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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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莲卡是退休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她坐在院子里的门廊上，在想事。苍蝇纠缠不休地叮着人，十分令人讨厌。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天很快就要黑了。一堆黑色的云雨正从东方推移过来，并从那里吹来一股潮湿的空气。
库金，一个剧院的班主、“季沃里”游乐场的老板（他就住在这个院子的一个厢房里）正站在院子的中央，望着天空。
“又要！”他懊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是故意跟我作对！这是要我上吊，这是要我破产！每天都要赔上可怕的一笔钱！”
他双手一拍，继续对奥莲卡说：
“您瞧，奥丽加·谢苗诺夫娜，这就是我们所过的日子。我真要大哭一场！尽管你不停地工作，尽心尽力、夜不能寐，总想把工作干得更好一些，可结果又怎么样呢？首先，观众是没有礼貌的野蛮人，我想给他们一些优秀的小歌剧、幻梦剧、最好的演唱家，但是，他们难道需要这些吗？他们难道看得懂吗？他们需要粗俗的表演！给他们一些鄙俗的东西就行了。其次，您就看看这天气吧，几乎是天天晚上下雨，从五月九日开始下，后来就连续不停地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六月，简直可怕！观众一个也不来，可是戏院的租金我还不得照样付？演员的工资不也得照样发吗？”
第二天傍晚，乌云又逼近了。库金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说：
“那又怎么样呢？要下就下呗！就把整个花园灌满水吧，把我也淹死吧！让我这辈子和下辈子都倒霉吧！让演员们把我送交法庭吧！法庭算得了什么？干脆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去好了！干脆送我上断头台好了！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一样……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着库金的话，有时热泪盈眶。终于，库金的不幸感动了她，她爱上他了。他又小又瘦，脸色蜡黄，鬓发向两边分开，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一说话就撇嘴。他总是灰心失望的样子，但他还是引起了她对他的真正的深厚的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她就不行。以前她爱她的爸爸，现在他有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坐在圈椅上，呼吸困难。她爱过自己的姑妈，她姑妈常常是隔两年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早一点，她在上初中的时候，曾爱过自己的法语教师。她是一个娴静的、心地善良的、富有怜悯心的小姐，目光温顺而柔和，身体很健康。她那胖胖的玫瑰色的脸蛋儿，她那长有一颗黑痣的柔软而又白净的脖子，她那一听到什么开心事就在脸上绽开的善良而又天真的笑容，男人要是看见了，就会想道：“是的，真不错……”并且也会微笑起来。那些做客的太太们呢，则情不自禁地常常在谈话中间忽然拉住她的手，满心高兴地说：
“宝贝儿！”
她从出生之日起就一直住在城边茨冈区这所房子里。它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把这房子登记在她的名下。每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的奏乐，爆竹噼啪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自己的命运作战，而进攻他的主要敌人是冷漠的观众。她的心甜蜜地屏息了，因此她无法入睡。当早晨他回到家里时，她就轻轻地敲敲自己卧室的窗户，透过窗帘只对他现出她的脸和一个肩膀，温柔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便结婚了。等他好好地看清了她的脖子和丰满健康的肩膀，便双手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是幸福的，可是他结婚那天和后来整个晚上都下雨，灰心失望的表情一直没有从他的脸上消失。
婚后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她管卖票，照料游乐场的日常事务，记账，发工资。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她那可爱、天真、灿烂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口里，时而在后台，时而在小卖部里闪现。她还常常对自己的熟人说，世界上最出色、最重要、最必需的东西就是戏院，而且只有在戏院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和有人道精神。
“但是他们懂得这些吗？”她说，“他们只要看粗俗的表演！昨天我们上演了改编过的《浮士德》，几乎全部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和我给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就相信好了，剧院准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将上演《俄尔浦斯在地狱》，您就来看吧。”
关于剧院和演员，库金说什么，她都重复一遍。她也和库金一样，瞧不起观众，因为观众对艺术冷漠，无知。彩排的事她也干预，去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们的行为。遇到地方报纸对剧院有不满意的评论时，她就哭鼻子，然后到编辑部去解释。
演员们喜欢她，称她为“万尼奇卡和我”，或“宝贝儿”。她同情演员，有时借点钱给他们。要是她偶尔受了骗，她也不告诉她丈夫，而是自己偷偷地哭一会儿。
