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 琴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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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里赵村拆迁一年之后的春末，下着小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废墟前。
龙冬用摩托车把我送到了这里。我记得摩托车从朱方镇开出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停在了一片遍地蒿草的荒墟里。龙冬说了声“到了”，就将车停在了一片瓦砾之中。他说过两个小时再来接我，随后戴上头盔，骑上车走了，把所有的惊异、恐惧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通通留给了我。
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
暮春时节的小雨似有若无，落在这片杂乱丑陋、破碎阴沉的荒野里，落在燕塘填平后长出的茂密的苇丛里，落在风渠岸那流淌着稠黑柏油的狭长水道上，也落在我衰朽的记忆深处。我所站立的地方，应当是我们家阁楼的位置。一段木梯从碎砖和霉黑的蚊帐的遮掩下顽强地露出了一角，上面栖息着一只东张西望的喜鹊。一片野生的向日葵，长在了我们家的羊圈里。越过那片肥壮的向日葵丛，就是老福奶奶家的篱笆小院。几株正在蹿杆结籽的芝麻，高出于青草、瓦砾和破旧的竹席碎片之上。再往西，就是红头聋子家被推倒的猪圈和柴屋。笨重的石槽完好无损，一只在那儿觅食的灰鼠不安地望着我，仿佛在说：
喂，你谁啊？
我走过独臂的异乡人唐文宽家。
我走过刀笔赵锡光家。
我走过门前有一方池塘的更生家。
我走过鳏夫柏生家。
我走过曾经的岳父小武松家。
我走过高氏兄弟和梅芳家。
我走过有蕉雨山房之称的赵孟舒家。
我走过村子最西头的老尼姑马老大家。
我仿佛还能听见碗盘杯盏的碰击声，听见嘈杂而遥远的人语声，听见麦秸杆和树枝在灶膛中辟扑直响，听见雨燕的啁啾，烈日下的蝉鸣，蟋蟀在床下谦卑的低吟，听到冬天的雪夜中远远的狗吠。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最后，我来到了被夷为平地的祠堂前。这座始建于宋代的赵家宗祠，在雷击和灾乱中屡毁屡修，屡修屡毁，至此荡然不存一物，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数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窝的地方，密集于枯树之巅，喳喳地叫着，盘旋不去。
祠堂前有一块村民们晒谷子的大晒场，遗落的麦粒照例在春天发芽，在晦暗的天空下长成了一块长方形的稀疏瘦弱的麦地。微风吹过，抽穗的麦秆齐刷刷地倒向一边，金黄色的麦地里，突然就露出了绿色的稻秧。一只野雉于麦地中轰然飞出，像箭一样消失在远处灰蒙蒙的荒树之中。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大人欲言又止的言谈和哀矜的目光中，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遗弃就遗弃吧，反正我还有父亲。当我的父亲在便通庵的大梁上自缢身亡后，我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可是，老福奶奶告诉我，不要紧的，我的母亲还在，她活在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哪天，当大雁北还，燕塘边的野蔷薇开出成片白色和粉色的花朵，在温暖的春风里，我的母亲就会回来。再后来，我知道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独自一人被扔在了南京城外的邗桥小镇。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刺痛感。那是因为，我从未把邗桥的那间公寓看作是永久的栖息之地。就像那个被卡吕普索囚禁在海岛上的奥德修斯一样，我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乡，回到它温暖的巢穴之中去。
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儒里赵村将被整体拆迁之后，我也没有感到怎样的吃惊。只有当你站在这片废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丽的故乡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矫情、谵妄！
三四天前的一个凌晨，我在邗桥新村的公寓里酣睡，忽然接到了龙冬打来的电话。他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春生死了”，就陷入了沉默。我刚刚从睡梦中被惊醒，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春生是谁。我问龙冬，春生是怎么死的。龙冬说他也不清楚，反正人是死了。他母亲春琴一连六七天下不了床。她既不哭，也不说话，只是两眼发痴地盯着房梁，“像是在费力地琢磨什么心事”。他和妻子夏桂秋都有点害怕。春生当年去贵州当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获悉他死讯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仍然是当初那个病弱瘦小、目光躲躲闪闪的少年。
那阵子，邗桥砖瓦厂已与上海的一家企业合作，生产钢门钢窗。我也离开工会图书馆，去了园林科养花种草，每月七八百块钱的工资，与下岗或失业相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在接到龙冬的电话后，也没向任何人请假，就在当天下午返回了朱方镇。
站在祠堂的阅台之上，在纷纷飘飞的细雨之中，想到德正在多年前就已栖身黄土，春生竟然也在不久前埋骨异乡，心里忽然有一种“活着就已死去”的倦怠之感。日来月往，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在俯仰之间，千秋邈远，岁月苍老，蒿藜遍地，劫灰满目。我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团一直亮着的暗光悄然熄灭了。
打个比方说，当你把一段花枝插于花瓶之中，只要有水，花的生命仍在延续。也就是说，在花枝上含苞欲放的花朵，或许一度更为艳丽。不过，由于被剪断了根茎，无论如何，你不能说它是活的。但作为正在开放的花朵，它确实一息尚存，确乎未曾死去。
将死未死之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是一片令人生疑的虚空和岑寂。
我正打算绕过祠堂的瓦砾堆，爬上一道陡坡，去新田转转，就听见了远处隐隐传来的摩托声。龙冬那虚幻不真的身影，在空濛的水雾的折光中颤动着，一点点地浮现出来，被更生家的池塘挡住了去路。
龙冬“哔哔”地按了两声喇叭，远远地向我挥手。
