯为什么还没有同基辛格和扎赫迪提到的官员会面。答案很简单：这些官员都故意不见纳斯。
今天，佩罗又给基辛格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基辛格很抱歉，他认为自己已经爱莫能助，但他答应会再给扎赫迪打电话试试。
从汤姆·沃尔特那儿传来的坏消息令局面愈发严峻。沃尔特一直在同伊朗律师商量保罗和比尔被保释的条件。比如，他们是否需要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回伊朗接受进一步的讯问，是否能在国外接受讯问？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都不行。即便保罗和比尔被释放，也不能离开伊朗。
现在是新年前夜。佩罗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天，睡在地板上，吃奶酪三明治。即便回家他也是孤身一人——玛戈和孩子们还在维尔——而且，因为得克萨斯和伊朗有九个半小时的时差，重要的电话往往都是半夜打的。他离开办公室只是为了去看望母亲。母亲已经出院，在达拉斯的家中疗养。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谈论的也是保罗和比尔——母亲对事态的进展高度关注。
这天晚上，他想吃点热食，达拉斯正冰暴肆虐，于是他决定挑战天气，驾车前往大约一英里外的一家海鲜餐厅。
他从后门离开大楼，钻进旅行车的驾驶席。玛戈有一辆捷豹，但佩罗喜欢普通一点的车。
他很想知道基辛格现在对伊朗或者别的国家地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扎赫迪以及基辛格认识的其他伊朗官员可能都像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朋友一样——过气了，没权了。国王也是在勉强维持着王位。
从另一方面看，国王及其拥趸也许很快就需要美国的支持，先卖基辛格一个人情也不是坏事。
吃饭的时候，佩罗察觉一双大手放到了他肩上，深沉的嗓音传来：“罗斯，你在这儿干什么？新年前夜竟然一个人吃饭？”
他转过身，看到了罗杰·斯托巴赫，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罗斯的老朋友。“你好，罗杰！坐下。”
“我同家人在这儿吃饭。”斯托巴赫说，“因为冰暴，我家里的暖气停了。”
“叫他们都过来吧。”
斯托巴赫朝家人打了个手势，然后说：“玛戈还好吧？”
“很好，谢谢。她在维尔同孩子们滑雪。我必须赶回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接着他就将保罗和比尔的事告诉了斯托巴赫一家。
罗斯心情畅快地驾车返回公司。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又想到了西蒙斯上校。在所有他构想过的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中，越狱需要的时间最长——西蒙斯需要组建团队，需要训练他们，还需要准备装备……但佩罗至今还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采取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说是最后一招。在协商解决似乎可行的时候，他将这个方案屏蔽在大脑之外。他还没打算给西蒙斯打电话——他将等基辛格再找扎赫迪试试。不过，也许他可以为最终求助西蒙斯做点准备。
回到EDS公司，他找到帕特·斯卡利，后者三十一岁，西点军校毕业，瘦高，孩子气，爱折腾。他曾在德黑兰担任项目经理，于12月8日撤离回国。阿舒拉节后他返回德黑兰，在保罗和比尔被捕后再度撤离。他现在的工作是，保证滞留德黑兰的美国人——罗伊德·布里格斯，里奇·加拉格尔及其妻子，保罗和比尔——随时都能登机离开，当然前提是保罗和比尔能获释。
杰伊·科伯恩同斯卡利在一起。是科伯恩组织了撤离行动，并于12月22日回国和家人过圣诞。科伯恩正要返回德黑兰时，听闻了保罗和比尔被捕的消息，于是留在达拉斯组织第二次撤离。科伯恩温和而敦实，只有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却有四十岁。佩罗知道，这是因为科伯恩曾在越南驾驶过八年战斗直升机。尽管如此，科伯恩还是常把笑容挂在脸上——他笑起来眼角会先起皱纹，最后演变为肩膀都在颤抖的捧腹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