冬天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他们把本地剧院整个冬天都租了下来，然后短期地或者出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出让给魔术师，或者出让给本地的业余爱好者演出。奥莲卡长胖了，她心满意足，满面红光；而库金则瘦了，黄了，他抱怨亏蚀太多，尽管整个冬天的生意并不坏。天天晚上他都咳嗽。她就用马林果和菩提树花煮水给他喝，用香水给他擦身，拿柔软的披巾把他裹起来。
“你多么让我心疼！”她十分诚恳地说，一面抚平他的头发，“你真是我心爱的人！”
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期，他到莫斯科去请剧团。没有他她就睡不着觉，老坐在窗口望着星星。这时她就把自己比作母鸡，当公鸡不在窝时，母鸡也是整夜睡不着觉，心神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要耽搁一段时间，写信说，要到复活节才能回来。信里还交代了“季沃里”的几件事。可是在受难节的前一个星期，忽然深夜响起了不祥的敲门声。有人使劲敲门，就像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没有睡醒的厨娘光着脚踏着水泥地，跑去开门。
“劳驾，开门！”有人在门后用喑哑的男低音说，“有你们的电报！”
奥莲卡过去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现在她不知为什么，愣住了。她用发颤的手拆开电报，读到如下的内容：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天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何何安葬请吉示。
“何何安葬”——电报里就是这么写的。还有一个更不能懂的“吉”字。下面是歌剧团导演的签字。
“我的亲人呀！”奥莲卡放声痛哭起来，“万尼奇卡，我亲爱的！为什么我以前会与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并爱上你啊？你把你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啊？……”
星期二库金被安葬在莫斯科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就回到家，刚踏进自己的房间，就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声音大得连邻院都听得见。
“宝贝儿啊！”邻居们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亲爱的奥丽加·谢苗诺夫娜，妈呀，多么难过！”
三个月后的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回家，还在服丧期间，她十分悲伤。正好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是从教堂回家，与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戴一顶草帽，穿着带有金链子的白色坎肩。他的样子像是地主，而不像商人。
“一切事情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奥丽加·谢苗诺夫娜，”他带一种同情的语调庄重地说，“如果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也是上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开一点，多忍受一点才对。”
他把她送到围墙门口，向她道了别就往前走了。这之后，她整天都听见他的庄重的声音，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他的黑胡子。她很喜欢他。看来，她给他也留下了印象，因为不久后就有一位她不大熟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这位太太刚在桌边坐下，就立即谈起普斯托瓦洛夫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可靠的人，并且说，所有的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愿意嫁给他。过了三天，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拜访来了。他坐的时间不长，不过十分钟，而且说话也很少，但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整宿都没有睡着，浑身发热，像得了热病似的。第二天她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很快就商定了婚事，随后便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与奥莲卡结婚后，生活过得很好。通常他在木材厂里上班，直到吃午饭，然后出去办事。这时奥莲卡就代替他坐在办公室里，记账，出卖货物，直到傍晚。
“如今木材年年都涨价，每年涨百分之二十。”她对顾客和熟人说，“请主宽恕我们吧，过去我们卖的是本地木材，如今呢，瓦西奇卡每年都得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要多少运费啊！”她说，现出害怕的样子，用双手捂住了脸，“要多少运费啊！”
她觉得，她好像已经做了很久很久的木材生意了，生活中最重要、最不可少的就是木材，什么长方木、原木、薄木板、薄木包板、板条、毛板……这些词在她听来都有一种亲切的、动人的东西。每天晚上她睡觉的时候，都梦见堆积如山的木板和薄木板，梦见一长串看不到尽头的大车载着木材运到城外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她还梦见一大批高十二俄尺、宽五俄寸的原木竖着移到木材场去，打起架来了，于是原木、长方木、毛板彼此碰撞着，发出干木材的沉闷的声音，全都倒了下去，然后又都竖了起来，相互重叠起来。奥莲卡在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便温存地对她说：
“奥莲卡，你怎么啦，亲爱的？在胸前画个十字吧。”