我坐在龙冬的身后，双手搭在他瘦削的肩胛骨上，沿着一条宽阔的黄泥大道返回朱方镇。乱针似的细雨仍在斜斜地飘落，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天空陡然间变得更加阴沉幽暗，但也不是全黑——就像《诗经》中所说的“如晦”，其实并不是如墨般的黑暗，而是灰灰的一派清冷，暧昧不明，随着摩托车的行进而缓缓移动的地平线上，甚至还透出了些许薄薄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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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冬将摩托车推进院门，停在了一棵枣树下。他的妻子夏桂秋正在廊下剥着蚕豆，招呼我进屋吃饭。春琴换了一身水蓝色的新褂子，匀了脸，盘了发髻，正在灶下烧火。看到我进门，春琴冲我笑了一下，问我要不要把身上淋湿的衣服换下来。可她也就这么一说，过后就忘了。倒是桂秋听见婆婆的这句话，赶紧去里屋找出了一件龙冬的夹克，不由分说，帮我把衣服换了下来，将湿衣服拿到灶下去烘烤。
老家拆迁后，安置房的水电还没有通。春琴和儿子、儿媳，从新珍表姐的手里租下了一处小院，算作过渡。这处幽僻的宅院，应当就是琴师赵孟舒自尽前最后的造访之地。至于说新珍的表姐（还有粮管所的罗站长）又搬到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朱方镇的这三四天中，春琴一次也没有向我提起她的弟弟春生。她不提，我也不便贸然动问。在我小时候，隐约就听到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俚语：像春琴家那样倒霉。他们家原先有六口人，日子虽说不算富裕，也是中上人家。她的祖父、父亲和最疼爱她的哥哥，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且死得不明不白。她本人在十五岁那一年，嫁给了四十出头的赵德正。后来她母亲也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去了千里之外的贵州。
现在，这个弟弟也不在了。
一天晚上，龙冬在陪我喝酒时，眼里泪光闪烁，偷偷地对我道：“我真担心她跨不过这道坎。你回来一趟，打个岔，谢天谢地，这事总算过去了。如果单位没什么要紧的事，不妨在家多待两天，陪她说说话。”
可我的看法与龙冬完全不同。
我知道，春琴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暗藏着一种远比悲伤可怕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厌倦。那是一种预先接受了最后的结果（死亡），硬起心肠，决意在这世界上再耽搁几天的麻木和呆钝。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她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其实并不在看你。她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走神。她在对你微笑的时候依然眉头紧蹙。她在跟你说话时言不由衷。仿佛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她全然无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夏桂秋不时地往我杯中斟酒。她跟着龙冬叫我舅舅。这个来自皮村的姑娘，表面上看，有说有笑，一点也不像春琴向我抱怨的那样凶悍。她一连两次借故与婆婆搭话，脸上带着笑（甚至，她在第二次与婆婆说话时，还伸手捋了捋她的胳膊）。可春琴一直阴沉着脸，只当听不见，对儿媳的真情假意，完全不予理睬。桂秋讪讪地瞥了我一眼，有点下不来台，又不便当场发作，脸色陡然间也变得很难看。稍后，她心绪烦乱地往嘴里扒饭时，不小心咬破了嘴唇。看着餐巾纸上殷红的血点，我暗暗有些担心，桂秋勉强咽下去的这口恶气，迟早会变着法子发泄出来。
等到吃完午饭，春琴去厨房洗碗的这个当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将一条热毛巾递给我擦脸，随后扬声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么特级飞行员喽，什么特训大队长喽，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宝货。等到那飞机从半天空往下一掉，轰的一声，腾起一片火来，连尸骨都化成了烟，被风刮得没影了。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口口声声威胁我，让她弟弟回来收拾我，来呀，你怎么不让他来收拾我的屄。”
桂秋在说这番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婆婆在厨房里可以听到。碗碟在搪瓷盆里的碰撞和刮捎声突然停了下来，厨房里一片静寂。
短短半分钟的停顿过后，春琴仍接着洗碗。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敌，就算多年的积怨与争斗压在心里不吐不快，春生刚死，桂秋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已经不能用“恶毒”或“令人发指”来形容了。直到这时，我才忽然想明白，当初龙冬与夏桂秋谈恋爱时，春琴为何要不顾性命地加以阻拦。当然，春琴成天挂在嘴上的那句“迟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绝非是一时气话。
本来，我昨晚已经答应龙冬在朱方镇再住两天，到了这时，我只得暗暗在心里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便在当天下午就返回邗桥。奇怪的是，不论是桂秋、龙冬，还是春琴，都没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和春琴沿着杂乱而潮湿的街道往前走。我记得当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时，走的是同一条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无任何遗存可以让我去辨认过去的岁月。二十四年的光阴，弹指而过，不知所终，让回忆变得既迟钝，又令人心悸。在经过一家水果摊时，春琴忽然站住了。她问我，知不知道一种名叫海洛因的东西。海洛因与赵锡光偷偷种在院里的鸦片相比，到底哪个更毒？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正想着如何跟她解释，春琴已经转过身去，向水果摊的老板询问芦柑的价格了。她要给我买点芦柑，让我带在路上吃，对我的劝阻完全不予理会。
老板斜靠在一个木椅上看电视。他懒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说了一个价格。春琴还了价，老板就不耐烦地朝她挥了挥手，决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犹犹豫豫地往前走了几步，还是站住了。她又回过身去，再次来到了那家水果摊前。她撩起那件水蓝色褂子的下摆，斜着身子，从夹袄的侧兜里往外拿钱。那些花花绿绿、币值不一、叠得整整齐齐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皱巴巴的手帕里。老板把称好的芦柑扔给她，带着一种嫌恶的神情，从她手里接过钱，看也不看，一把丢在了放钱的硬纸盒里，仍旧转过身去，瞧着电视机的荧屏，咧开嘴笑。
当年朱方汽车站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被推平了。售票处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边的站牌下等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